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书铁契，金匾石室，藏之宗庙”，唐代铁券的形制与颁赐情况
引言
铁券，是封建帝王犒劳开国元勋和有功大臣的一种奖赏和荣誉。颁赐铁券，是奖励功臣并使他们免受惩罚的凭证，代表着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和恩宠。
唐代帝王为了巩固政治统治，笼络和驾驭悍将功臣，曾多次向他们颁赐铁券，数量和范围也不断增加扩大，并逐渐成为当时皇帝颁赐的一种常制。在唐代，统治者出于种种目的，颁赐了大量的铁券。铁券在唐代的政治生活中，具有浓郁的政治性功能。因此，进一步深入了解唐代铁券相关的内容十分必要。
一、铁券的渊源与形制
铁券在西汉时，称之为“丹书铁契”，也称之为“符”。从“铁契”这个名词来看，体现了很明显的盟誓契约形制。而将铁券称之为“符”，也是侧重于铁券作为盟誓信物的特征。
铁券不仅仅是一个铁片，上面还刻有文字，且文字是用颜色来填涂的。早期券文大多是用朱砂来填字的，后来冶金技术不断发展、提高，铁券上采用镶嵌方法，用黄金或白银来填嵌贴券上所刻的文字，显示统治者对盟誓的庄严和工程煌煌显赫之功。
《金史》中记载：
“铁券，以铁为之，状如卷瓦。刻字花襕，以金填之。外以御和宝为合，半留内府，以赏殊功也。”
通过上述史籍记载，我们仅仅了解铁券大致概貌。这种形状和用金填字的方式一直被沿袭到明代。
西汉初期，铁券券文并没有形成严谨的格式。到了唐朝，铁券制度得到充分发展，铁券上的卷文也随着发生了变化。其主要标志是铁券券文已显程式化。唐朝铁券券文是用皇帝的名义镌刻上去的赦文，因此，铁券券文形成了一定的格式。此后，铁券上的券文格式被后代所继承。
历代王朝颁赐铁券颇多，或因毁于战火，或因朝代更替，铁券大多遗失殆尽。而据悉，青海省档案馆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收藏了三件铁券实物，都是明代之物。我国目前保存最早的铁券是唐昭宗颁赐给钱穆的铁券，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二、唐朝时期的铁券颁赐
铁券起源于我国封建社会西汉时期。自产生以来，封建统治者根据统治需要不断更改铁券功能和使用范围，魏晋南北朝时，铁券增加了免死的功能。到唐代，铁券制度有了更大程度的变化发展，颁赐对象也根据统治者的喜好要求而有所扩大。
唐代李渊建国之初，国家仍存在大量的割据分裂势力，为吸取千代教训，巩固新生政权，李渊在颁布的《褒勋臣诏》诏书中，以“太原首功”的嘉奖理念，赐予李世民、长孙刘弘基、大将军窦琮、柴绍和吏部殷开山、鸿胪卿、刘世龙等十七位开国功臣免死特权。
高祖认为酬开国功臣之功勋，非“官爵之荣”所能代替，故尊崇旧典，赐有“别恩“，便采用了赐予免死特权的非常之法。此外，在大唐政权的建立过程中，这些开国元勋都曾立下过汗马功劳。皇帝对他们颁赐的免死嘉奖,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能对巩固新生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颁赐铁券较少。高宗时令新罗、百济用铁券盟誓。武则天时期，武则天用铁券让李武两个家族盟誓两则铁拳活动，在唐代乃至在整个铁权制度史中都是一个亮点。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对铁券的颁赐较为严格，态度也是谨慎的。
中宗和睿宗颁赐铁券，与他们重登皇位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都是在兵变之下拥立即位的。因此，他们即位后便给这些拥立的功臣给予奖赏，铁券便成为非常重要的奖赏手段。中宗复位后，不仅给发动“神龙政变”的张柬之五人颁赐了铁券，还对武三思、杨元琰等参与政变的十六人都进行了铁券颁赐，极大地扩充了铁券颁赐的人数范围。
先天二年（713）七年四日，睿宗传位于李隆基。此后，唐朝开始进入新时期，玄宗时期既是李唐王朝由极盛时期，也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为了边疆安宁，宣扬国威，玄宗对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多用赏赐铁券的方式来羁縻安抚。此外，玄宗还将铁券赏赐给宠臣安禄山，史载天宝七载（748）“六月庚子，赐安禄山铁券”，铁券的赏赐却没能令安禄山衷心效忠于李唐王朝，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起兵叛乱。
唐朝中期安史之乱之后，代宗曾大量颁赐铁券奖赏安史之乱中的靖难功臣，以及平定叛乱的大臣。对于叛乱后归降的将领头目，代宗为笼络和安抚他们，减少不同割据之间的对抗和斗争，对他们颁赐铁券以示奖励。
代宗对安史降将田承嗣、张忠志和李怀仙等人赐予铁券，饶恕他们不死，并任命他们为朝廷的各级管理，让他们为朝廷服务。但代宗的这些姑息措施，反而加剧了藩镇头目的叛乱。藩镇头目们，在自己的番地上养兵筑垒，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形成与朝廷的对衡的局面。代宗时，田承嗣曾两度反叛和归顺，朝廷为减少争端，安抚叛乱将领，仍旧两次对其进行铁券赏赐。
唐德宗即位后，由于地方梁崇义势力强大，为安定朝廷局势，德宗颁布《与梁崇义诏》赐予梁崇义铁券，特许其免死的恩惠，以“忠规益励”和颁赐铁券来化解梁崇义等人的反叛之心。唐德宗时期，藩王李纳、田悦和李惟岳联合叛乱，政局更加动荡不安。经历了“泾师之变”后，德宗不幸出逃，将军李晟召集大批人马和军队顽强抵制，最终平定了叛乱，收复京师。德宗为嘉奖其功勋，为他立碑致词，并赐予铁券，免除十死。
随着唐朝晚期，政治危机的加重，朝廷内部日渐腐朽，地方藩镇再次掀起反叛高潮，僖宗和昭宗为获得朝廷的短暂安宁，不断加大对藩镇强将的铁券赏赐。在光启三年，节度使朱全忠因镇压黄巢有功，僖宗为其建政德碑，并赐予免死铁券。景福二年，节度使李茂贞恃宠若娇，与凤翔节度使王行瑜联合反叛，昭宗在发兵征讨失败后，为息事宁人，依然赐予两人“尚父”的称号，并颁赐铁券。
在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吐蕃、契丹和唐王朝都有着长时期的交好。随着吐蕃、契丹实力的不断扩大，与唐的矛盾也逐渐突出，唐统治者为减少边境战事，笼络各藩酋部落和少数民族，也多次对藩酋首领进行铁券颁赐。
三、唐代铁券颁赐所反映的问题
从唐代颁赐铁券对象的整体来看，在唐中后期，以武将获赐铁券者甚多，文臣能获赐铁券的寥寥无几。获赐铁券者，大多是“善骑射”、“善弓矢”、“骁悍”，以军旅而进的武将。
值得注意的是，唐中后期，获赐铁券者不再是以武将为主，多为藩镇节度使，如安禄山、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等。唐代获赐铁券者中不少是藩将，这无不与唐朝重视边疆藩将政策有关。陈寅恪先生指出，藩将与李唐一代“至深至巨”、“相始终”。唐朝采取以夷制夷，冀图利用他们游牧民族身上继承的勇武善战的特征来维护边疆之安宁，取得积极有效的的成绩。
唐初铁券的颁赐在对象、资历、威望等各方面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只有对国家有重大贡献才有获赐殊荣。故而在安史之乱之前，获赐铁券者多为朝廷重臣、贵胄子弟。总体来说，这个阶段，唐朝统治者颁赐铁券态度较为谨慎，数量也相对少一些。
安史之乱后尤其是唐末，铁券的褒奖和安抚功能，效果与唐初迥然不同。安禄山叛乱后，唐朝中央控制力虚弱，为了早日平息安史之乱，代宗在广德元年（763）七月，颁赐了大量的铁券，多达30余人。至唐末，统治者赏赐铁券要求不断地降低，这时有不少并无功勋显著者也能获赐铁券，滥赏的结果使神圣的铁券遭到蔑视，一些获赐者往往恃劵骄恣益加骄恣跋扈，甚至公然对抗朝廷者，如田承嗣、李茂贞、王行瑜等人。
唐末，获赐铁券的强藩悍将在势力强大后，欲图灭唐取而代之。天复四年（904）八月，朱温弑杀昭宗。开平元年（907）四月，朱温在大梁即帝位，史称后梁，唐朝至此灭亡。
结语
综上所述，唐代因时因需颁赐了大量的铁券。唐初铁券颁赐的对象主要是开国元勋，中、睿宗时期主要是颁赐给拥立功臣，玄宗时期主要是颁赐给少数民族首领。
唐代铁券颁赐多是在开国、政权更替和动乱时期，最为显著特征是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线，将唐代的铁券颁赐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后，铁券颁赐的对象范围明显扩大，上至贵族，下至寒族。
在铁券颁赐的过程中，不仅颁赐铁券的对象发生变化，也呈现了诸多的时代特征。中央政府强盛时，颁赐铁券可以达到宣扬皇权，巩固社会的和谐统一，发挥了有效的、积极的作用。皇权衰弱时，统治者常常不惜赏赐铁拳以姑息、安抚，甚至在唐末有所泛滥。
随着堂中央集权日益衰弱，藩镇势力增强，铁拳政治功能也日益衰落，终究未能挽救唐朝最终走向灭亡的政治末路。
事实证明，铁券不是万能的。
参考文献
《新唐书》
《旧唐书》
《唐会要》
《唐大诏令集》
《隋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