80后女警如何温暖问题少年

    摘要：庭审结束几天后，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社工高翔突然接到看守所的通知：“小东希望和你见面。”这一次，小东的话让高翔震惊：“我想等再开庭时告诉法官，我身上还有其他的案子，也是强奸。我想把自己做的都说出来，这样以后从监狱出来，就能干干净净地做人了……”以下，便是公安民警、司法社工挽救一个个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故事。

    齐艳艳走进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看到了低着头、全身瑟缩的马越（化名）。

    她29岁，他16岁。她是警官，他是小偷。

    想让他开口，她先要找到线头，解开他心中的死结。

    齐艳艳所在的，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查中队。这支在公安机关内部成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查专职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尚属首例。

    “80后”女预审员齐艳艳和同事们，每天都面对一群“活”的难题——1996年后出生的问题少年。

    “我偷东西，你不骂我？”

    2014年11月26日，在提讯室，齐艳艳看到的是一个身高不到一米六的黑瘦孩子。马越死死盯着墙角，脸上露出一副不屑的表情。提讯在马越心里，不过是再“骗”一次罢了。

    马越的父母都是北京人，可他却选择在外面漂泊，靠捡垃圾、偷东西生活。因偷盗摩托车，他被抓了起来。

    他为什么有家不回？齐艳艳没有严词厉色，而是问了一个和盗窃案不相干的问题：“马越，你怎么穿得这么少，冷吗？告诉阿姨。”

    马越本来低着的头一下子抬了起来。他奇怪地看向这个女警：“我偷东西，你不骂我？”

    “今天阿姨不想知道你偷东西的事。你能不能告诉阿姨，你为什么不回家？”

    马越沉默了一会儿，说：“阿姨，我没有家。我爸妈离婚了，后妈对我不好，老打我……”

    在对话中，齐艳艳才慢慢了解到，马越爱练武术，亲生母亲给他报了武术学校，可后来学费被后妈拿走了，他被武术学校赶了出来。“在这样的环境下，他逐渐变得缺乏安全感，也再不相信周围的人了。”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司法保护部分，特别强调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预审大队副大队长刘浩说，他兼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查中队中队长。

    他介绍，2013年4月，预审大队首先成立了6个专门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案件审查室，选派责任心强的女民警开展未成年人预审工作。经过几轮筹备，2014年7月1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查中队正式挂牌成立。

    齐艳艳和同事所承担的，就是刚性惩罚之外的“柔”。

    “大家所熟悉的，往往是像《重案六组》里面那些英姿飒爽的刑警，其实，我们就是站在刑警、派出所这些一线兄弟们身后的人。”齐艳艳说，“如果把每个案件比喻成一个故事片，刑警队、派出所负责提供素材，预审负责整理、编辑。当然，我们的工作不是编故事，而是要百分百还原真相。”

    他们要追寻的，除了案情真相，更有问题少年背后家庭教育、心理问题的真相。

    刚受理小胡的案子时，预审民警蒋雯也不明白：500元，为什么能让17岁的男孩对同学挥刀相向？

    因为500元的房租欠款，小胡和同学发生了争执。随后，他买了一把水果刀，尾随同学，挥刀欲将其杀害，因同学反抗而未能得逞。

    蒋雯在中队的提讯室里，迎来了小胡的妈妈。

    修改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它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司法机关在对涉案未成年人进行调查时，应当有包括其法定代理人在内的合适成年人在场，以保证未成年人在合法、公正、舒适的情况下，理性对待调查。

    但实践，比法条复杂得多。

    涉罪未成年人的家长应该安静旁听、陪同犯错的孩子，但现场“经常出现变数”。预审员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有的家长会突然情绪激动、大哭，还有家长“护短”、干扰民警的讯问，对承认犯罪事实的孩子大喊：“你再好好想想，你没有做过，不要承认！”

    小胡的妈妈就是如此，在提讯室里泣不成声。旁边坐着的男孩皮肤白皙，个子高挑，眼神中透露出满满的敌意，时不时翻着白眼。

    蒋雯把这位母亲请出提讯室安抚情绪，她却还在为孩子找借口：“民警同志，求求你们放了我儿子吧！他是我们唯一的儿子，从小我们都很惯着他。他其实很要强，只要有一点事情不顺心，就会发很大的脾气。这次肯定也是被欺负了，才会犯错误的！”

    小胡的父母平时工作繁忙，小胡都是交给奶奶看管。小胡的奶奶对孙子更加娇惯，有时小胡父母想管一管小胡，奶奶就护着拦着，又吵又闹。久而久之，小胡的性格逐渐变得偏执起来，不管他提什么要求，家里人都会尽力满足，不敢忤逆。

    安抚完了母亲，蒋雯又要面对大吼大叫的男孩儿：“你们不就是想定我的罪吗？你们都是针对我……”

    面对小胡的谩骂，蒋雯只是笑了笑：“你是不是很害怕？”

    小胡愣了，一下就大哭了起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面对这样的孩子，最重要的不是审讯，而是放低自己的姿态，走到孩子的心里，跟他做朋友。只有让他知道，有人信任他，有人相信他可以改好，才能消除他们内心的犯罪意图。”齐艳艳在审案心得中这样写道。

    “他们都是犯错的孩子”

    在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走进孩子心里的，还有一群不穿警服的人。

    2014年5月，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社工高翔在看守所第一次见到了穿着囚服的小明。这个17岁的男孩儿白净瘦弱，坐在专门的讯问椅上，低着头。民警问一句，他喃喃地答一句，和“凶狠的杀人犯”对不上号。但他刚举着刀，几乎把人砍死。刀刀砍向可能致命之处，被认为“情节恶劣”。

    高翔是来为小明充当“合适成年人”的。在少年的法定代理人、亲戚、老师等24小时内无法通知、不能到场时，司法机关可以通知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高翔将维护小明的合法权益，并履行监督、沟通、抚慰、教育等职责。

    他能在最快时间到达看守所，为小明充当“合适成年人”，是因为2013年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建立了全国首家驻看守所青少年司法社工站。

    “未成年人案件的预审过程中，倡导社会专业力量的介入，帮助涉罪少年顺利回归社会，成为国内外少年立法和司法的普遍要求。”刘浩说。

    他介绍，海淀公安分局预审大队探索创新管理格局，引入社会专业力量介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查过程，针对涉罪未成年人、违法未成年人、未成年被害人，开展了一系列教育矫正、支持服务。

    截至2014年年底，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已经承担合适成年人服务1100余次。司法社工可在民警不在场的情况下，与未成年嫌疑人进行谈话交流。他们的羁押必要性评估结论，也成为警方“取保”的重要参考依据。

    高翔习惯于称这些少年嫌疑犯为“孩子”。不管他们所犯的案是偷窃、强奸，还是杀人，他都称为“犯错”。“无论他犯了什么错，受到了怎样的司法审判，他们都还是孩子，他们的生理、心理还不成熟，需要鼓励和抚慰，给他们希望，好好引导。”

    见小明的第一次，高翔向他打招呼，介绍自己的身份。小明看了他一眼，稍点了点头。

    高翔已经帮助过100多个孩子，对这种反应，有心理准备。“帮教不能求快，只能循序渐进，慢慢来。”

    他和小明两周见一次面，刚开始，只字不谈案情。“先和他开玩笑，聊生活经历，转移他的注意力。小明喜欢看书，我就给他带书。”看守所里举办背弟子规比赛，高翔和他一起背、一起练习。“慢慢地，我也把生命教育、司法知识穿插在谈话里。”

    小明终于不再低着头沉默，他告诉了高翔自己的故事。

    这个来自四川的留守儿童，父母外出打工，由奶奶抚养长大。小明努力学习，成绩很好，但这一切，都被初二时偶然在家翻出的文件改变了。

    “那是一份离婚证明。”高翔说，“他以为在外一同打工的父母，实际上，在他小学五年级时就已离婚。他觉得被骗了，无心学习，只好把心事吐露给熟悉的班主任。后来班主任换了，唯一的倾诉对象也没了。他就不念初中了，和朋友一起来京打工。”

    到了北京，没有了佩服他的同学，没有了一直鼓励他、称赞他的老师，只有严厉的店长和辛苦的工作。巨大的落差，让小明觉得“失去了地位，没有尊严”。

    终于，店长以“工作懒散”为由辞退他时，“长久的压抑爆发了”。他计划了两天，在第三天的时候，把刀砍向了店长。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预审大队政委刘军告诉记者，家庭、学校甚至执法部门，都会对未成年人犯罪有着重要的影响。

    “孩子是家庭的核心，家庭教育方式如何，直接影响着一个孩子未来的发展。‘子不教，父之过’，父母要多和孩子沟通，让孩子远离不良群体的影响。学校教育如果不能保证对每个孩子公平对待，也很容易使部分孩子产生心理失衡，从而做出极端行为。”刘军说。

    提到杀人，小明一直想不通，还觉得自己委屈：“别人对我斩尽杀绝，我就只能杀了他。为什么别人欺负我，我还得在看守所？”

    高翔没有给小明讲道理，而是放了一段孕妇剖腹产生孩子的视频。“我告诉他，历经难以想象的疼痛，小生命才得以降临人世。”

    他记得，看完视频后，很长的时间里，小明仰靠在椅子上，时而看看天花板，时而看看高翔，时而看看地上，“没有像之前一样的紧绷”。这个孩子使劲憋着，不让眼泪流出来：“我太冲动了，伤了自己，也毁了别人的生活……”

    从这一天起，高翔知道，这个孩子终于“能够面对自己的错”了。

    与问题少年的“斗智斗勇”

    在城镇化大潮和手机、互联网的普及下，城乡之间的界线逐步被消解，越来越多的农村未成年人涌入城市。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预审大队警官李建军认为，像小明这样的农村进城少年，已成为涉罪未成年人的“重灾区”。

    “预审中，我们面对的很多孩子，完全生活在社会关注的空白点上。”李建军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类沦落到犯罪的孩子有三个共性，“一是通常在上学的年龄来到大城市，无法、或者不愿意继续学业；二是失去了家庭监护，只能靠自己谋生；三是因为年龄，找不到正常的工作，或者打黑工。”

    面对这些过早进入社会的孩子，民警、社工们往往需要“斗智斗勇”。

    “我们得了解，这些孩子平时喜欢什么、关注什么。比如，他们玩得最多的网游，就是《火线穿越》和三国类网游。”李建军说。

    “为什么喜欢玩这类网游？因为他们在虚拟社会中，可以形成完全的场景控制。”李建军说，有一个犯下盗窃案的少年对他说：“我在游戏里，想杀谁就杀谁。”

    与此同时，预审民警、社工也得“学习”这些游戏的装备、对应点卡、等级体系。民警的一句“你现在玩到第几级了”，就可能打开一个冷漠少年的“话匣子”。

    高翔也曾改变过一个少年“头头”小东（化名）。

    2013年4月，小东因涉嫌强奸罪，被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逮捕。当时，他只有15岁。

    高翔对小东并不陌生，已经多次在团伙犯罪的案卷上看到这个名字。一个未及15岁的少年，已经长期带领一帮“哥们儿”，偷窃、抢劫、寻衅滋事。

    翻供、不认罪，是小东面对所有人的“家常便饭”。面对高翔，小东也总是有意避开任何违法行为，“炫耀”他和朋友的娱乐和经历。

    高翔少有地觉得，“后续工作很艰难”。但他没有放弃。从小东被逮捕到开庭审理的半年时间里，他和小东进行了10多次谈话：“倾听他对生活的想法，为他联系朋友，鼓励父母为他存取衣物、前来探视，邮寄给他喜欢的歌词……”

    民警、社工改变的每一个孩子，最终都要在法庭上经受“大考”。

    “孩子能否直面法庭的压力，正确面对自己的过错，是判断我们工作效果最直接的标准。”高翔说，“开庭审理是最严肃、也是最压抑的环节，更是孩子们的考场。”

    小明一改高翔初见时的样子，在法庭上坚定地说：“我愿意向被害人赔偿，愿意接受司法惩罚，愿意在看守所好好改过自新。”

    小东的改变，则没有这么平静。

    在法庭上，小东依然不断地否认。当证据一件件被出示，小东突然开始用双手重重地扇自己耳光，反复喊：“我认罪，都是我的错，我请求法官重判我，我所做的事情我一个人承担……”法警立刻控制住小东，给他戴上手铐，避免他进一步伤害自己。

    庭审结束几天后，高翔突然接到看守所的通知：“小东希望和你见面。”这一次，小东的话让高翔震惊：“我想等再开庭时告诉法官，我身上还有其他的案子，也是强奸。我想把自己做的都说出来，这样以后从监狱出来，就能干干净净地做人了……”

    高翔差点说不出话，低声问道：“你觉得自己可以接受更为严厉的刑罚？”小东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留下了一句“谢谢你”。

    马越给齐艳艳的“礼物”，则是一封字体歪歪扭扭、短短的感谢信：“我谢谢阿姨对我的好，我也谢谢叔叔阿姨们，我出去不偷了，我改过自新，要做好人。我要听我爸爸的话，还有我爷爷奶奶的话，我要好好学习。”

    “随着现代少年司法理念的确立，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面对未成年人，我们执法部门也要逐渐转变理念，要以‘打击为辅，教育为主’。在最后一个环节上，给孩子鼓励和希望，挽救每一个走到社会边缘的孩子。”刘浩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