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人熟知的“怪物”形象出自James Whale导演的1931版《弗兰肯斯坦》。
电影界是如此热衷改编残暴怪物和疯狂科学家之间的故事。
玛丽·雪莱因1818年创作的《弗兰肯斯坦》（或译《科学怪人》）而被誉为科幻小说之母。
《当代弗兰肯斯坦误入歧途的现代科学》
作者：（法）莫奈特·瓦克安
译者：周欣宇
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5月
本书的法语原版
让我们设想一个场景：有这样一个地方，也许它叫太阳城，也许叫亚特兰蒂斯，这都无所谓，这里一切都按照科学理性设计得一丝不苟，井井有条：从出生、童年到青年，其实在胚胎阶段你的人生就已经被“合理”地设计了，你的恋爱遵循一个数学公式，你的食宿遵循一套科学标准，更不用说工作了，连死亡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没有欲望、没有痛苦，一切都像科学公式一样平滑，你和身边的人也许有具体分工的不同，但没有实质差别，没有不平等，大家都是一个巨大程序的环节，永久平静。这是你要的幸福吗？这是美丽新世界，还是科学的末日图景？
《弗兰肯斯坦》与启蒙理性迷局
莫奈特·瓦克安在《当代弗兰肯斯坦——误入歧途的现代科学》中引导我们去凝视这样一幅未来世界的可能图景。瓦克安是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随笔作家，这部作品是她的代表作，写于上世纪80年代。2016年这部书出了增订版，补充了近三分之一的内容，深化了对这个问题的反思：即科学、理性地疯狂发展，是否给人类带来了幸福？
如果我们熟悉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我们就不会对上面那幅科技乌托邦图景感到陌生。但在那个时代，我们的生物科学似乎并没有达到可以造人的水平，所以《美丽新世界》只是一个“科幻小说”。但在作者看来，这一技术在二十世纪末已经走向成熟，成了一个可见的未来。瓦克安认为，对这样一幅图景的想象，我们可以上溯到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
玛丽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珀西·雪莱的妻子，这部小说被视为文学史上最早的科幻小说，玛丽自然也就成了科幻小说“祖母”了！这部小说讲述科学家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出于童年的阴影，醉心于科学，终于创造了一个用尸体拼接而成的怪物。这个怪物起初没有名字，在后来的流传中，它承袭了它创造者的名字——这一点的确意味深长。但此怪物在被造出之后，就遭维克多遗弃，出于怨恨，它杀死了维克多的诸多亲人，还在维克多新婚之夜，杀死了他的新婚妻子。后来，维克多不断追捕这个怪物，并死于途中。这个怪物在维克多死后，陷入身份之思，自焚于极北之地。
在这本书中，瓦克安试图让我们意识到，“弗兰肯斯坦”式的悲剧是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至上主义可能的恶果。在启蒙运动之后，有很多人相信，只要依靠科学，反对宗教，依靠理性，反对非理性，依靠知识，反对愚昧，我们就可以一直走在去往幸福的途中。但果真如此吗？这种对科学和理性的顶礼膜拜本身，难道背后就没有隐藏着一种迷信和非理性吗？这种被科学的意识掩盖的非理性的疯狂，正是瓦克安希望提示我们看到的，虽然它以一种冷冰冰的对知识之追求的形态出现。
这种追求科学、理性的求知欲，往往认为真就是最高的价值和标准，科学探索没有禁区，不论这种限制是以道德面目出现，还是以宗教形式出现。他们把科学树立为唯一标准，想废除所有限制，于是他们反对过去，他们弑父，推翻传统这些构成限制的东西，而把目光指向无限开放的未来。这样一种没有过去、超越过去的新人是怎样的？他似乎应该是符合科学标准，把各种缺陷不足都剔除，只保留优点的人。在作者看来，所有这些都指向了优生学，于是就出现了我们在开头刻画的场景。
优生学，不论是试管婴儿、克隆还是其他什么，似乎都在不断缩小、剪除“性”在整个生殖过程中的作用，性欲似乎被一种抽象的求知欲给替代了。而在作者看来，性是保持人的差异性或者说相异性的基础，这种差异性是思想差异和人类文明的内在动力。因为“性”和身体，和微妙、具体的感受联系在一起，不像科学理性，是抽象的，平面的。没有了“性”的基础，按科学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人，依理想标准，几乎没有任何差异，甚至可说是直接同一。但肉身毕竟存有缺陷，于是一种“超人类主义”不满足于优生学，认为肉身的人类终将被更高级、更理性、更少缺陷的人工智能所取代。在这样的视域中，“人类将被认为是一种失败的试验”。但作者让我们看到，这种求知欲背后，这种取消差异性的努力背后，是一种非理性的、“控制”的激情，“狂妄自大、对权力无限的欲望、对自己的高估和无节制的爱，都属于一种慢性病”。
科学能带来幸福吗？
我们常把科学等同于真理，但正如作者在书中多次强调“科学不是理性唯一的标准，而理性也可能发展成一种疯狂”，以及序言中提到“疯狂的科学家慢慢变成了疯狂的科学”，这本书希望我们能够给理性划一条界限：理智并不能划定界限，但界限却能够让我们找回理智。显然，她寄希望于一些数千年来似乎被证明合理的传统道德伦理上的限制，而这种限制，是那些唯科学主义者希望全部抛弃的，这似乎也是崇奉理性的人占主导的时代，因而对理性的限制对她来说是“夸张的想法”。对之她只能不断呼吁，但她近乎声嘶力竭的呼喊，更多只是在宣泄情绪，而不是为她的观点做出一个有效的说明或论证。
瓦克安试图限制理性的努力让我们想起德国哲学家康德，他试图为理性划界，给信仰留下地盘，他以我们一般宽泛地称为理性的概念，来区分知性和理性：知性相当于上面提到的科学理性，康德也把它叫作“理论理性”，后者则更多指向“实践理性”，和我们的道德、信仰相关。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分属两个不同领域，遵循两套不同法则，如果理论理性越界去解释实践理性的对象，就会陷入概念上的自相矛盾和无意义，因此要限制其使用，从而为实践理性留下地盘。如果借用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的概念，我可以说它们是“是”与“应当”、或“事实”与“规范”之别，不能混淆，不能相互推论，事实上是怎样不能直接推论出我们应该做什么，比如事实上人都是有贪欲的，不能推出我们应该去贪财。
若我们进一步反思，还将看到作者为了说明这幅未来的可怕图景所使用的精神分析方法，也不那么靠谱。在很多地方，为了追求一种修辞的美感，作者脑补了玛丽·雪莱等人的内心活动，在关键处，用的都是“好像”、“或许”、“我想到”这样游移不定的、没有根据的推论。其实这本书并不像书名所暗示的那么科学，它有太多幻想的成分。虽然在新版之中，她让两个科学家好友分别为此书做序和后记，显得好像这本书的科学性已被科学界认可，但这仅仅是一种修辞，实际上并不能让这本书变得更富有说服力，科学家并不在对科学的反思中先天地占据一个更好的位置，就像一个伦理学家不一定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更不用说，在书中隐含的把一切还原为“性本能”的还原论倾向了。这种还原论相信，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潜意识深处的性本能，这是一把解释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这是我们无论意识到与否，都在控制着我们的力量。比如，作者认为“所有的研究、科学或是艺术，所有的发现都基于人类对性的好奇、对起源的秘密”；不是通过两性来产生生命的“去性别化”的科学，被刻画为令人恐惧的图景——这些都让此书有时候更像小说而不是理论研究。
虽然有种种不足，她的作品还是给了我们一个警示，让我们在享受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成果时，能够拉开距离来看看科学的本质，科学的意义。简言之，科学就其本身而言，并不能直接给我们带来幸福，科学背后的求知欲，并不那么理性。理性背后也许是一个非理性的恶魔，有时候我们被它暂时的胜利遮蔽了双眼，对远处和内在危险视而不见。
□黄家光 吴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