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为什么称为“殷商之源”？有哪些历史渊源？

二、“商”名号与商丘

“商”名号本于地名，“商”是商人祖先始封之地。《史记》记载“契封于商”，然而契所封之“商”在何处，则由于记载不详而存有分歧。《史记》三家注中便引述了郑玄、皇甫谧、宋忠、李泰等各家的观点，郑玄以为在太华之阳（今陕西商洛），宋忠以为相土就契封于商，即《左传》中阏伯所居之商丘，在宋地（今河南商丘），《水经注》中又提阏伯之商丘在故卫地（今河南濮阳），诸说歧义迭出，相互龃龉。

王国维在《说商》一文中，明确提出“商”在商丘。主要依据的是《左传》中的三则材料：

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昭公元年：“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

昭公十七年：“宋，大辰之虚也，大火谓之大辰。”

《左传》襄公九年杜预注：“商丘在宋地”，《疏》引《释例》曰：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国睢阳县也， 综合这几则材料，王国维提出宋之国都，确为昭明、相土故地，“商人”始以地名为国号，继以为有天下之号，其后虽不常厥居，而王都所在，仍称大邑商，讫于失天下而不改。

此外，据《左传》昭公十七记载：“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可知，春秋时人对帝丘、商丘之别十分清晰，帝丘在卫，其星为大水；商丘在宋，其星为大火。因此阏伯所居之商丘亦不可能在卫地（河南濮阳）。

这些记载还表明，商人与观测天象有密切关系，这与“商”字字形“在高台上观测大火星”的形象相合。因此多数学者认为“商”“商丘”为一地，“商”作为地名，很早就已出现，本为高辛氏之子阏伯所居，在今天的河南商丘附近。

殷商的先公和盘庚以前的先王，虽然经过多次的迁移，而殷商的先公居住在商地较多，并且商为始封之地，因此“商”这一称号在商人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影响最大，直至迁殷之后仍然保留了“商”的称号。“商”字本无下面的“口”形，原为地名，后来逐渐成为族名，再上升为国号。随着商王朝的发展强大，“商”字之内涵亦越来越丰富。既有先商圣地的意义，同时也彰显着商族政权的神圣地位。

三、“殷”名号辨析

殷墟甲骨文中，商人始终以“商”自称，未为称为“殷”者，且目前发现两例被释为“殷”的文字，皆与商名号或地名无关。因此，现代学界普遍认为商代始终自称“商”，并未因迁都而改称“殷”，“殷”是周人对商的称呼，是他称。但周人为什么称“商”为“殷”，“殷”与“商”有何不同，学界还存有争议。

（一）“殷”起自地名“衣”。如郭沫若认为，“殷”来自卜辞中的地名“衣”。周起先是用衣字，后来才定为“殷”。衣是卜辞中的一个小地名，是殷王畋猎的地方。周人称商为衣，为殷，大约是出于敌忾。

（二）“殷”起自夷，是周人对东方商部族的称谓。姜亮夫认为“殷”起自夷，“殷即夷之繁体，即所谓东方引弓之民”，“殷为后起字，夷为其初文”，尸、人、夷、殷为一列系的字形结构之发展；而“自其音论之，则殷复变如衣”。徐中舒指出：“周人称殷为夷……衣、殷、夷读音相近，都是古方音的不同。”

这两种观点均认为“殷”是他称，或来自地名衣，或由于夷族之称谓，且周人称商为殷带有一定贬斥意味。但西周以来的文献如《诗经》《尚书》中有大量“殷”“商”对举混用的例子，说明“殷”并非贬称。且商人后裔宋人集结的祭祖颂词《商颂》中也自称“殷”或“商”，更说明“殷”可能没有贬义。周人早期称商为“衣”可能含有一定的贬义，但在周灭商后，周人以“殷”号代称“商”，已经没有早期敌对或蔑称意味。

（三）许慎《说文解字》：作乐之盛称殷。《易》曰：殷荐之上帝。这一说法曾被现代学者予以否定。如于省吾在《甲骨文字释林·释殷》中说：古文殷字像人内腑有疾病，用按摩器以治之。它和作乐舞干戚之形毫不相涉。后来胡厚宣、胡振宇父子将于氏新说推广为：殷之本义是以灸、刺、按摩的方法治疗疾病。这一新说虽有一定道理，但因此而否定许慎之说，则有些不妥，许慎释殷为作乐之盛亦有其来源。

许慎所引“殷荐之上帝”出自《豫》卦《大象》：“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上配祖考。”豫卦上雷下坤，以地上轰鸣的雷声，象征祭祀先王时演奏的盛大乐舞。与“殷”字本义作乐之盛相合。从“殷”字形来看，象人手执“殳”敲击腹部鼓面之形，类似古代礼乐中隆重的鼓乐。《诗经》祭祀先祖的乐舞中多有鼓乐，《商颂·那》有“奏鼓简简”“鞉鼓渊渊”，《周颂·有瞽》有“应田县鼓”，《周礼·鼓人》掌教六鼓。无论是祭祀、军旅还是田役等大型活动，都离不开隆重盛大的鼓乐。王进锋曾在《西周文·与殷见乐舞》一文从形、音、义三方面综合考察，认为殷的本初含义就是身带乐鼓，以槌击之，提出不可轻易否定许慎之说。并据西周士百父《文盨》铭文说明西周时期仍然行“殷见”之礼，并伴有舞乐。这种盛大的乐舞活动被冠以“殷”字，所以殷又引申为盛意、大意、众意。

考察周初史事，周人灭商后并未完全否定商人传统，反而吸收了很多商人的制度文化。武王灭商后曾向箕子请教商人的治国法则，周公诏告康叔要广泛地访求殷商圣明先王的治国之道，在处理民众诉讼时也要依据殷商的法律。周用武力征服商人之后，对已经顺服于周的殷人，采取了怀柔政策。因此在周初文献中“殷商”合用或者是表达对商人的安抚，称其文化之昌盛。

结 语

综合来看，“商”这一称号与商人始封之地以及商人图腾有着密切关系，有神化商王朝政权的意义。在商代，商人始终都自称“商”，“殷”是他称。在西周以后的文献中，殷（衣）、商混用，均可表示商。周人称“殷”可能来自“衣”或“夷”，是周人对商的特殊称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的贬义逐渐消除，古人常常殷、商对举，以增加行文的韵律性。“殷”本义有“作乐之盛”，“殷商”两字合用时，“殷”或可释为盛大之意。商丘既是商人祖先居住之地，与商国号之来源密切相关，在历史上便有商、商丘之称，同时又是殷商后裔所居之地。在今天的语境中，“殷商之源”表明了商丘是灿烂的商文化发源地这一重要地位。

来源：商丘日报

文/薛立芳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