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钱穆《国史大纲》

在政治制度方面，《国史大纲》将中国古代的政治演进划分为了三个阶段。一是到秦汉时期完成的封建集权大一统；二是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完成的政府构成演变；三是到隋唐时期完成的科举竞选制度，至此，科举取代世族门第成为了中国延续千年的首要政治制度。

在经济发展方面，《国史大纲》强调了经济建设与文化、政治建设的相互谋和。三者的发展在整个中国历史中虽然并非每时每刻相互适应，但其总体趋势是在相互调和中的向前发展。

在文化学术方面，《国史大纲》认为前秦过后，中国的文化学术逐渐开始脱离于宗教与政治势力，以一种平民化的气象氛围一脉相承，历久弥新，这在北宋时期达到极盛。

作者在全书中以一种独特连贯的眼光来审视时代的变迁，往往能将一个问题进行跨时代的系统梳理，扩大延伸。如在论及中国古代田制的问题时，书中从晋朝占田到北魏均田，从唐朝的租庸调到两税法，进行了一个系统整体的概说。

作者还强调史学要与当下的现实相联系，不能将历史知识和历史材料进行单纯的堆砌，那样作出的只是号称客观的无人的历史。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作者书中的内容处处以国家、民族为中心，主张发掘出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内在的精神力量。

读任何一本中国史，都没有读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时所感受到的那样的震动激情。究其原因，还在于钱先生与众不同的治史信念。

在商务版《国史大纲》的首页，钱先生就把他的信念袒露于读者的面前，并直截了当 地要求自己的读者“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为保持先生信念之完貌，全引如下：

“一，当相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以往历史为无一点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其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诱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遣。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以上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对其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于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减，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文章到此嘎然而止，感觉到的惟有先生文字之外的黄钟大吕之声所激荡起的热血奔流，以及搅动出的羞愧、愤恨和无语。

先生此书完成于六十年前，如今仰颂其文：声声动耳，字字在目，但返现六十年后今日之中国，先生所言之“有知识的国民”尚在绝对的少数。且不说几十年来，全社会“重理工、轻文史”几成集体无意识的当然倾向，即便是如今千辛万苦地从文史哲学诸学科中学成在“水平线以上”的学士、硕士、博士们，又有几人无愧于一句“我知道了中国的历史”？所以，我们曾见过许多人无法满意于中国几千年汇成之历史，而往往指点万里河山、千年国史如身在顶点。重复的轻狂还要复制多少次“中国”的失落和“中国人”的虚脱！

当我们要找上一点中国的东西时，发现它在新加坡，在日本，在韩国甚至更加匪夷所思的地方，在我们这儿更多慵懒、享受以及腰鼓和秧歌。这正是先生所谓“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恰当此时，我们才需要一场来自历史深处的幽幽风雨，冲刷、涤荡、清醒。

钱穆先生抗战时期，避难西南小城宜良山中写成的《国史大纲》有它身当其时的感慨和希望，也正因为此，先生的“信念”才透示出一代宗师的赤子之心和别样的深情，越数十年而至于今，文章辞气依然光华隐隐。

先生在全书最后一章设“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一节，此节仅有如下一语：“本节诸项，为中国全国国民内心之薪向，亦为中国全国国民当前乃至此后共负之责任。不久之将来，当以上项标题创写于中国新史之前页。”读史而能见先生此文，热泪当流，把酒当歌。一代宗师，两段奇文，三代而下，而能令国人奋起，是真史家也！先生之至言，吾辈其闻之、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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