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岁学者何兆武去世，他的西南联大《上学记》轰动一时

5月28日，两位知名人文学者何兆武和章开沅相继去世，历史学界、社会科学界失去了两位著作等身、年高德昭的师长。消息传来，许多人通过回忆老人说过的警句、重发他们写过的文章，以此表达纪念。

何兆武：爱自由、好读书

“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了，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在个人口述史《上学记》中，何兆武这样写道。

直到90多岁高龄时，他依然没有停止每天阅读的习惯。今天上午，99岁的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在北京停下了漫长的生命步履，他手中的书页也定格在了这一天。

何兆武出生于1921年，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

作为翻译家和思想文化史学家，何兆武把大量精力和思考注入了严肃的学术著作。他的学术著作有《近代西方思想史》《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等。他的译著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和罗素《西方哲学史》等，更是影响了几代学人，对国内思想哲学领域的开辟和推进影响巨大。

思想论著之外，何兆武的人生感悟和性情，则经由轻快的文字缓缓流淌在《上学记》之中。在这本书里，他记录了1920年至1940年代末学生时代的旧事，其中尤以他在西南联大求学的岁月为主，蕴含着一位知识分子对20世纪历史的反思。

在这本书里，他不避讳议论前辈作家与学者的道德文章，也不避讳谈论自己对时代与历史的反思，自由地抒发性情，说了很多真话、心里话。这本口述史出版后，意外地得到了许多读者的关注。如今，随着他的逝世，其中一些名句也在网络重新流传开来。

比如，在谈论鲁迅和巴金的文章时，他直言自己不喜欢巴金的文章，并写道：“我认为，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完善都需要正视自己的缺点，惟有如此才能真正鼓舞士气，才能真正进步，否则徒然助长虚骄之气，是没有好处的。”在谈论名利时，他写道：“人生一世，不光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不管你如何奋力，如何着意，还是如何漫不经心，结果都是一样的，名字一边写，一边随流水消失了。”

何兆武十分怀念在西南联大的学生岁月。在《上学记》中，西南联大时期是他讲述最多的内容，“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他认为，西南联大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在战争动乱年代培养出一大批人才，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自由”。

章开沅：四度请辞“资深教授”

今日辞世的另一位学者是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95岁的历史学家章开沅。他祖籍浙江吴兴县，1926年出生于安徽芜湖，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历史系，在美国奥古斯坦那学院获得荣誉法学博士，在日本创价大学与关西大学获得名誉博士。

章开沅长期在华中师范大学任教，是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现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的创办人和领导人。1984年至1990年间，他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2018年12月，他获颁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自1954年起，辛亥革命研究就是章开沅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他的著作《辛亥革命史》是全球第一部研究这一主题的大型专著。

章开沅一直十分关心中国的教育事业。他曾发文批评学界不良风气，比如导师成了领着学生做项目的“老板”，而学生则成了“打工仔”。他认为，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应该是世界上最纯洁和高尚的关系。老师要尊重自己，这种尊重不是因为有了某种专长而自高自大，而是一种高度的自觉和责任感，表现为对学生的关怀。否则，老师就不称职。

章开沅曾经四度提出要辞去“资深教授”。学校曾经挽留，但因老人态度坚决而最终同意。他曾经自嘲：“人文社科领域的资深教授，后边带着括弧，标注‘等同院士待遇’。”

2014年4月16日，88岁的章开沅将原本可以保持终身的“资深教授”头衔正式交了出去，一同失去的还有等同于院士的待遇，以及一年10万元的津贴。辞去教职当天，他还宣布，不再接受媒体采访，回归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