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 光绪皇帝于南海瀛台，宣布自己临朝训政。同时，命荣禄派兵搜捕维新党人。谭嗣同等人被捕，被关进刑部北监。狱中，谭嗣同曾题诗一首，史称《狱中题壁》。然而，这一首诗的真伪至今仍然是桩悬案。
谭嗣同(1865--1898)近代政治家、思想家、诗人。字复生，号壮飞，别署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通眉生。湖南浏阳人。幼年丧母，遭继母虐待。青少年时代，读书虽颇广博而屡试不第，通剑术，好任侠，遍游西北、东南诸省，怀有济世报国的大志。甲午中日战后，谭嗣同受到极大的刺激，痛感国家民族的危亡日迫，“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上欧阳中鹄书》)，决然抛弃旧学，探求新学，投身变法活功。一方面融贯儒学、佛学和西学知识以及康有为的学说，撰写《仁学》，阐述变法理沦;一方面在湖南从事培养实学人才、兴办实业等，以求维新。光绪二十三年(1891)，协助湖南地方当局开设时务学堂。次年初，又与唐才常等在长沙组织南学会，创办《湘报》，宣传新学，推动新政，使湖南富有朝气。七月到京师，任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预新政，以为“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致李闰》)。
1898年9月21日凌晨，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于南海瀛台，宣布自己临朝训政。同时，命荣禄派兵搜捕维新党人。9月26日，清政府逮捕了谭嗣同等人，将其关进刑部北监。谭嗣同在狱中想起了 汉朝的张检和杜根。张俭因揭发朝中权贵残害百姓受到陷害，被迫逃亡在外，望门投宿。杜根因劝摄政的邓太后归政安帝而受到酷刑。目前维新派的遭遇正与张俭、杜根相似。无论是逃亡还是被囚，都应忍死求生，继续战斗下去。同时他又想起了老师康有为和好友王正谊，康有为已外逃，东渡日本。王正谊仍在北京，是江湖名侠，人称“ 大刀王五”。谭嗣同把今后事业的希望寄托在他们两人身上。想到这里，谭嗣同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拾起一块煤屑，在牢房的墙壁上写下一首史称《狱中题壁》的诗。谭嗣同在临刑前大声朗诵绝命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战。”态度从容，慷慨就义，年仅三十三岁。
谭嗣同《狱中题壁》诗最早见于梁 启超的《谭嗣同传》，后来又在他的《饮冰室诗话》中提到，诗曰：“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同时，梁启超还专门为诗添加了按语说：谭浏阳(谭嗣同)狱中绝笔诗，各报多登之。日本人至谱为乐歌，海宇传诵，不待述矣。问题是谭嗣同诗中所列举的人，梁启超也不得不承认，或许未能知。
关于《狱中题壁》，一种说法认为，这是梁启超篡改谭嗣同的诗。黄彰健在《论今传谭嗣同狱中题壁诗曾经梁启超改易》中首光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一首诗不是谭嗣同的原作，而是梁启超伪造的。为什么是伪作呢?黄彰健称，他找到的证据是一本小说，这本小说叫《绣像康梁演义》。这本书出版于1908年，跟谭嗣同牺牲整整十年。这本《演义》描写到六君子受刑时，六君子之一的林旭口吟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这样的：“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它与传下来的狱中诗颇为相近，据此，黄彰健便认为这是谭嗣同的原诗。张建伟在所著的《温故戊戌年》一书借用了黄彰健的考证。
那为什么黄彰健与张建伟会怀疑梁启超篡改了谭嗣同的诗呢?二人认为，这首诗泄露了 戊戌变法中的一个秘密，因此，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就用他的如椽大笔，用墨水改写了这首血水写成的诗篇：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不得不承认，经梁启超的大手笔一改，仿佛比原诗更加豪迈，但是却违背了先烈的原意。这一小小的改动就完全遮掩了康有为所代表的维新派曾有武装夺权的谋划，没有了谭嗣同“留将公罪后人论”的坦诚。说白点，黄彰健和张建伟无非认定康梁是所谓的“小人”，谭嗣同的诗泄露了大秘密，所以梁启超篡改了谭诗。有趣的是，电视剧《走向共和》中也采用了此说，在剧中，康梁师徒的话当场遭到王照的反驳，王照指出，密诏是假的，谭嗣同这一首诗，是经梁启超修改过的。诗的原稿是：“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王照还说，谭嗣同原诗暴露了他们擅自决定包围 颐和园这一“公罪”。
对于这一结沦，傅剑平认为有许多值得推敲的地方，指出，一开始就认定林旭绝命诗是谭嗣同《狱中题壁》诗的原作，其考证和分析就不可能脱出《狱中题壁》诗旧有解说的藩篱，结论自然难以成立。
另一种说法，梁启超所录的诗确系谭嗣同的原诗，但部分词句有所不同。1994年，研究者发现了当年，也就是戊戌年的刑部主事唐烜的日记《留庵日钞》中记录有谭嗣同的狱中诗，日记中记道：“二十五日，晴，入署……在署闻同司朱君云：谭逆嗣同被逮后，诗云：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待树根。吾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里记录的谭嗣诗狱中诗，除了少数几个错字外，与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引用的诗是一致的。梁启超为什么能得到谭嗣同的原诗，根据《留庵日钞》可知，谭诗确实是写于狱壁之上，所以往来狱卒相互传送，一时间该诗就不胫而走，据此推测，梁启超的记录也是从他人口中得知的。而唐烜则说他所录的诗是刑部传抄本，直接来自刑部署内，所以梁启超篡改说应予推翻。
黄彰健在《留庵日钞》发现的第二年，即1995年，发表了《论谭嗣同狱中诗——与孔祥吉先生商榷》一文，承认：“由唐烜《留庵日钞》所记，可以证明‘去留肝胆两昆仑’确系谭诗原文，未经梁启超改易，可以修正拙说。”只是他认为那首“手掷殴刀仰天笑，留将功罪后人论”也是出自谭嗣同之手，两首诗实际上一个是草稿一个是定稿，时间先后不同，并没有人有意篡改，这也算一家之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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