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好书丨简读《林村的故事》

“我希望用这本书来呈现1949年解放之后，针对中国东南部的农民生活，以历史为主干的个案研究。”“……描述林村在过去35年来（1949-1985）的变化。”以历史为主干的个案研究在人类学研究及民族志写作中并不少见，表现为对某一村庄的变迁的从追溯过去、透视现在到展望未来，这类研究也不乏。以怎样的视角对历史进行铺叙呢？本书采用的是“生命史的方法（life history approach）”，“以叶书记的个人经历与叙述为主”。正如葛伯纳在序中所言，“以记叙人类学和生活历程双管齐下的方式……诠释他们在经历中国革命的不同阶段时，个人社会生活的改变。”这让我想到了另一本书——阎云翔所著《私人生活的变革》——关注农民的情感、婚姻等细节的深描，而林村更想要表达的是农民在历史潮流中政治生活的变迁。“你和新生的中国一齐长大，过去30年中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是许多乡间民众的共同经验”，“过去30年间起起落落的风潮，也都具体而微地反映在林村的岁月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林村可以看作是中国的缩影”，“林村的这一页历史，可以让我们了解今日的中国农村，也可以让我们远眺未来的发展。”

虽然“主角是在林村长大的党支部书记叶文德”，但本书的写作模式是对话式的，采用的是类小说的笔调。

何为对话式，即“在传统民族志中，人们只能看到被研究者，而看不到人类学家的身影。《林村的故事》则一改传统民族志的做法，让读者了解到人类学家在所谓‘异文化’中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感，以及他对哪些方面有兴趣，又是如何去接近被研究者，如何去‘理解他人的理解’的。”“同时，这种对话的形式，也能让人们比较充分地了解传统民族志所忽略的东西——被研究者的‘主位’表达，并通过这些‘主位’的表达，去思考所谓社会、人文科学的客观，思考所谓社会的真实，以及思考其他相关的问题，从而也将读者拉进‘对话’中，去判断什么是客观，什么是社会真实。”“这种对话式表述的隐喻是:我到了一个所谓的‘异文化’中，向当事人问了一些我所关心的问题，当事人都做了‘主位’解答,我把这些问答书写、表达出来了，至于是否反映了社会、人文科学的客观,是否反映了社会真实，即是否反映了当事人的社会实践和思想等，就由读者自己去判断了。”而这一民族志写作方法，诚如景军教授所言“以对话形式撰写的田野志乃是涉及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中的首创。”并且消解了所谓的“全知全能的诠释权威”——“黄树民和叶书记在你问我答的过程里，不但想要为读者解答中国在1949年政体的改革之后对农村而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同时我们也以为这整本书事实上是黄和叶这两个‘中国人’通过他们彼此的对谈、问答，为他们自己心中对‘中国’的困惑和情怀做了一番最畅然的倾吐和条理。换句话说，黄不但成功地扮演了他身为人类学家的研究者的角色，而且还毫不掩饰地通过了他的问题、他自己情绪起落的叙述，及他对书本章节的安排，表达了他对‘中国’最真挚、深切，及最人本的关怀。” 也就是说，黄树民在这本书中于研究者的“客位”和同为“中国人”的“本位”之间找到了很成功的平衡点。不仅仅是研究者，也是被观察的对象。我是他人的他人，在研究他人的过程中抵达了真实。“我”与“他者”没有绝对的身份/角色划定。

何为类小说——“对这个村庄进行描写和分析时，他却一改传统人类学的常规手法，引进了文学的表述方法”，“黄树民是在文学这个文类（genre）中找到了更能贴切地表达当今中国社会新的现实的‘书写文化（writing culture）’的新方式。更确切地说，黄树民身为一个英文和中文小说的爱好者，他已经选择了小说这个文类来描述那在传统民族志的文类里没有多少存在空间的民族志的现实。”“该书成书于1989年，那时，人类学正在反思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方法，对传统民族志的书写方法有许多批评，而如何才能客观或真实地反映被研究者的文化，也成为许多人类学家思考的焦点。”在这一学术讨论与人类学学科理论反思的背景之下，因而不难理解此书的影响力——许多美国大学讲授中国人类学的教授纷纷将之列在学生必读书单之上，使它成为西景书社少有的几本学术性畅销书之一。”

再回到主角叶书记——用人类学的话语表达——关键报道人。透过叶书记，可以感受到景军教授所言，“如果同其他有关现代中国的人类学著作相比较，我认为黄著有以下特点和贡献：将宏观的社会史和微观层次的个人史有机地合二为一；成功地展现了农村干部的多重性人格和角色”。我认为，后者是《林村的故事》更为突出的特色以及其为民族志写作的发展所做的努力。农村干部介于国家和地方之间，他们在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互动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为平衡社会稳定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些都是值得思考且具有现实意义的。然而对于他们的关注似乎有所欠缺。

通读全书，可察觉到作者高超的叙述手法和访谈技巧，如“‘为什么会起冲突呢？’我装作对当地历史一无所知的样子”，“‘所以你是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认识宝珠了。’我试着把话题转回到教育这上面来”，“‘那么，你在做治保主任的时候，到底对农村犯罪有何深切体认呢？’我设法转回原来有关治安和秩序的话题，以免他谈到其他的话题。”虽然此书以第一人称展开，但也不局限于一个人的声音，它是多声道的——用资料、村民的声音等印证及补充。

林村的故事虽然不可复制，但是“用这种对话式的‘类小说’形式建构的一种实验民族志的表述方法”，“这样的探索和创新是让人持赞同欣赏态度的，如果我们的人类学学科，只是少数学人的游戏，不能贴进生活接近民众，路子肯定会越走越窄”，想必这也启迪了后来的学者去思考民族志的表达方式，并进行新的尝试。《林村的故事》所具有的启示性是持久的——“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中国农村所面临的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仍然是当代极具学术关怀以及现实意义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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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丨雷兰芳 毛思琦

排版丨冉聪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