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初版的《共产党宣言》印颠倒成了《共党产宣言》，竟然未被人发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就在酝酿、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那些日子里，一本薄薄的小书的出版，如同下了一场及时雨。

这本书长约18厘米，宽约12厘米，比如今的小三十二开本还要小。封面上印着一位络腮胡子的人物的半身水红色人坐像(再版本改用蓝色)，一望而知是马克思。在马克思坐像上端，赫然印着五个大字：

《共党产宣言》

这初版本在1920年8月出版时，印颠倒了书名。连书名印颠倒了，都没有发觉，这表明当时人们对于共产党极度陌生，从未听说。

这一印错书名的书，迄今只存三本，被确定为《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最早版本。

其中之一珍藏于上海市档案馆。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初版本，封面把书名排错）

另一本现存于浙江温州图书馆。这一珍本上盖着“荫良藏印”。荫良，即戴树棠的字。戴树棠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戴树棠是温州地区最早的7名党员之一，当时担任中共温州独立支部宣传委员。

还有一本《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初版本，1975年在山东广饶县刘集村发现，书名同样错印为《共党产宣言》。这个村子在1925年便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书上盖着“葆苣”印章，表明是山东早期中共党员张筱田（又名张葆苣）的。这一珍本现藏于山东广饶县博物馆。

在《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初版本封面上还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马客思、安格斯合著，陈望道译”。这“安格斯”，亦即恩格斯。中译本全文共56页。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在1920年9月再版时，错印的书名得以纠正，印为《共产党宣言》。内文中的一些错别字也得到改正。

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共中央编译局、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保存着完整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9月再版本。还有一本珍藏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也有《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1920年9月再版本。保存这本《共产党宣言》的共产党人叫张人亚，原名张静泉。他在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当年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内部交通科科长的他把一批中共时期重要文件从上海秘密带到宁波镇海乡下去，托自己的父亲代为保管。他在1932年殉职。1952年、1959年，张人亚的亲属决定把张人亚托管的中共时期重要文件，分两批捐献给国家，其中就有1920年9月所印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据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即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档案记载，收到此书时，其纸张除因年久泛黄、发脆外，整本书基本完整，无明显残损。1995年11月，经国家文物局全国一级革命文物鉴定确认专家组鉴定，确认为一级文物。

这样，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1920年8月初版本，存世的共有三本。1920年9月再版本，存世的则有好几本。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的名著，他们在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纵观马克思、恩格斯众多的著作，这篇短小精悍的《共产党宣言》概括了其中的精华。可以说，欲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第一本入门之书，第一把开锁之钥匙，便是《共产党宣言》。尤其是此文写得气势磅礴，文字精炼，富有文采，又富有鼓动性，可谓共产主义第一书。世上能够读懂读通煌煌巨著《资本论》者，必定要具备相当的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而《共产党宣言》却是每一个工人都能读懂、能够理解的。

《共产党宣言》最初是用德文出版的。1850年出版了英译本。接着，出版了俄文版(1863年)、丹麦文版(1885年)、法文版(1886年)、西班牙文版(1886年)、波兰文版(1892年)、意大利文版(1893年)……《共产党宣言》风行欧洲，倒是应了它的开头的第一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幽灵”东行，开始在中国“徘徊”。

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第2号上，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要点。

1908年，在东京出版的《天义报》，译载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以及恩格斯1888年为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

此后，《共产党宣言》曾一次次被节译，刊载于中国报刊。梁启超、李大钊、成舍我等都曾在他们的文章中摘译、引用过《共产党宣言》片段；李汉俊等也在报刊上介绍过《共产党宣言》相关章节。

1919年5月，《新青年》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发行），李大钊发表了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在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时，摘译和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大部分内容。

1919年，年仅19岁的张闻天在8月出版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社会问题》一文，文末节录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十条纲领。

然而，《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一直没有全译本。要成立共产党，要了解共产主义，怎可不读《共产党宣言》呢?

第一个筹划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的是戴季陶。他在日本时，便买过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深知这本书的份量。他曾想翻译此书，无奈细细看了一下，便放下了。因为此书的翻译难度相当高，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

开头第一句话，要想妥切地译成中文，就不那么容易。

戴季陶主编《星期评论》，打算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他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

邵力子得知此事，向戴季陶举荐一人：杭州的陈望道！

陈望道乃邵力子密友，常为《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撰稿。邵力子深知此人功底不凡，当能胜任翻译《共产党宣言》。邵力子称：“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

陈望道此人，瘦削，那颧骨显得更为突出，脸色黝黑，如同农夫。不过，他在书生群中颇为不凡，从小跟人学过武当拳，轻轻一跃，便可跳过一、两张八仙桌。

他原名陈参一，浙江义乌人。中学毕业后，曾到上海进修过英语，准备去欧美留学。后来未能去欧美，却去了日本。兴趣广泛的他，在日本主攻法律，兼学经济、物理、数学、哲学、文学。1919年5月，他结束在日本的四年半的留学生活，来到杭州。应校长经亨颐之聘，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当语文教师。

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是浙江颇有声望的学校。校长经亨颐曾留学日本，浙江名流，后来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其女经普椿为廖承志夫人。经亨颐广纳新文化人物入校为师，先后前来任教的有沈钧儒、沈尹默、夏丏尊、俞平伯、叶圣陶、朱自清、马叙伦、李叔同、刘大白、张宗祥等。

陈望道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之后，与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四位语文教师锐意革新，倡导新文学、白话文，人称“四大金刚”。1919年底，发生“一师风潮”，浙江当局要撤换经亨颐，查办“四大金刚”。邵力子在《民国日报》上发表评论，声援一师师生。各地学生也纷纷通电声援。浙江当局不得不收回撤换、查办之命令。

不过，经此风潮，陈望道还是离开了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就在这时，戴季陶约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给了他日文版《共产党宣言》。陈望道发表在1980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第三期《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中写及，他离开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后，“回家乡义乌译《共产党宣言》。我是从日文本转译的，书是戴季陶供给我的。”

据陈望道的学生陈光磊在1990年3月8日告诉笔者，陈望道生前与他谈及，周恩来在五十年代问及《共产党宣言》最初依据什么版本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据英译本译。又据云，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是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借出来的。

陈望道之子陈振先也回忆说：1920年他父亲收到《民国日报》邵力子的来信，告诉他上海《星期评论》社的戴季陶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对方还提供了该宣言的一个日文版和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来的英文版。

综上所述，陈望道是依据《共产党宣言》日文版、对照《共产党宣言》英文版进行翻译的。

陈望道所依据《共产党宣言》日文版，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考证，是日本1906年3月《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刊登的，由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是一本600余页32开的本子，红色的扉页上，印着出版日期，即“明治卅九年三月十五日”。《社会主义研究》的编辑是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堺利彦。

1920年2月下旬，陈望道回到老家——浙江义乌县城西分水塘村过春节，便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这个小村跟冯雪峰的故里神坛、吴晗的故里苦竹塘，构成一个三角形。

陈望道避开来来往往的亲友，躲进老家的柴屋里。这间屋子半间堆着柴禾，墙壁积灰一寸多厚，墙角布满蜘蛛网。他端来两条长板凳，横放上一块铺板，就算书桌。在泥地上铺几捆稻草，算是凳子。入夜，点上一盏昏黄的油灯。

他不时翻阅着《日汉辞典》《英汉辞典》，字斟句酌着。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又是一本很难译的书。头一句话，便使他绞尽脑汁，这才终于译定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其后，罗章龙曾试图从德文版原著《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也深感“理论深邃，语言精练”。为了译第一句话，罗章龙亦“徘徊”良久。如他所言：“对于这句话研究时间很长，觉得怎样译都不甚恰当，‘幽灵’在中文是贬意词，‘徘徊’亦然。”罗章龙反复捉摸，结果仍不得不沿用陈望道的中译文，然后加了一段注解，说明原文直译是：“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罗章龙思索再三，还是采用陈望道的译文，足见陈望道译文的功力和严谨。

江南的春寒，不断袭入那窗无玻璃的柴屋。陈望道手脚麻木，就请母亲给他灌了个“汤婆子”。

烟、茶比往日费了好几倍。香烟一支接着一支。宜兴紫砂茶壶里，一天要添加几回茶叶。每抽完一支烟，他总要用小茶壶倒一点茶洗一下手指头——这是他与众不同的习惯。

据传说，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当时废寝忘食达到这样的地步：

有一天，母亲给儿子做了糯米粽子，外加一碟红糖，送到书桌前，催促儿子趁热快吃。陈望道心不在焉地吃着粽子，一边琢磨翻译句子。过了一会儿，母亲在屋外喊道：“红糖不够，我再给你添一些。”儿子赶快回答：“够甜，够甜的了！”当母亲前来收拾碗筷时，竟见到儿子满嘴是墨汁，红糖却一点儿没动，原来陈望道是蘸着墨汁吃了粽子，儿子的行径令母亲哭笑不得。

——摘自《红色的起点》，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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