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取名字的起源与由来,邯郸起名最好的大师

（3）谢咏老师~邯郸因何得名？

过去最流行的说法是颜师古《汉书注》所引张晏的解释：“邯”字来自山名，即古时的邯山；“单”是山脉尽头的意思，因作城廓名，所以加“邑”（阝）为“郸”。即是说，“邯郸”地名起意于邯山到此而尽，故名邯郸。该说法一直被后人奉为圭臬，从未有人提出异议，直到1965年山西侯马市出土了春秋时期的侯马盟书，上面记载了多处邯郸地名，写法却是“邯丹阝”。

除此之外，根据大量出土文物资料，春秋战国时期“邯郸”一名的写法有多种，或作“邯丹阝”，或作“甘丹”（邯郸的略写）。

从秦代起，才基本定型为邯郸二字。因此，张晏所解释的“单”是山脉尽头的意思，不足以说明“邯丹阝”二字的初始含义。

既然“邯”的初始含义是指“邯山”，那古代的邯山在哪里？根据文献标注，古代“邯山”可能是紫山的一个山峰。

郝良真说，他们曾数次到紫山考察，亲眼看到满山紫红色的石块。既然“邯”或“甘”是指邯山，那么“丹”的含义不言而喻是指红色，“邯丹阝”或“甘丹”的初始含义自然因“邯山”呈紫红色而得名了。

三千年沧海桑田

殷商后期：城邑兴起据郝良真介绍，历史文献记载，商族早期迁都邢（今邢台），晚期迁都殷（今安阳）。可见，邯郸自先商时期起，就长期处于商文化的范围内，属商都的京畿之地。邯郸文物考古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其中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商文化遗存。这些分布广泛而密集的大量商文化遗存，充分印证了邯郸在商代时期的发展。文献记载邯郸最早的时间，是商代的纣王时期。在出土的战国中期魏国史官所著史书《竹书纪年》中提到，纣王时期又扩大了都城，南至朝歌（今河南淇县），北至邯郸及沙丘（今河北平丘），都建立有商王的“离宫别馆”。此外，在殷墟（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文中，有“王往出于甘”等十余条有关“甘”的地名记载，其中大多确定为商王武丁时期（前1250年至前1192年）。多数学者认为甲骨文中的“甘”地即为今邯郸。

2000年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组织国内一批专家学者对邯郸城市兴起的年代进行了学术论证，经讨论认为：邯郸城市的兴起距今至少已有3100年，甚至早到3250年。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邯郸作为具有完全意义的工商业城市便悄然崛起。

春秋前期，邯郸的归属曾发生过一些变化，《元和郡县志》记载邯郸先属卫后属晋。根据众多史料记载，春秋后期，邯郸在农业和手工业（包括商业）方面有长足进步，经济实力大增，已经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城市经济体系。公元前492年，晋国赵氏宗主赵简子凭借实力夺取邯郸，拉开了赵氏立国的序幕。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灭掉智氏，瓜分了其领地，赵国的疆域基本形成。以“三家分晋”事件为标志，天下结束了春秋五霸争雄的局面，进入战国七雄的时代。公元前386年，赵国迁都邯郸，邯郸一跃成为黄河北岸广袤地域内最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城市，邯郸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来临了。

胡服骑射、负荆请罪、纸上谈兵……“成语之都”的“加封”正是来自于该时期的诸多知名历史事件。

而据文献记载，战国时期的邯郸冶铁、铸铜、制陶等行业非常发达。自1970年至今，在市体育场、市中心医院、工人剧院等地发现多处手工业行业的遗址，并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铁制品、青铜器、陶器。赵都邯郸的政治中心地位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城市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优越的条件。当时的邯郸呈现出学术活动频繁活跃的局面，城市文化艺术活动盛况空前。平原君门下食客三千，“三寸不烂之舌”的毛遂便是其中之一；儒家学者孔穿在邯郸与逻辑学始祖公孙龙展开“白马非马”的激烈辩论，传为历史佳话；荀况、赵相虞卿、李牧、赵奢等各派学者均在邯著书立说、辩彰学术……总之，战国时期的邯郸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中心，学术争鸣的空气相当浓厚，促进了此时期“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

在大家的观念里，战国时期的邯郸无疑是其发展顶峰，可是在真正的历史中，邯郸发展之辉煌顶峰却是在西汉后期。

战国末年至西汉初期，邯郸先是经历了秦灭赵战争的破坏，不久在秦末农民战争中又遭受武臣、赵歇割据政权的兵燹，使其原本就脆弱的城市更是雪上加霜。直到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在此条件下，邯郸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传统的城市优势再次得到飞速发展，到西汉后期便跻身当时的“五都”之列，成为仅次于长安、洛阳的全国第三位的经济中心城市。西汉时期的平帝元始年间，邯郸的人口约四五十万人，比战国时期还要多。

邯郸的手工业、商业在此时期蓬勃发展，同时赵地也逐渐形成特有的民俗和文化艺术特色。战国秦汉时期，邯郸民间文化艺术具有音乐歌舞盛行和从事倡优职业的时代风尚，能歌善舞成为鲜明特色，人们所熟知的“邯郸学步”就与当时民间音乐舞蹈艺术有着直接关系。此外，邯郸人还擅长音乐演奏和歌唱。赵国男子“悲歌慷慨”，说明男子声乐特点是悲壮激昂，极具感染力。

汉代李奇是赵国名倡；《北方有佳人》就出自赵人李延年之口。赵国女子“鼓鸣琴”、“弹弦跕躧”，显示女子擅长弹奏，能歌善舞。罗敷《陌上桑》流传数千年；汉文帝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此时，邯郸作为五都之一，不仅是一个区域经济中心城市，更是一个区域性的文化艺术中心。从此意义上说，邯郸文化艺术的发展又是建立在城市经济发达的基础之上，是适应民众生活需要而发展起来的。

邯郸在战国西汉时期持续了几百年的兴盛之后，经过两汉之交的战乱开始走向衰落，其直接的起因是刘秀与王郎的“邯郸之战”。战争无疑使邯郸的人力、物力遭受严重损耗，更为严重的是刘秀攻克邯郸后，“因攻城邑，遂屠邯郸”，实行了残酷的镇压，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和洗劫，使这座西汉时期的“名都”毁于兵燹，这次战争成为古代邯郸由盛到衰的重要转折点，邯郸逐渐从“五都”之一变为一个普通的县城，从此而一蹶不振。

东汉末年战乱再起，各地封建军阀纷纷割据称雄，北方地区长期处在社会的动乱之中。邯郸先是处于袁绍的势力范围，不久又被占据邺城的曹操集团所控制。进入西晋后，由于战乱的破坏，邯郸一带的大量居民继秦末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南迁。尤其是在动乱的十六国时期，邯郸先后处于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燕的统治之下，复杂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加快了衰落的进程。

唐朝前期，邯郸获得了百余年的社会安定，“安史之乱”后，又再次处于藩镇割据之下，社会经济得不到恢复与发展。唐代的邯郸曾出过一位著名诗人—刘言史，皮日休《唐刘言史碑》说他与李贺齐名，“歌诗千首，其美丽恢赡自贺外莫得比”。可惜，一代诗人天不假年，刘言史最后因贫困饥饿而死，他的命运终如曾经的邯郸城，短暂绽放后归于沉寂。五代后期由于战乱不止，邯郸的城市经济长期处于停滞与萧条之中。

宋金元时期邯郸商品经济虽然得到一定的发展，但战争的兵燹仍然使邯郸呈现出经济萧条、人口流迁、田园荒芜的景况。唯一值得欣慰的，邯郸的水利建设在元代时期有所发展，公元1262年，郭守敬在接受元世祖忽必烈召见时，曾面陈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所谓“水利六事”。其中，第四事内容是于“磁州东北滏、漳二水合流处，引水由滏阳、邯郸、洺州、永年下经鸡泽，合入沣河，可灌田三千余倾”。这项著名的“漳滏工程”，大约在元世祖年间建成告竣，从此古滏水改道流经邯郸城，就是现在滏阳河的流向。这一重要的水利设施不仅解决了农田灌溉问题，同时也加强了滏水的航运发展。自此，在邯郸城东柳林桥、苏曹等形成了水运码头，对邯郸城的经济交流产生重要作用，该航线也成为磁县、邯郸境内的煤炭、陶瓷及各种土货下运东北沿河各县以及天津等地的重要水路。

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邯郸城市经济发展较金元时期有了明显起色，这其中，滏阳河水运的发展对促进沿岸地区市镇的兴起和繁荣功不可没。位于邯郸县境滏阳河沿岸的张庄桥、柳林桥、苏曹等村庄，自明代以来就已经发展成为繁忙的水运码头，民间发现的苏曹船户文书，也是滏阳河船运的见证。几座邯郸境内的滏阳河桥梁，至今还能在桥两侧的拱券石上看到当年船工拉纤绳索留下的痕迹。

明代是邯郸历史上登科举第人数最多的一个时代，前后出过15明进士和67名举人。以科举进仕途最有名的是贾铨，这位其貌不扬的邯郸人在云南任职期间“政绩卓异”，后被荐任户部尚书。却因相貌丑陋遭皇帝嫌恶，故改任右副都御史。后来，他病死于任上，朝廷遣官谕祭，并谥号“恭靖”；张国彦家族，是明代邯郸最大的一门望族，尤其是“一门两尚书”（张国彦、张我续父子）在邯郸历史上绝无仅有。1980年在邯郸市西郊莲花岗出土的张国彦夫妇合葬墓志铭，较为完整地记述了张国彦生平事迹，修正了以往《邯郸县志》记载的错误。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