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深度剖析王弼《周易注》与东晋官方易学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王弼《周易注》立于官学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反映了魏晋义理易学取得了官方意识形态地位。遗憾的是，由于古代文献中没有王弼《周易注》立于官学的明确记载，因此学术界在王弼《周易注》立于官学的时间问题上众说纷纭，有西晋初年说，有西晋中后期说，有南朝刘宋时期说等，时间跨度从西晋初(265年)到刘宋元嘉十九年(442年)，长达170多年。
《晋书·苟崧传》与《通典》卷五十三记载，东晋初建立太学时，易学领域设置的博士为“《周易》王氏”。因为对文中的“王氏”理解不同——是王弼还是王肃。学术界分为以下两派，并由此衍生出关于王弼《周易注》始立官学的种种假说。
其一，“王氏”为王弼。主要依据是两晋时期玄学清谈风靡一时，王弼《周易注》社会影响极大，压倒了郑玄、王肃注。因此王弼《周易注》在西晋时期已立于官学，东晋初年玄学名士当权，恢复太学时自然沿用王弼，而非王肃。至于王弼注立于太学的具体时间，有两种：一是余嘉锡的西晋初年说：“元帝时所立，实是弼注。西晋初年，清谈盛行。疑弼注已立博士099二是王志平的西晋中后期说，因为这个时期玄学思潮才占了绝对优势，“则王弼学之复兴在西晋中叶以后，至西晋末尤甚”。其二，“王氏”为王肃。该派认为西晋时期王弼立于官学的说法没有任何史料依据。属于思想史上的推测。甚至整个东晋时期王弼易学都没有立于官学。其依据是《南齐书·陆澄传》载陆澄《与王俭书》中，陆澄追溯东晋初期立易学博士时，说王导、庾亮放弃了王弼注而选择了郑玄注——“舍辅嗣而用康成”。至于王弼《周易注》立于官学的时间，张轶依据陆澄《与王俭书》“元嘉建学之始，玄、弼两立”一文，认为是南朝刘宋元嘉十九年(442年)国子学建立之时。
笔者认为上述两派的观点各有得失：其一，“西晋说”的长处是将这个问题置于时代精神变化的大背景中考察，看到了王弼易学东晋时期立于官学的历史必然性；问题是在没有历史文献支持的前题下，不能靠推理将这一时间定为西晋时期。其二，“南朝说”的长处是比较稳妥，以元嘉十九年王弼易学立于官学，下限是没有问题的；弱点是忽视了时代精神的巨大变化，影响了对陆澄《与王俭书》的理解，以致将这一时间大大延后，置于魏晋玄学思潮已衰退的刘宋时期。因此，解决这一课题的出路，是在魏晋南朝政治与学术思潮变化的背景中，调动更多的文献资料，重新解读陆澄《与王俭书》这一核心史料。陆澄与王俭书信交流发生在永明三年(公元485年)，背景是南齐政府建立了国子学，博士陆澄就《易经》、《春秋》诸家注本的取舍与《孝经》是否立于官学问题，向尚书令王俭所作的建议；王俭回信表达了自己观点。该段文字较长，仅摘引与《易经》相关内容如下：
(陆澄)寻领国子博士。时国学置郑、王《易》，……乃与俭书论之日：“《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弥天地之道，通万物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间五传，年未为远，无讹杂之失。秦所不焚，无崩坏之弊。虽有异家之学，同以象数为宗。数百年后，乃有王弼。王济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顿废前儒。若谓《易》道尽于王弼，方须大论，意者无乃仁智殊见。且《易》道无体，不可以一体求；屡迁，不可以一迁执也。晋太兴四年，太常荀崧请置《周易》郑玄注博士，行乎前代。于时，政由王、庾，皆俏神清识，能言玄远，舍辅嗣而用康成，岂其妄然。太元立王肃《易》，当以在玄、弼之间。元嘉建学之始。玄、弼两立。逮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置王，意在贵玄，事成败儒。今若不大弘儒风，则无所立学，众经皆儒，惟《易》独玄。玄不可弃，儒不可缺。谓宜并存，所以合无体之义。且弼于注经中已举《系辞》，故不复别注。今若专取弼《易》，则《系》说无注。……”
俭答曰：“《易》体微远，实贯群藉，施、孟异闻，周、韩殊旨，岂可专据小王，便为该备?依旧存郑，高同来说……”(《南齐书·陆澄传》)
上述文字可以看出南齐国子学中，郑玄与王弼两家《周易注》并立——“时国学置郑、王《易》”，而学术界易学主流已是王弼义理易学，似乎有人主张废郑玄而立王弼。作为国子博士的陆澄本人偏好象数易学，为了保住郑玄的官学地位，他向尚书令写了此文。他在文中追溯了易学传承的历史：从孔子学生商瞿经五代传至田何，田何是汉代各派象数易学的鼻祖，郑玄则是汉代象数易学的集大成者，属于易学正宗。而曹魏王弼义理易学诞生后影响甚大，逐步成为主流学术思潮，经过东晋时期的长期并立，到刘宋元嘉十九年颜延之主持国子学工作时竟然废除郑玄，独尊王弼。尽管郑玄《周易注》属于正宗易学，但是鉴于王弼易学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因此他主张保持现状，郑、王两立。陆澄在《与王俭书》中，回顾了东晋官方易学的历史，为我们考证王弼《周易注》始立官学的时间，留下了重要线索。
陆澄在《与王俭书》中明确指出王肃《周易注》始立东晋官学的时间为太元年间。“太元立王肃《易》，当以在玄、弼之间。”这句话的意思是，太元年间将王肃《周易注》立于官学，与郑玄、王弼注，三家并立。文中的“之间”，是指“之中”的意思。如《南齐书·高帝纪》载王俭《策齐公九锡文》：“曾不崇朝，新亭献捷，信宿之间，宣阳底定。”王肃易学立于官学的具体时间不详。据《宋书·礼志一》记载，太元九年(384年)，尚书谢石提出恢复国子学的奏议，被孝武帝采纳。“烈宗纳其言。其年，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殷茂为祭酒，车胤为博士。学术界一般认为，在这次建国子学时，在易学领域增补了王肃《周易注》。无论王肃易学究竟是哪一年立于官学，据陆澄关于太元时期郑玄、王弼、王肃三家并立的说法，王弼易学已立于官学应当是没有问题的。笔者曾以此为据，认为王弼易学在太元年间立于官学。现在看，这个观点需要修正。因为这只能证明王弼《周易注》立于官学的时间，不可能晚于太元时期，而不是王弼易学始立官学的时间。
既然其它文献中没有王肃《周易注》在太元之前曾立于官学又被废除的说法，那么，《晋书·荀崧传》与《通典》卷五十三记载，东晋初建立太学时设置的“《周易》王氏”，只能是王弼的《周易注》了。笔者认为，东晋建武元年十一月至太兴二年六月之间，王弼《周易注》已经立于官学了。太兴四年东晋政府在荀崧建议下所立郑玄易学，属于增补性质。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将《晋书》中苟崧上疏中的相关文字摘引如下：
时方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仪礼》、《公羊》、《觳梁》及郑《易》皆省不置。崧以为不可，乃上疏曰：
“……伏闻节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旧置十九人，今五经合九人，准古计今，犹未能半，宜及节省之制，以时施行。今九人以外，犹宜增四。愿陛下万机余暇，时垂省览。宜为郑《易》置博士一人，郑《仪礼》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毂梁》博士一人。……”
元帝诏曰：“崧表如此，皆经国之务，为政所由。息马投戈，犹可讲艺，今虽日不暇给，岂忘本而遗存邪。可共博议者详之。”议者多请从崧所奏。诏日：“《毂梁》肤浅，不足置博士，余如奏。”(《晋书·苟崧传》)
由此可见，苟崧上疏时，太学中已有五经博士九人。东晋太学建立的时间是明确的——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十一月。据《晋书·元帝纪》记载，在王导、戴邈的建议下，时为晋王的司马睿下令于该年“十一月……丁卯……立太学。”东晋初期百废待兴，建立太学需要一定时间，可能到太兴二年(219年)六月，才确立五经(《易》《书》《礼》《春秋》《诗》)博士，名额是五人。《晋书·元帝纪》日：“(太兴二年)六月丙子……置博士员五人。”作为五经之首的《周易》，其博士不可能空岗，“王氏”至少此时已立于官学。从建武元年(317年)至太兴四年之间太学的草创过程，所立博士数额，史书记载不一，有五人说，八人说和九人说。因这个问题与本课题无关，在此不作深入探讨。太兴四年苟崧上疏时，博士已为九人，易学领域更不可能空缺。苟崧说的很清楚，他的要求是在九人之外再增补四名：“今九人以外，犹宜增四。……宜为郑《易》置博士一人，郑《仪礼》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毂梁》博士一人。”司马睿否定了《毂梁》博士，并于该年三月下诏，同意增加其它三种。《晋书·元帝纪》：“三月，置《周易》、《仪礼》、《公羊》博士。”结论是明显的：太兴四年之后，东晋官学中应是王弼、郑玄两家《周易注》并立。
这个并不复杂的问题，因陆澄《与王俭书》的另一段文字，而变得扑朔迷离：“晋太兴四年，太常苟崧请置《周易》郑玄注博士，行乎前代。于时，政由王、庾，皆侑神清识，能言玄远，舍辅嗣而用康成，岂其妄然。”这旬话的大意为：太兴四年，荀崧要求将郑玄易置于官学，朝中当权派王导、庾亮属于玄学家，却废弃了王弼《易》，改用郑玄《易》。这段文字与历史记载冲突，因为前面的文献已经表明，苟崧的建议与司马睿的批复，都属于“增补”性质，与已经立于官学的“《周易》王氏”无关。其实，齐梁之际的学者对东晋早期官学的情况，普遍不清楚。例如与陆澄同时代的沈约(441-513年)，在《宋书·百官志》中就承认对东晋初年太学的情况并不是非常了解：“(博士)魏及西朝置十九人，江左初减为九人，皆不知掌何经。”在易学领域，留下“《周易》王氏”这个模糊记载。沈约是大史学家，尚且如此，陆澄(425-494年)也不会例外。《与王俭书》写于永明三年(485年)，与东晋太兴时期已相隔160多年，陆澄对其中的历史细节同样不可能更清晰。作为象数易学的信仰者，陆澄为了力挺郑玄《周易注》，不惜采用了夸张表述。例如，陆澄在信中说，太兴四年执政大臣为王导、庾亮，明显不符合历史实际。庾亮在太兴时期的官职是“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与王导不可同日而语。到明帝继位后，庾亮地位才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与王导并立的执政大臣。为了烘托郑玄易学的重要性，陆澄说法未必可信。
最后一个问题是，太兴四年之前东晋官学中的“《周易》王氏”，是否有可能是王肃《周易注》，太元年间是再次恢复吗?回答是否定的——没有可能性。因为东晋初期经学博士的变革，并非仅仅是数量的改变——从西晋十九名博士减为九名，而是一场针对王肃经学的“学术政变”。众所周知，西晋十九博士中，王肃一人的注解便占其中九个——除了《春秋》公羊、毂梁二传外，王肃对《周易》《尚书》《毛诗》《周官》《仪礼》《礼记》《左传》《论语》《孝经》的注解，全部立于官学。而东晋初年九博士中，大多数沿用了西晋的模式，郑玄所注经典保留了五种，唯独没有王肃的踪影。很明显，这次经学变革的最大特点就是驱逐王肃学说。这一现象不是偶然的，是两晋之际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变迁在经学领域的反映。
曹魏西晋时期士族社会中．存在着玄学名士派与礼法派的冲突。魏晋之际礼法派的政治代表是司马氏皇权，而王肃则是该派的经学家。借助与司马氏皇族的姻亲，王肃经学成为西晋官学中的主流，达到鼎盛。玄学名士派，从曹魏正始名士到西晋中朝(元康)名士，尽管思想影响逐步扩大，政治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但是并没有真正掌握国家政权。这种状况在两晋之际的大变局中发生了根本改变。西晋元康名士南渡创建了东晋王朝，实际上掌控了国家政权，而司马氏皇权则相对衰弱。后人称这一时期为士族寡头政治，也称之为“门阀政治”。东晋初期，以王导为代表的东晋中兴名士是政治当权派，他们对魏晋之际司马氏皇权与礼法派迫害玄学名士的历史深恶痛绝。王导与温峤给司马绍所上的历史课，便是明证。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着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世说新语·尤悔》)
在司马懿父子诛夷玄学名士的魏晋禅代道路上，王肃无论在政治上与思想上，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周易研究。因此，在东晋初期恢复太学制度过程中，全面驱逐王肃经学，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太元时期王肃易学一度恢复也不是偶然的，与这个时期晋孝武帝试图振兴皇权有关。不过，这仅是昙花一现．如同司马氏皇权一样，王肃易学的没落命运也是无法改变的，到南朝彻底退出官学，以致在流传中散失。从王肃《周易注》残留的佚文看，其理论方面也存在致命缺点：既不能如郑玄的象数易学那样。以卦气说沟通天人之际，也不能如王弼的义理易学那样，阐述深刻的哲学理论。所以一旦失去特定的政治环境则必然灭亡。
王弼是魏晋玄学的奠基人，其《周易注》表达了玄学名士的哲学理念。以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是东晋中兴名士最崇尚的理论学说。《世说新语·文学》记载，宰相王导与殷浩、王潆、王述、桓温、谢尚等青年名士清谈至夜半三更，高兴地说：“正始之音，正当尔耳!”《晋书·卫蚧传》记载，卫玢渡江南下，在王敦军府中与名士谢鲲清谈，王敦感叹：“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东晋初期社会上流行“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其中的“王”。指王导与王敦代表的玄学名士；“马”，则指以司马睿为代表的司马氏皇权。．王导与王敦是东晋初期政治当权派中的实权派。在王导的建议下，东晋初恢复了太学，易学博士为王弼《周易注》是顺理成章的。此外，东晋张瑶的《周易集解》也可以间接印证王弼《周易注》是东晋初太学中的“《周易》王氏”。
张璠《周易集解》是魏末至西晋时期二十二家《周易》注释的汇集。笔者对其人其书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撰写了论文《张瑶(周易集解)考》，张璠生卒年不详，东晋初任秘书郎、著作郎，而所著《周易集解》收录的二十二家易学人物却没有一人活到东晋。笔者经考证得出的结论是，张璠虽然被题为东晋人，而其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西晋度过的。在永嘉之乱中渡江南下时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东晋建立后不久便逝世，故其收录的二十二位易学家均为曹魏正始至西晋人．排列以作者年龄先后为序，从正始玄学家开始。因此，不收录魏初人物王肃(195年生)，属于正常。这些易学家中，年龄最大的是钟会(225年生)，年长王弼(226年生)一岁，可见《周易集解》没有收录王弼的注文，则属于不正常，而且所用版本也是以向秀《周易注》为底本。合理的解释是：东晋初太学建立，官方教材即为王弼《周易注》。作为秘书郎、著作郎的张璠编一部义理易学的参考书《周易集解》时，自然不会再多此一举，摘引王弼《周易注》了。
综上所述：在中兴名士的推动下，王弼《周易注》太兴二年(319年)六月始立官学。太兴四年(321年)东晋政府在苟崧建议下将郑玄《周易注》立于官学，属于增补性质。太元九年(384年)又增补了王肃《周易注》，与郑玄、王弼并立官学。南朝时期，王肃《周易注》被逐出官学，郑玄、王弼两家长期并存。王弼义理易学的影响日益扩大，最终战胜了郑玄象数易学，在唐朝官学中一家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