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 哪种荒诞？
选自〔法〕奥利维耶·托德《加缪传》
商务印书馆 2010 黄晞耘 何立 龚觅 译
《西西弗的神话》表述紧凑，语调隐含讽刺，具有一种迷惑人的明晰。这是一部短篇随笔集，没有让人费解的专业术语，文笔简洁，有时甚至过于简洁。加缪在书中谈到了世界、历史以及自己的生活。从这本书中读者可以读出多重含义。
加缪在寻找一种生活的教诲，一种超越让·格勒尼耶的谨慎告诫、超越他曾经读过的帕斯卡尔、克尔凯郭尔、尼采、舍斯托夫、胡塞尔、雅斯贝尔斯等人思想的教诲。他曾告诉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他为自己重新思考哲学问题感到高兴。这部随笔集更多具有道德意味，而不是哲学意味，或者伦理学意味，如果说道德观是旨在建立生活准则，而伦理学则旨在分析道德概念、分析对于一个提出诸如建立在上帝或者某种超验理性之上的道德评判之人而言，是否可能存在某种外在的道德观。
加缪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生活？此外，《西西弗的神话》也是一部随笔集、一篇形式完美的草稿，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篇哲理散文诗，表面上冷峻，实则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加缪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既不是体系化的，也不是反体系化的。他尊重某些学说的创立者，诸如笛卡尔、黑格尔、尼采以及以海德格尔为首、被他恰如其分称作“存在论者”的那些人。然而，尽管对他们表示欣赏，他却并不针对他们的学说展开讨论。至于那些对自然科学之外建立哲学体系的可能性提出质疑的人，诸如罗素、卡尔纳普、维特根斯坦等，他知之甚少，或者完全不了解。在那个时期，已经有人在构思建立一种更为广泛开放的、超越分析性经验主义和体系化理性主义的哲学，但构思这种哲学的卡尔·波普远在新西兰。在直至这个时期的几乎所有著述中，加缪都表达了一种生活的悲剧感，以及对那些正在建立哲学体系之人的强烈不信任。他的个性气质以及他所读过的尼采著作使他对一切传统道德都持怀疑态度。面对缺乏条理的这个世界，他所相信的是在某种可以明确表达的思想上取得微小进展。一个令他激动的问题是：当人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理性的时候，如何在一般情况下以及眼下的黑暗年代里处世？
加缪酝酿这部随笔集已有四年的时间，他仿佛是身不由己地在进行哲学思考。作为作家，他在思考美学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时并不想提出一种普世的道德观，而要构想一种个体的道德观则相当困难。加缪所看到的是一个“充斥着矛盾、悖论、焦虑和无奈的难以言表的世界”。从1938年到1941年，他在面对世界、面对历史和自己的生活时体验到了一种荒诞的感受。他的随笔集开篇铿锵有力：“判断人生是否值得经历，就是要对哲学的根本问题作出回答。”这是在以另外一种方式重申：“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我们无法确定那时的加缪一直被自杀问题吸引着，也没有任何证据资料作出相反的判断。他所体验到的，是一种深刻而又模糊的荒诞感。这本随笔集不像《局外人》完成得那么快，加缪没有将其写成自传，不过也有意识地避免过于抽象而脱离现实。该书是以第一人称写的，作为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加缪写道：“由于意识到不可能脱离自己的时代，我决定与其结为一体。我之所以如此重视作为个体的人，恰好是因为他在我眼中微不足道而且遭受了屈辱。”
1940年到1941年的法国人与法国并非微不足道，但是却遭受了屈辱。“因为知道没有什么胜利的事业，所以我对失败的事业情有独钟：它们要求人用全部的灵魂去体验，无论是对其暂时的失败还是暂时的胜利。”对这部寓意丰富的随笔集可以有各种不同的阐释，法国的失败与德国的暂时胜利是其中之一，就像同一时期构思的《局外人》一样。“对于感觉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命运休戚与共的人来说，文明的冲突带有某种令人焦虑的东西。我自己体验到了这种焦虑，同时也想在其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应该在沉思与行动之间作出选择。”加缪在对读者说话：“我告诉您，明天您就会被动员入伍。对于您和我来说，这是一种解放。”他的健康状况拖了他的后腿。然而他没有放弃行动，而是希望和皮埃尔·加兰多等人一道在奥兰采取行动。他在随笔集中宣称：“个人一无所能，然而也无所不能。”此外他还写道：“我站在斗争的一边。”对于那些蔑视人的家伙，加缪提出了也许代价高昂的挑战：“是的，人就是他自身的目的。”1941年，希特勒成了极权征服者的象征，而加缪却写道：“征服者是不会长久的，甚至其学说也不会。”他毫不遮掩自己的看法：“眼下遍布欧洲、让我们中的一些人不得安宁的坟墓极其丑恶。”负责审查法国出版业的德军海勒中尉究竟是视而不见、缺乏眼力还是宽大为怀？加缪宣称：“有荒诞感的艺术家并不珍惜自己的创作，如果需要他可以舍弃。事实上有时他的确在舍弃，只要发生类似阿比西尼亚的事件。”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作为征服者在欧洲与非洲挺进之时，加缪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当记者维持生活，同时没有放弃自己创作。
凡事普遍化是法国文化的一种倾向。加缪在谈及自己时提到了普遍意义上的人：“人正在面对非理性的事物。”普遍意义上的人并不存在，但是作为个人的加缪却时刻出现在随笔集中：“他能感觉到自己对于幸福和理性的渴望。”加缪认为自己荒诞感的根源“产生于人的呼唤与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对抗”。这是一种抒情的、几乎是诗意的说法，缺乏论证，也不比笛卡尔的“我思”更令人信服：如同可以思维一样，我也可以梦想。加缪总是用第三人称“他”代替第一人称“我”：“构成一个人的既有他做的荒唐事，也有他内心的真诚冲动。”他有时候会干出一些荒唐事，但内心的冲动是诚实的。他将大量篇幅用于讨论演员问题，因为他了解这一行当的矛盾性。演员要不断体验各种人生，既丰富多彩又各具特色。加缪总结说：“一般而言，……演员本身并不是荒诞的人，他们的命运才是荒诞的。”加缪道出了个人的看法：“然而，是否懂得人能够怀着自己的激情生活，是否懂得人能够接受激情的深刻法则，在让心灵破碎的同时又赞美它，这才是全部问题所在。”这段话所谈论的显然不是普遍意义上的人，而是加缪自己。在这段话之前，他从一个非常特殊的角度提到了逻辑问题，断言“将逻辑坚持到底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意识到：“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否具有一种可以超越它的意义，不过我知道我对这样的意义并不了解，眼下也不可能了解。”“眼下”一词让人颇感奇怪。加缪拒绝了上帝，他一面回顾自己的思想，一面试图像钻孔器一样深入弄清自己的感受以及这种挥之不去的荒诞性。在一些传统哲学家和某些作家的著作中，他也发现了荒诞的存在。马尔罗在小说中就经常提到荒诞问题，虽然没有加以发挥，正如萨特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提到荒诞一样。加缪在随笔集中顺带谈到：“一位当代作家所说的‘恶心’也属于荒诞。”这个说法并不见得准确。
加缪思考和写作《西西弗的神话》时年纪在23至27岁之间，那大约是尼采当年构思和撰写其生前唯一完成的著作《悲剧的诞生》（当时的标题为《悲剧之人》）的年纪。《西西弗的神话》其实也可以题名为《荒诞之人》。加缪所例举的荒诞之人虽然范围广泛，从唐璜到演员再到作家，但是最直接涉及的还是他本人。创作者、艺术家最受青睐，他不假思索地直接以他们为例，并不考虑他们与荒诞是否具有真正明显的关联。他大张其辞地援引了马尔罗关于论证型作家和激情型作家的观点：“伟大的小说家都是哲理小说家，即主题作家的相反类型，巴尔扎克、萨德、梅尔维尔、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马尔罗、卡夫卡都属此列。”加缪强调说：“主题小说、论证型作品中最可恨的，是那些常常依赖于某个自以为是的思想的作品。”写完《局外人》的加缪现在重新明确了自己的美学观和最喜爱的作家。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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