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手册】“来甦”的山路上，送你远行 ——追思陈映真先生

1975年，高中的文艺少年如我，在旧家小阁楼上，蒙着棉被，偷偷阅读陈映真的小说：《将军族》与《第一件差事》。那是戒严时期，他仍在绿岛度着禁锢岁月的最后一年，《将军族》成了禁书。1980年，结束中兴大学浪迹文学院的学生生活，从台中北上，决意放弃文青的浪漫诗作，投身社会改造的行列，去找陈映真追寻文学与社会的现实实践，由他介绍我去《夏潮》杂志任执编工作，亲身在当年“海山煤矿”、“煤山煤矿”现场，摸索台岛境内第三世界处境下，原住民沦为社会底层的真实状况。而后，《人间》杂志创发时期，在“鹿港反杜邦”的报导写作中，侧身于当地的环保社运行列。这时期，偶尔在回返杂志社交稿或聆听写作成果之际，总会遇上在茶水间用口哨吹着《国际歌》的大陈（在《人间》杂志时，我们这么称呼身材高壮的他），喝着握在手指间的热茶，和从采访现场回来的我们，用闽南话说着大意如此的话：“不是我们多会写文章，而是受压迫、受苦痛的民众教育了我们！”

从此，我改变了自己仅仅作一个追慕浮夸虚名的作家一类的想法。1989年，《人间》杂志因财务不堪亏损而停刊。因着大陈的介绍，我有机会前往南韩参加“民众戏剧训练者训练工作坊”，从此步上这条以文化行动为思想前提的剧场道路。从那时至今的26年时间里，我始终以戏剧创作和文化行动相互辩证的思维及方法，展开与青年共同追寻剧场之于社会、世界意义的生命旅程。

今年，恰逢“差事剧团”成立20周年，当人们再次问我为什么以“差事”作为剧团的名称时，我仍然玩笑地回答：“这是陈映真在我17岁时，就交给我的一件差事。”也就在这“差事20，路有多长”的纪念活动中，我邀来了老友胡德夫，要他为我们唱几首歌。

他问：“有甚么特别交代的吗？”

我说：“朋友都去北京帮大陈送行，但我因‘差事20’无法前往，你唱首送他远行的歌吧！”

“嗯！《来甦》吧。”他一贯从容的眼神望着我，“排湾族千年古颂，为部落里最受尊重的长辈送行的歌！”

当他唱时，我想起了在小小的、朴素的灵堂中，为邹族少年汤英伸举办告别式时，映真先生说的一席话：“如果汉人不调整对待生活在这岛上的美丽的少数民族的态度，像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的！”

是的。这一个冬日，来得异常热烈却也孤寂！热烈的是，就在暖冬的每个日日夜夜，我和剧团的伙伴们，先是在舞台上，以身体叙事剧场的风格，共同完成了30年前允诺蒋碧玉女士的一件差事：将伊与钟浩东的故事（蓝博洲：《幌马车之歌》），以《幌马车变奏曲》的剧名搬上舞台。终而，有关白色恐怖时期地下党人的形影，再次以活过来的历史的形式，具现在观众面前。剧的最后，引用了陈映真先生小说《山路》中的一段话：如果大陆的革命终结了，“国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长久的囚锢，会不会终于成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为残酷的徒然⋯⋯”

曾经，也有很多的挣扎、徬徨在内心深处。想说，整出戏以这样的结尾来铺陈，对久卧病床的映真吾师，会不会是一种难以言说的伤恸呢！毕竟，他将一生的关注，无论在思想或文艺创作上，都摆置在一心念兹在兹的祖国革命事业上。为此，便重新去阅读了1984年小说集《山路》出版时他写下的自序。在这篇题为《凝视白色的50年代初叶》的序文中，有一段是这么写的：“在激荡的中国近代史中，理想的追求、幻灭和再探索的不间断的过程下，中国人民、知识分子和青年，付出了极惨重的代价。然而，人们似乎总是夸夸然、甚至于森森然论说着那表面的过程，却极少探视在那过程下，在遥远、隐密的囚房中和刑场上，孤独地承受一时代的残虐、血泪、绝望、对自由最饥渴的响往、对死亡最逼近的凝视、对于生人最热烈的爱恋⋯⋯的无量数年轻、纯洁、正直的生命。”

便是这段话让我鼓起了勇气，决定在戏的最终，置入小说《山路》中那段经常引人议论的文字。当然，相信对于钟浩东、蒋碧玉以及几乎所有白色恐怖的一代政治受难者而言，加诸他们身上的刑杀、酷虐与囚禁，绝不是以对国民党的苛烈暴政进行控诉便得以说清楚的，而是需要更进一步，揭举国际冷战与国共内战的结构性面向。

然而，当受难的理想青春仆倒在马场町刑场时，留在他们胸口上的血渍，将如何在海峡两岸的后世人，又或全人类受压迫的人心中，转化作即便是一小堆的火苗呢！这是当下很迫切的命题，便也是这命题的迫切性，让《山路》中透过蔡千惠这位平凡却真挚于革命事业的女性，所提出来的质问，有了跨越一时一地时空意义的穿透性。如今，也是以受到一如钟浩东这样牺牲于上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刑场的召唤，回过头来，用蔡千惠的一席话来询问革命之于当下，至今到底尚存有多少余温呢？当然，这都只是出于改革开放30余年来，资本道路在大陆上实行后，所形成的阶级差异、生态环境破坏、底层新工人的生存现实而发出的质问，并无关于岛内种种反共亲美媚日的谬说，更与教条左翼毫无任何思想与实际的牵涉！

我与映真先生相识于1980年代初期，非常多的共处的时日，让我从一个浪漫于写诗生活的文青，转而对以文艺改造世界有了日益丰厚的想象⋯⋯于是，在经历了《人间》杂志虽仅几年却无比激荡的学习岁月后，又经先生引介，走上了以打开第三世界视野为主轴的民众戏剧道途。

这道途，必然是绚烂喧哗以外的孤寂，也必然在风霜雨雪中，困顿于当下的现实。然则，路一旦被开启，便有了继续往前行的某种说不上来的召唤。这召唤，最早在《人间》杂志时期，因着前卫剧场导演王墨林从日本引进“不死鸟剧团”的《花岗事件》报告剧，而打开了另一种戏剧之于现实的美学实践，重返布莱希特叙事剧场的场域中。当剧场以一种既抽离于幻象又直面于被刻意割离的记忆的方式与观众相遇时，报告剧恰恰是民众重返人间舞台的关键时刻。

就在1993年，台北六张犁公墓，两百余座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墓碑，在经年累月弃置于岛内黑暗肃杀的历史之后，再次在人们的凝视下，被上世纪50年代地下党人的幸存者们捧起。当压杀的记忆回到尸骨已寒40余载的乱葬岗现场，映真先生站在一处临着墓碑旁的土堆墢崁上，神情何等凝重地望着一座座被从泥堆中拾起的碑石。他久久地无言，却打开了历史将不再被终结的记忆。

随着这项记忆的逐渐开启，他交到我手上的是书写着冷战戒严白色恐怖肃杀风云的报告剧本：《春祭》。我以“人间民众剧场”的名义将这报告剧场搬上舞台。20多年的时间就这样匆匆消逝⋯⋯我一直记得，当年在“南海艺术馆”演出时，席上挤满了远远超出预期之外的观众。一场出土的历史报告，以一种穿越历史迷雾的身姿，引领着座席上的人们，张开了久久被冷战/戒严体制所压杀并制约的感官，随着剧场的报告，推开一扇扇禁闭、囚锢的铁门，进入另一个血腥的屠戮时空中！

就这样，徐庆兰，这位于19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仆倒于马场町刑场的受难者，以灵魂之身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他只是在冷然中带着些许的激动，这样子拉开了整场的序幕。他说：

五月，下着倾盆大雨的那些天，我的亲弟弟阿梅兰终于找到了我的墓茔。没过几天，阿梅兰和一群老同志、老难友全来了，在这块抛荒四十年的墓地上割草、找墓，终于让你们找出了两百个身尸不曾回家的同志们⋯⋯

在六张犁白色恐怖的乱葬岗上，一具具沉埋在泥土中的小小碑石，像是找到了脱离自身不知有多少荒芜岁月的眼、鼻、耳，以及被强制噤声的口，说出了埋藏地底暗黑的心头话：

那一天，阿梅兰，你在墓碑上认出我的名字，你哭了。我就站在你的身旁。我也哭了。可是心里是高兴的。四十年了。阿梅兰，你来得真好。

兄弟相见，竟是活着的弟弟找着了阿哥的一堆尸骨。当然，阿哥的魂说的字字句句，都穿过厚实的、农务劳动的胸膛，打进弟弟内心深处！在《春祭》开场不久的剧中，陈映真是这样为不见天日的受难尸骨而写的：

我知道，这几十年中，你始终不曾忘了我。没有你四十年来坚心决志，为了找我这几根骨头，寻寻觅觅，今天，这两百把尸骨也不知要被沉埋到几时！

陈映真一生只写过一首诗《工人邱惠珍》，他唯一的剧本便是报告剧《春祭》。在这里，我们就像是回首穿越一处黑暗而幽深的山洞，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巨大暗影里，有人燃起了一根火柴，照亮一整个左翼时代的微光！另外，他也翻译过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一首诗：《献给党》。诗文一段如下：

您教我认识

人的共性和差异。

您让我明白：

个人的痛苦

如何在全民的胜利中消失。

您教我

在咱穷苦兄弟的硬板床酣睡。

您把我打造于现实的根基，

在坚实的磐石之上。

现在引用聂鲁达的这首诗来纪念陈映真先生，会有特殊的意涵。一来，这是他翻译过的两首诗（另一首是南韩牧师、诗人文益焕1989年绕道日本前往平壤，呼吁反帝民族统一后回返首尔机场，在机上被当场逮捕的诗：《到平壤去》）当中，很能表现他思想倾向的一首名诗；另一方面，这也是大陆历经改革开放，权贵资本横行，贫富差距愈形巨大且剧烈化后的1990年代初期，他带着某种忧忡，意有所指地翻译出来的诗⋯⋯这里，我们将明白他作为一位反殖、反帝思想下的文艺创作者，如何主张国家的民族统一，又如何在一个左翼社会主义的思考下，引用聂鲁达的诗歌来述说“您让我明白：/个人的痛苦/，如何在全民的胜利中消失”这样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核心价值！

恰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找到了，作为唤醒进步的共同记忆也好，让历史重新连结当下现实也好的理念导航作家：陈映真。就如他常说的：写什么与怎么写，虽是辩证的一体两面；但写什么的重要性，通常比怎么写更为有“迫切性”。

当然，这是一个作家对自身与时代的提问。可以从他1975年绿岛“远行”归来（1968年以政治犯被捕，1975年因蒋介石离世而特赦）后，以许南村的笔名所作的反思创作生涯的文章《鞭子与提灯》，获致较为接近他总体思维的理解！

他在文章中提及，和双生的小哥——真儿——死别后，一步一步走向成长的生命旅程。并且，在家人闲谈中，忆及那一回“久客远行”（亦即在绿岛渡过的七年系狱生活）归来后，他的父亲沉思地说：“要是真儿也在，怕不也跟着你去走一遭⋯⋯”

这篇文章中，另提及了映真先生童年时，从学校匆匆回家，扔下书包，就找到屋后去看来自外省的陆家大姐。然而，陆大姐“跟着两个陌生的、高大而沉默的男人走出房门。就在她跨出门槛的时候，她看见了我。她的丰腴得很的脸，看来有些苍白”。可以这么说：被情治人员带走的这位陆家大姐，在他天真的童年生活所带有的特殊易感中，已经植下了对于白色恐怖肃杀的怖唳，从而，让他日后于绿岛度过囚禁岁月，头一回见到在冷战/内战交织下度过监禁生活的白色恐怖受难者时，不能不对之深沉凝视，即使面对的只是稍纵即逝的身影或视线。

这凝视，恰从童年时，与像是母亲一般怀爱的大姊身上投射而来。然后，转作一种类如希腊神话里“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召唤。让他在出狱后的后半生，投身到左翼的、民族统一的道途上，磨励着文艺创作，以及更重要的，相关于中国革命与左翼思想的重建工程！这是在看到一整个被扑杀而无言的恐怖后，从作家生命内里升起的一面和自身左翼经验得以连结的旗帜。而后，终而决志做一个“盗火者”的作家及革命者。

人们常以“盗火者”来类比鲁迅和陈映真（例如：前者有诗人杨泽，后者有理论家施淑），这是非常具意识性的一种提法。那么，于他们而言，又是具备了哪一种现实与理想条件，让他们在困顿中追寻那或许渺茫的希望的呢？这样的提问，不免将我们带往希腊神话世界中，那位最初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因着自身的先觉，成了“唯一”从诸神世界中挣脱出来，带给人类希望之火的神祈。

他的“唯一”有一种先知的代表性，也因为如此，他必须受到远比死亡或毁灭本身更为巨大的惩罚——在高加索山区被秃鹰不断啃噬后又再生的肝脏⋯⋯而这时，他已然从神祇变身为革命者的人类，走在反抗霸权的道途中；如此，惩罚的另一端，则是人类在绝望与黑暗中，对于希望的无止尽的追寻。这成了鲁迅或者映真先生，在虽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野草集》）当中，抵抗黑暗的无止尽的追求，一如神话中的“盗火者”。

那么，恰恰是这样吧！让我们以诗、以歌、以影像、以剧场、以舞蹈，来追索作为文艺作家的陈映真，如何以“盗火者”的身姿及精神，带领我们走进文化抵抗的社会改造与世界图像中⋯⋯因为，怀着入世的救赎，映真先生以他左翼民族统一的思想，撑起一面理想主义的旗帜；然则，推动他思想的轮轴，总是大家熟知的，他的小说、散文，还有仅有的剧本与诗歌！这恰恰都是将文艺创作转化做文化行动时，映真先生走在时代前沿，并给我们留下的提灯。

值此全球消费在虚拟云端决堤的年代，共同记忆如何转化为一种前瞻的力量，是极其迫切的命题。因着这样的命题，重返映真先生创作的现场，也恰恰是他以“盗火者”的身躯，从1950年代白色荒芜的肃杀中，将一整个台湾、中国、东亚，以至于国际的左翼文艺创作点燃、照亮的时刻。

立春前的北京，冬寒。我与剧场的助理纲垲，来到北京八宝山的追思堂，在映真先生灵位前行礼。同行的还有“新工人艺术团”的孙恒与吕途。这是一场相约：早在我出发前，就与相识长达10年以上的新工人艺术劳作者的约定。30年前，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说她/他们是“盲流”，现在则以“低端人口”来称呼其严峻的存在。他们唱底层的歌。他们更组织“工友之家”，以身体力行的劳作，在新工人间展开从权益追索到留守/流动儿童教育与生活关切的工作。

底层的召唤，在大陆社会的巨型发展模式中，日日夜夜传进我们的耳膜，在身体的血脉中循环。不禁思及1980年代中期，与映真老师在《人间》杂志工作时，种种在底层蹲点的难忘记忆。是这样，我与“新工人艺术团”的主创来到映真先生的灵位前，我们都诉说了对他一生从事左翼统一事业的无尽追思。

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和艺术团的伙伴们，共同进行一轮长达12天的民众戏剧工作坊。孙恒提出“新工人史诗剧”的构想。主要沿着“工友之家”的新工人博物馆中所展现的脉络，以剧场演出结合民谣与颂诗的结构，纳入富士康跳楼、孙志刚事件与流动/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等具代表性的内容，结合成为来日巡回演出的戏目。我在深表赞成之际，提出经由戏剧工作坊，先形成从个人到集体共识的过程，再行分工达成演出成果的目标。

剧场如何能成就艺术性以外的社会改造功效，相信对于长年浸身于新工人全体生活改善的团体而言，是一项迫切的命题。如果说这是行动的预演，这行动在于翻转新工人的价值取向；这预演则落脚在剧场作为一项文化武器，如何展现既民主且集中的民众教育内涵。然则，剧场毕竟是身体的到位与力行，头脑体操需要交给更深入且普遍的对话。就这样，每日长达6至8个钟头的工作坊，在身心劳作中发生着。

身体对话且及于团体内部⋯⋯但，如何也将对话连结于映真先生的事业中！我思索着，并思及1994年，先生交到我手中的他生平唯一的剧本《春祭》上。那年，以“人间民众剧场”的名义，曾在台北南海路艺术馆演出，带来很大的轰动。这剧本说的是：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深刻印迹；聚焦的恰是：如今斜立于台北六张犁墓区中201座地下党受难者碑石后面的血腥故事！我提议，由全体参加工作坊的成员来朗读，录制成影像后，在3月3日“陈映真追思文艺晚会”中作为压轴的节目呈现出来！

《春祭》的节录朗读，虽仅10分钟时间，却深具意涵。映真先生一生以左翼思想有机内化于小说创作中，仅有的诗篇是《工人邱惠珍》，仅有的剧作便是《春祭》。当这样的相关1950年代台湾地下党人的事实剧场，由彼岸新工人在历经改革开放40年，形成剧烈社会分化的前夕来朗读，其意义连结了两岸左翼民族统一的愿景！

现在，大陈远行了。我且留下的文句，作为对他至深的敬爱与怀念。我说：我称呼映真先生为师，因为他是我文艺创作上的点灯人；同时，他亦是思想上的启蒙者。虽然，映真老师与鲁迅先生相同，都宁可与青年站在等高的视线上，而不愿是被高高捧起的仰慕对象。但，人对理想世界的精神追求，总是依着一道起起伏伏的弧线，最后抵达一处得以较为清晰看见自身与世界的口岸！

我便是站在这口岸上，久久望着如今已然远行的映真老师。回忆像穿越一条暗幽的铁路隧道，在冷战/戒严弥天盖地而来的、我的青春岁月，燃起了隆隆车轨声中的一盆炉火。我是蹲在那炉火旁，用睁亮着却也不免是忧愁的双眼，阅读《将军族》的青少年。

恰是那双眼所勾勒出来的景象，让我走进了延伸自中国1930年代革命文学的、你的文学创作的场景。尽管满天风雪并脚踩炙热的火炭，却引领着苦闷岛屿上的青年如我，如更多渴盼在文艺中，牢牢紧握断裂社会的绳索的同辈们，共同奔向那在风雪中逐渐消失而去的一盏灯火！

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走进了你在旷野荒漠中所搭建起来的关于“第三世界”与“左翼民族统一”的思想庇护所。在这里，仅提供足以饱餐的饭食，却有精神的粮，足以长途跋涉一条荆棘满布的山路！回想起来，便是你初初引介我至《夏潮》杂志，而后，开启门户让我走进《人间》杂志的1980年代中期！

这以后，朝着你的左眼所抛出的视线，我走上丛生着野草的荒芜大地上，恰有一张张从帝国的殖民与宰制下挥却长夜的噩梦而醒过来的脸孔；在那朝阳安静地洒下解放的晨曦的路上，回家的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第三世界；都有一部从底层探出身世来的民众戏剧。这道路，走着走着⋯⋯已有26年的岁月。并相继成立“人间民众剧场”与现今的“差事剧团”。于今回首1994年，从你手中交给我的、你平生唯一的报告剧本《春祭》，至今温度长存！

前些时日，剧团友伴以“众志”为号召迎来北京“新工人艺术团”，在一次演唱后的座谈会上。我提及，改革开放超过30年后，大陆在国家富强的同时带来高度的阶层差异，残酷的资本积累导致境内的“第三世界”问题：人口超过2.47亿之多的新工人，远离家乡的农业生产，投身都市现代化的底层，再加上六千万在农村留守的儿童，共同驮负起随经济落差而来的诸多发展的代价！这种种忧虑与反思，恰恰是沿着你左翼民族统一的道途，延伸至远方的艰辛旅程！

如今，你远行了！我们正越过一个又一个歇脚的口岸，继续赶路！

当然，艰困是必然的，但我们所要做的，不就是这艰困中的步步前行吗！

1975年，高中的文艺少年如我，在旧家小阁楼上，蒙着棉被，偷偷阅读陈映真的小说：《将军族》与《第一件差事》。那是戒严时期，他仍在绿岛度着禁锢岁月的最后一年，《将军族》成了禁书。1980年，结束中兴大学浪迹文学院的学生生活，从台中北上，决意放弃文青的浪漫诗作，投身社会改造的行列，去找陈映真追寻文学与社会的现实实践，由他介绍我去《夏潮》杂志任执编工作，亲身在当年“海山煤矿”、“煤山煤矿”现场，摸索台岛境内第三世界处境下，原住民沦为社会底层的真实状况。而后，《人间》杂志创发时期，在“鹿港反杜邦”的报导写作中，侧身于当地的环保社运行列。这时期，偶尔在回返杂志社交稿或聆听写作成果之际，总会遇上在茶水间用口哨吹着《国际歌》的大陈（在《人间》杂志时，我们这么称呼身材高壮的他），喝着握在手指间的热茶，和从采访现场回来的我们，用闽南话说着大意如此的话：“不是我们多会写文章，而是受压迫、受苦痛的民众教育了我们！”

从此，我改变了自己仅仅作一个追慕浮夸虚名的作家一类的想法。1989年，《人间》杂志因财务不堪亏损而停刊。因着大陈的介绍，我有机会前往南韩参加“民众戏剧训练者训练工作坊”，从此步上这条以文化行动为思想前提的剧场道路。从那时至今的26年时间里，我始终以戏剧创作和文化行动相互辩证的思维及方法，展开与青年共同追寻剧场之于社会、世界意义的生命旅程。

今年，恰逢“差事剧团”成立20周年，当人们再次问我为什么以“差事”作为剧团的名称时，我仍然玩笑地回答：“这是陈映真在我17岁时，就交给我的一件差事。”也就在这“差事20，路有多长”的纪念活动中，我邀来了老友胡德夫，要他为我们唱几首歌。

他问：“有甚么特别交代的吗？”

我说：“朋友都去北京帮大陈送行，但我因‘差事20’无法前往，你唱首送他远行的歌吧！”

“嗯！《来甦》吧。”他一贯从容的眼神望着我，“排湾族千年古颂，为部落里最受尊重的长辈送行的歌！”

当他唱时，我想起了在小小的、朴素的灵堂中，为邹族少年汤英伸举办告别式时，映真先生说的一席话：“如果汉人不调整对待生活在这岛上的美丽的少数民族的态度，像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的！”

是的。这一个冬日，来得异常热烈却也孤寂！热烈的是，就在暖冬的每个日日夜夜，我和剧团的伙伴们，先是在舞台上，以身体叙事剧场的风格，共同完成了30年前允诺蒋碧玉女士的一件差事：将伊与钟浩东的故事（蓝博洲：《幌马车之歌》），以《幌马车变奏曲》的剧名搬上舞台。终而，有关白色恐怖时期地下党人的形影，再次以活过来的历史的形式，具现在观众面前。剧的最后，引用了陈映真先生小说《山路》中的一段话：如果大陆的革命终结了，“国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长久的囚锢，会不会终于成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为残酷的徒然⋯⋯”

曾经，也有很多的挣扎、徬徨在内心深处。想说，整出戏以这样的结尾来铺陈，对久卧病床的映真吾师，会不会是一种难以言说的伤恸呢！毕竟，他将一生的关注，无论在思想或文艺创作上，都摆置在一心念兹在兹的祖国革命事业上。为此，便重新去阅读了1984年小说集《山路》出版时他写下的自序。在这篇题为《凝视白色的50年代初叶》的序文中，有一段是这么写的：“在激荡的中国近代史中，理想的追求、幻灭和再探索的不间断的过程下，中国人民、知识分子和青年，付出了极惨重的代价。然而，人们似乎总是夸夸然、甚至于森森然论说着那表面的过程，却极少探视在那过程下，在遥远、隐密的囚房中和刑场上，孤独地承受一时代的残虐、血泪、绝望、对自由最饥渴的响往、对死亡最逼近的凝视、对于生人最热烈的爱恋⋯⋯的无量数年轻、纯洁、正直的生命。”

便是这段话让我鼓起了勇气，决定在戏的最终，置入小说《山路》中那段经常引人议论的文字。当然，相信对于钟浩东、蒋碧玉以及几乎所有白色恐怖的一代政治受难者而言，加诸他们身上的刑杀、酷虐与囚禁，绝不是以对国民党的苛烈暴政进行控诉便得以说清楚的，而是需要更进一步，揭举国际冷战与国共内战的结构性面向。

然而，当受难的理想青春仆倒在马场町刑场时，留在他们胸口上的血渍，将如何在海峡两岸的后世人，又或全人类受压迫的人心中，转化作即便是一小堆的火苗呢！这是当下很迫切的命题，便也是这命题的迫切性，让《山路》中透过蔡千惠这位平凡却真挚于革命事业的女性，所提出来的质问，有了跨越一时一地时空意义的穿透性。如今，也是以受到一如钟浩东这样牺牲于上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刑场的召唤，回过头来，用蔡千惠的一席话来询问革命之于当下，至今到底尚存有多少余温呢？当然，这都只是出于改革开放30余年来，资本道路在大陆上实行后，所形成的阶级差异、生态环境破坏、底层新工人的生存现实而发出的质问，并无关于岛内种种反共亲美媚日的谬说，更与教条左翼毫无任何思想与实际的牵涉！

我与映真先生相识于1980年代初期，非常多的共处的时日，让我从一个浪漫于写诗生活的文青，转而对以文艺改造世界有了日益丰厚的想象⋯⋯于是，在经历了《人间》杂志虽仅几年却无比激荡的学习岁月后，又经先生引介，走上了以打开第三世界视野为主轴的民众戏剧道途。

这道途，必然是绚烂喧哗以外的孤寂，也必然在风霜雨雪中，困顿于当下的现实。然则，路一旦被开启，便有了继续往前行的某种说不上来的召唤。这召唤，最早在《人间》杂志时期，因着前卫剧场导演王墨林从日本引进“不死鸟剧团”的《花岗事件》报告剧，而打开了另一种戏剧之于现实的美学实践，重返布莱希特叙事剧场的场域中。当剧场以一种既抽离于幻象又直面于被刻意割离的记忆的方式与观众相遇时，报告剧恰恰是民众重返人间舞台的关键时刻。

就在1993年，台北六张犁公墓，两百余座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墓碑，在经年累月弃置于岛内黑暗肃杀的历史之后，再次在人们的凝视下，被上世纪50年代地下党人的幸存者们捧起。当压杀的记忆回到尸骨已寒40余载的乱葬岗现场，映真先生站在一处临着墓碑旁的土堆墢崁上，神情何等凝重地望着一座座被从泥堆中拾起的碑石。他久久地无言，却打开了历史将不再被终结的记忆。

随着这项记忆的逐渐开启，他交到我手上的是书写着冷战戒严白色恐怖肃杀风云的报告剧本：《春祭》。我以“人间民众剧场”的名义将这报告剧场搬上舞台。20多年的时间就这样匆匆消逝⋯⋯我一直记得，当年在“南海艺术馆”演出时，席上挤满了远远超出预期之外的观众。一场出土的历史报告，以一种穿越历史迷雾的身姿，引领着座席上的人们，张开了久久被冷战/戒严体制所压杀并制约的感官，随着剧场的报告，推开一扇扇禁闭、囚锢的铁门，进入另一个血腥的屠戮时空中！

就这样，徐庆兰，这位于19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仆倒于马场町刑场的受难者，以灵魂之身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他只是在冷然中带着些许的激动，这样子拉开了整场的序幕。他说：

五月，下着倾盆大雨的那些天，我的亲弟弟阿梅兰终于找到了我的墓茔。没过几天，阿梅兰和一群老同志、老难友全来了，在这块抛荒四十年的墓地上割草、找墓，终于让你们找出了两百个身尸不曾回家的同志们⋯⋯

在六张犁白色恐怖的乱葬岗上，一具具沉埋在泥土中的小小碑石，像是找到了脱离自身不知有多少荒芜岁月的眼、鼻、耳，以及被强制噤声的口，说出了埋藏地底暗黑的心头话：

那一天，阿梅兰，你在墓碑上认出我的名字，你哭了。我就站在你的身旁。我也哭了。可是心里是高兴的。四十年了。阿梅兰，你来得真好。

兄弟相见，竟是活着的弟弟找着了阿哥的一堆尸骨。当然，阿哥的魂说的字字句句，都穿过厚实的、农务劳动的胸膛，打进弟弟内心深处！在《春祭》开场不久的剧中，陈映真是这样为不见天日的受难尸骨而写的：

我知道，这几十年中，你始终不曾忘了我。没有你四十年来坚心决志，为了找我这几根骨头，寻寻觅觅，今天，这两百把尸骨也不知要被沉埋到几时！

陈映真一生只写过一首诗《工人邱惠珍》，他唯一的剧本便是报告剧《春祭》。在这里，我们就像是回首穿越一处黑暗而幽深的山洞，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巨大暗影里，有人燃起了一根火柴，照亮一整个左翼时代的微光！另外，他也翻译过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一首诗：《献给党》。诗文一段如下：

您教我认识

人的共性和差异。

您让我明白：

个人的痛苦

如何在全民的胜利中消失。

您教我

在咱穷苦兄弟的硬板床酣睡。

您把我打造于现实的根基，

在坚实的磐石之上。

现在引用聂鲁达的这首诗来纪念陈映真先生，会有特殊的意涵。一来，这是他翻译过的两首诗（另一首是南韩牧师、诗人文益焕1989年绕道日本前往平壤，呼吁反帝民族统一后回返首尔机场，在机上被当场逮捕的诗：《到平壤去》）当中，很能表现他思想倾向的一首名诗；另一方面，这也是大陆历经改革开放，权贵资本横行，贫富差距愈形巨大且剧烈化后的1990年代初期，他带着某种忧忡，意有所指地翻译出来的诗⋯⋯这里，我们将明白他作为一位反殖、反帝思想下的文艺创作者，如何主张国家的民族统一，又如何在一个左翼社会主义的思考下，引用聂鲁达的诗歌来述说“您让我明白：/个人的痛苦/，如何在全民的胜利中消失”这样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核心价值！

恰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找到了，作为唤醒进步的共同记忆也好，让历史重新连结当下现实也好的理念导航作家：陈映真。就如他常说的：写什么与怎么写，虽是辩证的一体两面；但写什么的重要性，通常比怎么写更为有“迫切性”。

当然，这是一个作家对自身与时代的提问。可以从他1975年绿岛“远行”归来（1968年以政治犯被捕，1975年因蒋介石离世而特赦）后，以许南村的笔名所作的反思创作生涯的文章《鞭子与提灯》，获致较为接近他总体思维的理解！

他在文章中提及，和双生的小哥——真儿——死别后，一步一步走向成长的生命旅程。并且，在家人闲谈中，忆及那一回“久客远行”（亦即在绿岛渡过的七年系狱生活）归来后，他的父亲沉思地说：“要是真儿也在，怕不也跟着你去走一遭⋯⋯”

这篇文章中，另提及了映真先生童年时，从学校匆匆回家，扔下书包，就找到屋后去看来自外省的陆家大姐。然而，陆大姐“跟着两个陌生的、高大而沉默的男人走出房门。就在她跨出门槛的时候，她看见了我。她的丰腴得很的脸，看来有些苍白”。可以这么说：被情治人员带走的这位陆家大姐，在他天真的童年生活所带有的特殊易感中，已经植下了对于白色恐怖肃杀的怖唳，从而，让他日后于绿岛度过囚禁岁月，头一回见到在冷战/内战交织下度过监禁生活的白色恐怖受难者时，不能不对之深沉凝视，即使面对的只是稍纵即逝的身影或视线。

这凝视，恰从童年时，与像是母亲一般怀爱的大姊身上投射而来。然后，转作一种类如希腊神话里“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召唤。让他在出狱后的后半生，投身到左翼的、民族统一的道途上，磨励着文艺创作，以及更重要的，相关于中国革命与左翼思想的重建工程！这是在看到一整个被扑杀而无言的恐怖后，从作家生命内里升起的一面和自身左翼经验得以连结的旗帜。而后，终而决志做一个“盗火者”的作家及革命者。

人们常以“盗火者”来类比鲁迅和陈映真（例如：前者有诗人杨泽，后者有理论家施淑），这是非常具意识性的一种提法。那么，于他们而言，又是具备了哪一种现实与理想条件，让他们在困顿中追寻那或许渺茫的希望的呢？这样的提问，不免将我们带往希腊神话世界中，那位最初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因着自身的先觉，成了“唯一”从诸神世界中挣脱出来，带给人类希望之火的神祈。

他的“唯一”有一种先知的代表性，也因为如此，他必须受到远比死亡或毁灭本身更为巨大的惩罚——在高加索山区被秃鹰不断啃噬后又再生的肝脏⋯⋯而这时，他已然从神祇变身为革命者的人类，走在反抗霸权的道途中；如此，惩罚的另一端，则是人类在绝望与黑暗中，对于希望的无止尽的追寻。这成了鲁迅或者映真先生，在虽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野草集》）当中，抵抗黑暗的无止尽的追求，一如神话中的“盗火者”。

那么，恰恰是这样吧！让我们以诗、以歌、以影像、以剧场、以舞蹈，来追索作为文艺作家的陈映真，如何以“盗火者”的身姿及精神，带领我们走进文化抵抗的社会改造与世界图像中⋯⋯因为，怀着入世的救赎，映真先生以他左翼民族统一的思想，撑起一面理想主义的旗帜；然则，推动他思想的轮轴，总是大家熟知的，他的小说、散文，还有仅有的剧本与诗歌！这恰恰都是将文艺创作转化做文化行动时，映真先生走在时代前沿，并给我们留下的提灯。

值此全球消费在虚拟云端决堤的年代，共同记忆如何转化为一种前瞻的力量，是极其迫切的命题。因着这样的命题，重返映真先生创作的现场，也恰恰是他以“盗火者”的身躯，从1950年代白色荒芜的肃杀中，将一整个台湾、中国、东亚，以至于国际的左翼文艺创作点燃、照亮的时刻。

立春前的北京，冬寒。我与剧场的助理纲垲，来到北京八宝山的追思堂，在映真先生灵位前行礼。同行的还有“新工人艺术团”的孙恒与吕途。这是一场相约：早在我出发前，就与相识长达10年以上的新工人艺术劳作者的约定。30年前，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说她/他们是“盲流”，现在则以“低端人口”来称呼其严峻的存在。他们唱底层的歌。他们更组织“工友之家”，以身体力行的劳作，在新工人间展开从权益追索到留守/流动儿童教育与生活关切的工作。

底层的召唤，在大陆社会的巨型发展模式中，日日夜夜传进我们的耳膜，在身体的血脉中循环。不禁思及1980年代中期，与映真老师在《人间》杂志工作时，种种在底层蹲点的难忘记忆。是这样，我与“新工人艺术团”的主创来到映真先生的灵位前，我们都诉说了对他一生从事左翼统一事业的无尽追思。

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和艺术团的伙伴们，共同进行一轮长达12天的民众戏剧工作坊。孙恒提出“新工人史诗剧”的构想。主要沿着“工友之家”的新工人博物馆中所展现的脉络，以剧场演出结合民谣与颂诗的结构，纳入富士康跳楼、孙志刚事件与流动/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等具代表性的内容，结合成为来日巡回演出的戏目。我在深表赞成之际，提出经由戏剧工作坊，先形成从个人到集体共识的过程，再行分工达成演出成果的目标。

剧场如何能成就艺术性以外的社会改造功效，相信对于长年浸身于新工人全体生活改善的团体而言，是一项迫切的命题。如果说这是行动的预演，这行动在于翻转新工人的价值取向；这预演则落脚在剧场作为一项文化武器，如何展现既民主且集中的民众教育内涵。然则，剧场毕竟是身体的到位与力行，头脑体操需要交给更深入且普遍的对话。就这样，每日长达6至8个钟头的工作坊，在身心劳作中发生着。

身体对话且及于团体内部⋯⋯但，如何也将对话连结于映真先生的事业中！我思索着，并思及1994年，先生交到我手中的他生平唯一的剧本《春祭》上。那年，以“人间民众剧场”的名义，曾在台北南海路艺术馆演出，带来很大的轰动。这剧本说的是：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深刻印迹；聚焦的恰是：如今斜立于台北六张犁墓区中201座地下党受难者碑石后面的血腥故事！我提议，由全体参加工作坊的成员来朗读，录制成影像后，在3月3日“陈映真追思文艺晚会”中作为压轴的节目呈现出来！

《春祭》的节录朗读，虽仅10分钟时间，却深具意涵。映真先生一生以左翼思想有机内化于小说创作中，仅有的诗篇是《工人邱惠珍》，仅有的剧作便是《春祭》。当这样的相关1950年代台湾地下党人的事实剧场，由彼岸新工人在历经改革开放40年，形成剧烈社会分化的前夕来朗读，其意义连结了两岸左翼民族统一的愿景！

现在，大陈远行了。我且留下的文句，作为对他至深的敬爱与怀念。我说：我称呼映真先生为师，因为他是我文艺创作上的点灯人；同时，他亦是思想上的启蒙者。虽然，映真老师与鲁迅先生相同，都宁可与青年站在等高的视线上，而不愿是被高高捧起的仰慕对象。但，人对理想世界的精神追求，总是依着一道起起伏伏的弧线，最后抵达一处得以较为清晰看见自身与世界的口岸！

我便是站在这口岸上，久久望着如今已然远行的映真老师。回忆像穿越一条暗幽的铁路隧道，在冷战/戒严弥天盖地而来的、我的青春岁月，燃起了隆隆车轨声中的一盆炉火。我是蹲在那炉火旁，用睁亮着却也不免是忧愁的双眼，阅读《将军族》的青少年。

恰是那双眼所勾勒出来的景象，让我走进了延伸自中国1930年代革命文学的、你的文学创作的场景。尽管满天风雪并脚踩炙热的火炭，却引领着苦闷岛屿上的青年如我，如更多渴盼在文艺中，牢牢紧握断裂社会的绳索的同辈们，共同奔向那在风雪中逐渐消失而去的一盏灯火！

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走进了你在旷野荒漠中所搭建起来的关于“第三世界”与“左翼民族统一”的思想庇护所。在这里，仅提供足以饱餐的饭食，却有精神的粮，足以长途跋涉一条荆棘满布的山路！回想起来，便是你初初引介我至《夏潮》杂志，而后，开启门户让我走进《人间》杂志的1980年代中期！

这以后，朝着你的左眼所抛出的视线，我走上丛生着野草的荒芜大地上，恰有一张张从帝国的殖民与宰制下挥却长夜的噩梦而醒过来的脸孔；在那朝阳安静地洒下解放的晨曦的路上，回家的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第三世界；都有一部从底层探出身世来的民众戏剧。这道路，走着走着⋯⋯已有26年的岁月。并相继成立“人间民众剧场”与现今的“差事剧团”。于今回首1994年，从你手中交给我的、你平生唯一的报告剧本《春祭》，至今温度长存！

前些时日，剧团友伴以“众志”为号召迎来北京“新工人艺术团”，在一次演唱后的座谈会上。我提及，改革开放超过30年后，大陆在国家富强的同时带来高度的阶层差异，残酷的资本积累导致境内的“第三世界”问题：人口超过2.47亿之多的新工人，远离家乡的农业生产，投身都市现代化的底层，再加上六千万在农村留守的儿童，共同驮负起随经济落差而来的诸多发展的代价！这种种忧虑与反思，恰恰是沿着你左翼民族统一的道途，延伸至远方的艰辛旅程！

如今，你远行了！我们正越过一个又一个歇脚的口岸，继续赶路！

当然，艰困是必然的，但我们所要做的，不就是这艰困中的步步前行吗！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