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传统相声（一）
究竟什么算是传统相声，什么算是新派相声，这个似乎没有一个严格的区分，只是按照时间的节点来做的一点区分。不过就是我们后来说，前辈艺人为我们留下的这些传统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是精华和糟粕杂糅在一起的，那么好的作品自然是精华为主干，也有一些格调相对比较低的作品，还有就是我们俗称的“荤相声”。不过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年代了，原本很多不能说，或者只能小声说的东西已经可以堂而皇之的出现了，尤其是爱情的很多部分。
同所有的民间文学一样，传统相声有它的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和师承性特点，一般没有专业作者，也没有固定的文学底本，往往经过了无数艺人的实践，经过了观众的选择、比较，最后才成为臻于成熟的作品。前面，我们所到的一些名家的代表作，也并不尽是他们个人的手笔，只是由他们表演或至多由他们进行了某些处理，其中凝聚的仍是几代艺人的共同劳动。因此，被保存下来的传统作品数字并不精确，据说有六百多段，但是解放后纪录成稿的仅三百段左右。而这其中内容也有重复或雷同，手法也间有彼此穿插和近似之处。
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是传统相声的主干。纵观三百多段篇目，不难发现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特别是沿海城市发展变化的轨迹。实际上，它是一幅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如早期的作品多把矛头对准贪官污吏和封建军阀。其中对官府的腐败、官吏的贪婪、军阀的骄横和虚妄的揭露，是这些作品重要的思想特色。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相声在城市“底层”流传，这一时期的作品则集中揭露变态社会人们的变态心理，诸如阿谀奉承的恶习，敲诈勒索的伎俩，尔虞我诈的关系，醉生梦死的生活等，形成了一付光怪陆离的“社会相”写照。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相声演员往往通过对他们自己生活的描绘，曲折地反映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历史灾难。旧中国是一个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社会，相声里散发的臭气，反映了旧中国的腐朽。
取材于民间笑话的作品，在传统相声里为数不少，它们大多被进行了积极地改造，割除了某些原始自然状态的东西，往往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比如对于愚蠢的讽刺往往以县官为“模特儿”,目的是曲折地反映现实生活里那些贪污吏。对于自私和吝啬的讽刺也往往和现实生活的世态结合起来，揭示那种“无官不贪，无商不奸”的社会本质。对于虚伪的讽刺更是以尔虞我诈、你欺我骗的世态炎凉为背景。如《性急》与《火烧裳尾》的笑话，本来只写“急脾气”和“慢性子”两种人的性格特点，一个是火烧了衣服也不着急，一个是看见了“慢性子”的举动就突然发火。但在单口相声《日遭三险》里，却以这两种人为线索，着重写一个贪婪的县官要寻找这两种人(还有另外一种爱小便宜的人)为他个人的私利服务，以至遭到“搬起石头打自己脚”的后果。曲折地反映了当时人民对统治者的憎恶感情，讽刺锋芒和现实意义都更加突出。
有关文人的传说也是民间文学的一项内容，多半有些历史的依傍，往往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其情节和人物都经过了群众的改铸。它们一旦被吸收到相声里来，便被赋予了更为浓厚的夸张色彩，几乎毫无历史根据，只有再创作的艺术形象。比如孔子，在民间传说里有《孔子和采桑娘》的故事，描写他“在陈绝粮”的窘态，而在相声里则成了更为尴尬的人物。《吃元宵》嘲笑他如何把“一文钱一个”改 为“一文钱十个”,不仅毫无廉耻地吃了人家的元宵，而且还摆出一付“温文尔雅”的样子。在《抬杠铺》里，对一个普通“杠头”所提出的种种问题，他居然张口结舌、无言答对，说明这位“圣人”是并不那么高明的。
文化典籍的素材也经常被相声所吸取。它们不仅是被铺陈、演绎，而且常常被夸张、歪曲。诸如《批聊斋》、《批三国》、《歪讲四书》、《歪讲三字经》等，都是用“歪讲”、“曲解”的方法，巧妙地介绍这些著作，目的是制造笑料，反映作者机敏、智慧的眼力，常常嘲笑那些不懂装懂的人。《歪讲三字经》、《歪讲四书》等还反映了市民对这些僵死的经典嗤之以鼻的轻蔑态度。
取材于语言文字游戏的，多具有久远的历史传统。相声继承并发展了历史文化，如《打灯谜》、《猜字》等灯谜酒令，《对春联》、《金刚腿》等联诗对句，《吕林炎圭》、《江河湖海》等拆白道字，《抢三本》、《小孩语》等顶针续麻，都表现了汉语语言文字的魅力及相声演员的聪慧机敏，是一种有益的知识性、娱乐性作品。往往在发展中还尽量溶进一定社会生活内容，如《五人义》、《打油诗》等，就是在哑谜、十七字诗中穿插进朋友、兄弟之间的矛盾关系。
至于历史人物和历史掌故的作品多被吸收到单口相声里。它们近似一种艺术的“导体”——一头结在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身上，一头又被相声大量地夸张和敷衍。多是借历史的躯壳抒发今人的感情。如《珍珠翡翠白玉汤》中的朱洪武形象，就是今人形象地评价历史人物的表现。《连升三级》也是假张好古之名讽刺崇祯皇帝和魏忠贤一流。
传统相声是一块吸水力很强的海绵，是一个无铁不吸的磁体。它在生活“底层”里存在，就千方百计地吸取各种营养，为壮大自己的肌体奋斗。纵观几百段传统作品，几乎每一段都有它素材的根源。由评书摘选改编的《山东斗法》、《江南围》、《硕二爷》、《古董王》,由戏法“说口”提炼而成的《俏皮话》、《反正话》,由市声生发而来的《学吆喝》、《卖布头》,以及摹拟、串演戏曲的《全德报》、《黄鹤楼》、《汾河湾》,乃至乞丐行乞的“数来宝”、浪迹江湖的“拉洋片”等等，都成为相声的题材、体裁、形式、风格等方面摄取营养的对象。
传统相声的思想价值，集中在它的揭露和讽刺传统上。其锋芒所向往往直指最高的封建统治者皇帝。如《改行》描写在“国丧”期间，全国禁止娱乐活动，人民一律服“断国孝”。而艺人在此期间无法生活，以至连最出名的演员也不得不改行做小生意。作品生动地描绘了许多著名艺人弃艺改行的惨状，连著名京剧老旦也不得不去卖菜。他不会吆喝，又习惯了舞台的台步，只能用京剧唱腔来报出所有的菜名，当他已疲惫不堪时遇到了唯一的买主——一个要买他黄瓜的老太太，他撂下担子一抚肩膀感到无比疼痛，不由失声叫了一句京剧道白：“苦哇!”谁知竞引起老太太误会：“噢，黄瓜是苦的？不买了……”艺人的遭遇是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缩影，也曲折地控诉了统治者是如何践踏艺术。单口相声里有不少情节曲折、笑料横生的“大笑话”。它们多以娓娓动听的故事、含蓄的笔法，愤怒揭露了最高统治者及其党羽间的尔虞我诈、贪婪虚妄、昏庸无能的本质。《君臣斗》揭露了君臣之间的勾心斗角，形象地说明了仕途升迁并无必然的根据，往往只是封建皇帝的一句戏言。《知县见巡抚》把那种在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靠钱捐官的黑幕讽刺得淋漓尽致。且看题名为《属牛》的单口相声小段：
……京南有个保定县，后来改名叫新津县，这个县管十八个村子，十八个村子的进项连人家那零还不够哪，这个县进项小点儿，这就是知府生钱的道儿!知府不用去搂，叫知县搂去，给他往嘴里抹蜜。宁河县不是进项大吗，你要不运动知府，他把你调动了。这位知府把新津县调宁河县去啦，把宁河县调新津县来啦。新津县愿意啦，来个肥缺，那宁河县受得了吗？到这时候宁河县就得给知府送礼，可不敢送钱。一送钱落个贪赃，让御史一知道，全刷下来啦!怎么办哪？知府一年办两回事就得啦，办两个生日，他一个，他太太一个。到办生日啦，是他的属员都到班房那儿去打听：
“大人快办生日啦？”
“啊!”
“几儿几儿几儿?”
“啊，几儿。”
“大人想让我送点什么礼?”
“那我哪知道哇!你爱送什么送什么呀!”
“大人高寿呢？”
“五十六哇。”
五十六，送点什么合适呢？得想想，一想啊，五十六岁属鼠的，嗯，上金店给打个金耗子，金子是一寸见方十六两啊，这金耗子一尺二寸，这一根尾巴一根条子都不够，俩眼睛两块钻石，五克拉八一个，拿这个金耗子往寿堂上一摆，知县得在旁边盯着，好让知府看见它。这知府到时候得上寿堂转悠转悠，理着小胡子，看看各样的礼物。一眼瞧见啦，要是份量轻，就是一层皮，就搁那儿啦!这一拿没拿动，看了看下款，一看知县在旁边站着哪，一拍这知县的肩膀：
“太好啦，太好啦，这个真可心，这个真可心!”
这就是告诉那知县：“你放心吧，你那儿坐着吧，我绝不调你。”又说：“这手工太巧啦!”
手工巧干嘛呀，他说那份量太大啦!
“哎呀，你怎么这么用心哪，你就知道本府我是属鼠的!哈哈，就打一个金鼠。好!用心!啊，下月太太生日，太太比我小一岁。”
弄去吧!小一岁，属牛的，你给他弄个金牛得多少钱哪!老百姓还活得了活不了？！
这种讽刺是愤怒的，又是不着鞭痕的。它以被讽刺对象自己的行动来展示其丑恶的灵魂。传统相声生长在旧社会，往往不采取直言其事、正面抨击的方法。常运用曲折迂回的手段。诸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字象》、《揣骨相》、《牙粉袋》等都是这样的方式。它们对于世态炎凉的揭露，也几乎触及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如讽刺趋炎附势的《顺情说好话》、《扒马褂》,讽刺贪小吝啬的《守财奴》、《白吃侯》,讽刺吹牛撒谎的《说大话》、《画扇面》,讽刺江湖生意和江湖术士的《相面》、《拔牙》,以及讽刺油滑世故的《揭瓦》、招摇撞骗的《骗剃头挑》等等，都活画出腐烂发臭的社会相。再如仅带“论”字的作品就有《当论》、《赌论》、《嫖论》《哭论》、《窝头论》等数篇。《当论》揭露以实物为抵押的高利贷者，是怎样乘人之危不择手段地敲诈勒索。一件衣物到了当铺手里往往被贬得一文不值。请看：
拿起皮袄来先喊：“写!”这儿喊“写”呢，那位写票的先生把笔准备好了，净等写什么东西和号头儿。“写!老羊皮袄一件……”我一听，不对呀，我爸爸那件皮袄是二毛剪茬儿呀。得啦，老羊就老羊，反正赎的时候你得给我这件东西。他往下一褒贬可难啦。“老羊皮袄一件，虫吃鼠咬、缺襟短袖、少钮无扣，没底襟、没下摆、没领子、没袖头儿!”我说：“你拿回来吧，我赎出来成搌布啦！”“……你这皮袄没带包袱皮儿，得包纸。”我说：“多少钱一张啊?”“两毛一张。”“好，您给包一张吧。”“一张太少，包四刀!”——我把皮袄给他还得找他钱哪。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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