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眉山考察，前往三苏祠了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情况。新华社记者谢环驰摄

5天前（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眉山市考察，专程前往三苏祠，了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情况。这里是北宋苏洵、苏轼、苏辙“一门父子三文豪”的苏家故居。林语堂在《苏东坡传》的序中曾写道，“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前几年电视连续剧《清平乐》中多有演绎过的三苏与欧阳修的情节；网络上亦曾有这样的评论“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三苏祠的故居怕不能尽显一个有趣的灵魂。恰在5月底，人民文学出版社在B站上重播了去年夏天的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才智从诗词与北宋文化角度诠释了“千古文人一东坡”，让人感受到华夏大地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折射出的向难而乐、初心始终、浩然正气。

5月29日，陈才智从诗词与北宋文化视角讲解苏东坡，此为当日B站截屏

“一”的唯一性：守其初心，始终不变

讲座的主题“千古文人一东坡”是陈才智自己定下。他讲苏东坡在过去的920多年中，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这个“一”字非常重要。

在历代大家总结苏东坡的时候，英雄所见略同地，都没有将苏东坡归为某一类别。就其诗文画而言，苏东坡虽在文章上被归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书法上有“苏黄米蔡”的合称，但这些都只描述了他的一部分。陈才智说，有个说法叫做“苏海”。喻指苏轼其人其作那种海涵地负的浩瀚气象。林语堂写道,“在一个多才多艺，生活中多彩多姿的人身上，挑选出他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倒是轻而易举。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初苏东坡的全貌。”

陈才智也说，苏东坡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千年英雄，千古文人，千古风流，都可以作为这个“一东坡”的注脚。这就是“千古文人一东坡”的这个“一”的解题，在这七个字当中，尽管它笔画最少，但位置和意义都至关重要。

 三苏祠内的“守其初心”巨石

“一”字，陈才智分析道，也可以做“初心”之解。《说文解字》第一个字就是“一”，许慎的解说是：“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许慎的解说，如果追溯其源，其实来自《老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不仅是语言学，也是中国哲学重要的原初性概念。“一”就是万世万物的开始，万物莫不有始，“始”就是我们的初心，就是我们的起点。

在三苏祠博物馆中，也有一块“守其初心”的巨石，出自苏轼《杭州召还乞郡状》。是苏轼坚守政治操守，为百姓做事的初心显现。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近千年后，中国共产党人为“初心”赋予了全新的内涵。

“识字农耕夫”：寄寓了“富民、安民”的儒家理想

 作为农耕夫，苏轼发明、改造了劳动工具或餐饮名食，如东坡肉、东坡巾、东坡帽等

为了效仿崇敬的对象白居易，苏轼在被贬黄州时开始了农耕。与白居易不同之处在于，陈才智说，白居易，他看到普通百姓很辛苦，只会在旁边，默默反思，反躬自省，不会亲自去下地，动手耕种。而东坡居士不是，因为是被逼到了这个份儿上，他不种地的话，就得饿死。所以，从“少年辛苦事犁耕”开始，苏轼始终未辍耕耘。同时，他也以东晋末年的陶渊明的耕作为自己的榜样。苏轼的《庆源宣义王丈》中写道，“吏民莫作长官看，我是识字耕田夫。”直把自己称作是识字耕田夫。作为一个耕田夫，苏轼自己是有实际开垦经验的，而且发明改造过很多劳动工具，有些是标上了东坡牌，就像东坡巾、东坡肉、东坡肘子一样。

农耕，不仅仅是苏轼应对生活的一时权宜之计，也体现了苏轼的儒家思想。陈才智认为，儒家思想基础就是农耕，吃饱了才能谈仁义礼智，因此，封建社会一直不鼓励商业经济，与苏轼同时代的王安石搞改革，搞变法，希望把国家的财政都集中到朝廷，集中到中央。苏东坡对此一直反对，站在王安石变法这一派的对立面。苏轼和王安石都主张改革，但是，不同于王安石的“理财”“富国”论，苏轼更倾向于“富民”“任人”的观点，他向宋仁宗皇帝提出的“安万民”的主张，核心就在于用儒家仁教礼义来教化万民。苏轼同情人民、关心国政、抨击时弊、干预时事之作，都是建立在这种思想基础之上的。

爱民中的平等：“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

吴官友所绘“春梦婆”传说

王安石变法曲折是非，姑且不论，只论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有几个要点，其中之一是开明政治，不能一味盘剥百姓；再一个要点是尊主泽民。封建朝代，主就是皇上、圣上、天子，既尊重这样一个天子，同时也要爱护黎民。在这两者之间，建立一种君和民之间的和谐关系，避免张力和矛盾，希望在某个点上，尊主的同时不忘爱民，这是孔孟思想的核心之一。

在苏轼身上，爱民更将“平等”贯彻到底。《东坡先生墓志铭》记载：杭州人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宋史》等正史，也采录了这一材料，作为苏轼任职杭州优异政绩的重要佐证。在中国古代说爱民的文人、官、士大夫不少，但是像苏东坡这样，如果说爱民的话，他好像是俯下身的姿态来爱你，我来爱民如子。但苏东坡不是这样，苏东坡说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不端架子，不是后天的不端架子，而是骨子里对人生有一种平等意识，无论对人对物都是如此，他有一个说法，就是：“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指以物来寄寓感情，从中获得审美愉悦；留意于物，指以物来满足欲望，实现占有目的。天下的物可以寓意于其中，在其中寄予自己的情意，而不必要去拥有占有。

《赤壁赋》里，他也曾说：“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天下好的东西非我所有，只要曾经拥有，不要一世占有。这也体现在他诸多的诗文中，大家都熟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其实，苏东坡也写下诸多揭露官府不顾民众疾苦之诗，如《荔枝叹》中“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

讲座中，陈才智还讲述了“春梦婆”的故事，有一天，下放到海南的苏轼在头上顶着一个大西瓜，这是他第三次被流放，在田地里边唱边走时，一个70多岁的老太婆向他说：“翰林大人，你过去在朝当大官，经常跟皇帝一起，周围都是高官贵族，如今流落到海南儋州这样一个穷地方，现在想来，是不是像一场春梦？”苏东坡听到这个问话，如同顿悟一般，连呼大好，此后就称她为“春梦婆”。“春梦婆”故事有多风雅，当时的儋州就多蛮荒。世事一场大梦，这是苏轼常用的表述，春梦婆的故事，则将其地方化、形象化了，但骨子里是一种平等意识的停驻，才有对名利达贵的了悟。

空山、飞鸿、阅世：禅的空物我中见豁达

 飞鸿踏雪泥，渗透着禅道思想

禅宗的根本精神，是超越，所谓空物我，同生死，等贵贱，一穷达，齐出处，泯主客，除是非，破对待，一切矛盾对立都在超越的对象之中。中国士大夫多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以济世、救世、经世、拯世为理想，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求以“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但在封建社会，尤其是中央集权、积贫积弱的北宋，尽管日常生活相对安闲优越，能真正实现上述理想者毕竟凤毛麟角，因此禅宗思想成为一种心灵世界的平衡。

才气人品皆一流的苏轼，因“乌台诗案”等事件在风云变幻的仕途官场中坎坷沉浮。在苏东坡《送参寥师》一诗中，陈才智如此解读了其中的禅意。这里讲动与静、空与有的辩证关系，“静故了群动”，动和静是一个张力，“空”就是万法皆空，“空山不见人”那个空，也是佛教的核心教义之一。空和空后面的实境，形成一个张力。在这十个字当中，苏东坡想表达的，是对佛教空的认识，如果想了解动，只有在安静的时候才行。这首诗，将诗情与佛法、艺术与禅悟有机缔和，相互融贯，化禅为艺，融艺入禅，深得诗禅之妙。前八句谓参寥学佛，百念灰冷，又何必追逐我辈俗人，把诗写得如此蔚然炳耀，清警秀美。最后，归结到“空静”的眼目之上，谓排除一切外界干扰，空心凝神，静默反观，联想方能驰骋，思维方能跨跃。这同庄禅所谓动以静括、空以实迹的精神是一致的。“阅世”一句，是说经历人世间风风雨雨，尝尽喜怒哀乐的万般情思之后，杂收广采，寂然澄观，才能悟得精神的最高境界。又如“飞鸿踏雪泥”等名句，无不渗透着禅道。

北宋议论精神代表：小到鸟兽虫鱼，大到宇宙时空

有关苏东坡的传记：作者依次为林语堂、李一冰、王水照

优秀书法实践者、诗书画三绝的苏轼，在陈才智看来还有两个不可避而不谈的精神，其一就是议论的精神。

议论是北宋文化精神至为突出的一大特色。这和北宋时期宽松的文化制度、文官政治制度、科举取士制度都有一定的关联。陈才智认为，苏诗的议论化，固然有着诗歌传统的历史渊源，但能成为代表北宋一代诗歌的最突出的特色，则更有着北宋文化议论精神直接而深刻的时代影响。苏诗中的议论俯拾即是，方法的多种多样和变化万状使苏诗中的议论视野开阔，雄深博辩，气象万千。而其议论的题材内容大到宇宙时空、小到鸟兽虫鱼，广到社会人生、狭到碑刻古玩，雅到诗书画艺、俗到接物处世，近到花草木石、远到海外仙国……

如《题沈君琴》：“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一句，写二物相资为用之意。如果琴之有声在于琴，为何置之匣中则无音？如果琴之有声在于指，怎令音声无琴发于斯？乃知弦指和合，方有音色悠扬之琴声。而世间万物，亦如琴与指，彼此有因有缘，相互依恃。那“琴”分明就是外在的世界，那“指”不啻我们自己，二者因缘和合，相资为用，才能奏出悦耳悦心的乐曲。为人之学与为己之学的区别，也就在这里。将朴素的辨证思想，写得天真活泼，机趣横生。平凡中孕育着深刻，由两句问语淡淡道出，不知诗人是否亦有一番斟酌、思量和锤炼？

淡雅精神的炉火纯青：恰如其分地调和雅俗、旷萧、雄远

苏轼的行书书法

除议论外，北宋文化的淡雅精神也滋养了苏诗。

陈才智认为，就诗歌而言，在北宋初期，淡雅精神的追求和实现，经历了一个“之”字形的发展历程。先受胎于对晚唐五代非雅非淡颓靡诗风的反拨，继则是为了矫正白体诗人中只淡不雅、浅俗庸陋的偏颇，再则是意在纠正西崑派刻辞镂意、专事藻饰等只雅不淡的倒行逆施。经过这样一个“之”字形的发展历程，到了苏东坡的老师欧阳修等人发起诗文革新运动的时候，晚唐五代诗风的流弊和西崑派的颓风已大有改观。

陈才智评论道，为了有效制止了崑体浮靡诗风的蔓延，因为过于偏重功利性目的，“梅圣俞诗不是平淡，乃是枯槁”（朱熹《清邃阁论诗》）。钱锺书说他“‘平’得常常没有劲，‘淡’得往往没有味”，也就说太拙太涩。王安石是一个过渡。到了苏轼，北宋诗歌趋雅崇淡思潮的交响曲，奏出高潮乐章。苏诗真正将淡雅的追求，脱离了纯功利性目的，提高到审美的层次，妥善处理了雅俗之间、绚烂与平淡之间、人工美与自然美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朴素但却圆熟的辩证法精神。苏轼校正了只平淡不高雅，比如白居易；同时也校正了只高雅不平淡，比如李商隐。李商隐的诗歌风格，是白居易的一个反的方向，如果说白居易有多通俗的话，李商隐就有多高雅。

苏轼不将诸如绚烂与平淡，通俗与古雅、旷达与萧散、雄放与清远这几组美学范畴，看作是截然相对或判然相隔，主张在不断成熟完美的诗歌艺术实践中，以俗为雅，由绚烂归于平淡，最终达到“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境界。

三苏祠的门口

作为向900年前的翰林同事的致敬，研究北宋文学的陈才智以一对联缅怀苏轼：

诗称宋冠、词开苏辛、文追韩柳、书首四家、画擅三绝，问神州千载才人，谁堪伯仲？

扶风喜雨、西子长堤、赤壁两赋、惠州浮桥、儋耳投荒，行逐客万里宦迹，我怀先生！

2019年10月，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苏轼在《思治论》中的一句话：“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并阐释了这句话的意思：“向最难之处攻坚，追求最远大的目标。”而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亦写下：“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这恐怕也是他自己初心不变的写照。今日，遥望苏轼，丰硕的优秀传统文化中还有更多可待挖掘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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