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罗伯特·卡帕的英年早逝让他拥有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战地摄影师无可替代的名誉，那么唐·麦卡林则用他的幸运躲过了无数战火的攻击，留下了大量的存世影像。他拍摄的照片几乎涵盖了20世纪下半叶所有的主要战役，经历了数不尽的危险。他曾腿部受到重伤，感染脑型疟疾，亲见伙伴被炮弹击中，死在眼前，在这些危机面前，即使心中充满恐惧，他却从未真正退缩。1985年以后，他一再的声称不再报道世界冲突，但仍然出现在了1991年和2003年的伊拉克和库尔德地区。甚至在刚刚过完81岁生日之后，他仍然飞到深陷重围的摩苏尔城。他用相机为他的一生盖下一个战地摄影师的章印，但他本人，却不喜欢这个称呼。在他修订版的自传《不合理的行为》中，他写道：“有人说我的照片洗的太暗。这种经验怎么能用明亮的感觉传达？然而我自问，我所有的观看与探究能为这些人（或任何人）做些什么？当枪声接近我的时候，我有多少次想到，就这样么？就是今天么？我这一生，是怎么过的啊？”
麦卡林现年82岁，距离首次出版的自传《不合理的行为》也有25年之久。这本修订版的书至今读起来仍然像他坐在对面，与读者进行一场真正私密，畅快的对话。这是一次在书中内容截取的虚拟访谈，有他愉快的回忆，也有曾经面临的彷徨与痛苦。
Q：你如何看待自己的青少年时期？
A：少年时期我被发现有阅读障碍，经常换学校也没有改善，并且当时我的家境非常贫困，父亲又生病，所以，这些因素导致了我在那些年，最好的时光都在校外。我们一群男孩子把轰炸过废墟当作秘密基地，在那里拆毁，攀爬，聚会，当作乐园。年纪更大以后，我打了一大堆架，我不是天生的战士，之所以和别的男生斗殴，是由于我不愿意受欺负。直到今天，只要能抵抗，我都不会退缩。
Q：那你是如何接触到摄影的？聊聊你的第一台相机？
A：我曾经在美术学校学过一些绘画，后来获得了在一个卡通制片厂做传话小弟的工作，虽然后来也获得了晋升，做调色工作，但被大家发现我患有部分的色盲，所以就无法胜任复杂的动画工作了。再后来，在空军部队，我也接触过冲洗的工作。至于我的第一台相机是当兵的时候在非洲买的一台禄来相机，用了30英镑。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也是比尔·布兰特和布拉塞使用的相机。退伍后，我回到家中时由于手头缺钱，又把它当掉了。结果，我母亲知道以后，又把它赎回来了，她这个大方的举动改变了我的生命，非常的戏剧性。
Q：让你进入到摄影新闻报道领域的契机是什么？
A：真正获得拍摄的机会缘起一起谋杀案。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我跟女友看完电影回家后，我母亲说“和你在葛雷店鬼混的那帮人，他们惹了大麻烦，有个警察在那里被杀了”。接下来几周，附近的居民聊来聊去都离不开这件凶杀案，它也使全国注意到不良少年与帮派暴力的问题日益恶化。由于我之前的经历，同事们都向我打听他们的事，我拿出一些之前拍的他们的照片，同事们便建议我投给当时最关心社会，自由派的《观察家》报。至于过程，顺利的出奇，照片很快刊登在了1959年2月15日的报纸上，占了半版篇幅，那年我23岁，那是我发表的第一张照片。
Q：初入战争现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会？
A：第一次跟危险面对面是在塞浦路斯。我在一间空屋子里看见三个人死去，父亲和他的两个儿子，年轻的那个在前几天刚刚结婚，礼物还放在前面的房间，全在枪战中打烂了。破掉的杯子，盘子，玻璃器皿和饰品都是亲友带来的结婚贺礼。最后，年轻的女人跪在他丈夫的身旁，抱住他的头。我当时还很年轻，却也了解那种痛苦，我发现自己很难抑制夺眶而出的泪水。我走出屋子时失魂落魄。我脱水了，嘴唇黏在一起。
我想，我在那一天长大了。我稍微能够摆脱个人的怨恨。我曾觉得生命对我特别苛刻，让我被迫疏散，在我小的时候夺走我温柔的父亲，等等。那天在塞浦路斯的经历中我看到自己，我的遗憾不再是我个人的东西，而变成普遍的情绪。于是我说：“好吧，我并不孤单。”
Q：《星期日泰晤士日报》是你职业生涯里工作最久的报纸了，在那里你结识了很多优秀的记者，他们后来很多都成了有名的作家，能聊聊是如何跟他们配合工作的么？曾有些什么特别有趣的经历？
A：在最初，我很怕和满肚子学问的记者相处，也日渐明白摄影记者的地位远低于文字记者。我的同事莫瑞·赛尔绰号“骆驼”，因为他可以在没有任何补给的情况下还可以旅行很久，他曾说，搞新闻只需要三样东西：耗子的机灵、花言巧语和一丁点儿文字的能力。
我这辈子曾和很多文字记者吵过架，通常错不在他们，我有的时候乖戾暴躁，特别是涉及重大报道。但有时也会跟文字记者成为朋友，然而有个文字记者却能使我有最佳的表现。他的名字是诺曼·刘易斯，在某种意义上，我已成为他的门徒。他身材高大，有点驼背，戴眼镜，留胡须，你很难想象你正站在世界上最伟大的探险家面前，我们有机会就搭档到世界上最偏僻的地方。长达十二年。
另外有一次比较难忘的经历是《电讯报》把我丢到一个沙漠的小岛上。事情这样的：杂志的一个编辑想到一个他自认为很有趣的点子，把我和年轻的作家安德鲁·亚历山大扔到加勒比海的迷你小岛上，看我们能撑多久不求救。那个名为内克岛的小岛有1.2千米长，0.8千米宽，中间是长长的山脉。岛上住着蛇，蝎子和毛蜘蛛，最近的人类文明是5000米外的蚊子岛。我们身上只有穿的衣服，一把小刀，一把弯刀，钓鱼线和鱼钩，少量火柴，碘酒和帆布，还有一面用来求救的红旗。我们搭了一个草棚子，命名为“恐怖小屋”。安德鲁很博学，还会弹钢琴，性格和我天差地别，但至少一段时间我们相处愉快。睡眠是大问题，昆虫和蚊子非常的顽强。我们常捕到神仙鱼和炮弹鱼烤来吃，还有刺梨，但它是有毒的，只能湿润口腔。水是最大的难题。等到我们发现椰子可以解决问题的时候，已经虚弱的爬不上树了。最后，我们在那坚持了十五天。那虽然是一次造假的试炼，但总是一次试炼。我们都瘦了12.7公斤。
Q：你经历过那么多场战争，比起初到战场的新人，应该比较有经验做各种防护措施吧？
A：单是越战就死了很多的新闻记者，有45人丧命，还有18人失踪，几乎可以确定已经殉职。这里面有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但摄影记者占多数，摄影记者必须亲身踏入战场。你可以采取一切的防护措施，如带上钢盔，穿上防弹夹克，躺着装底片，但说到底，还是无法抵御最坏的情况。关于战场上的采访，我最常收到的问题是：你获得多少高危津贴？当我据实以告“没有半毛”的时候，都能察觉到他们深感怀疑。在我刚好跑战地新闻十年左右，我在《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年薪是5392.8英镑，相对的，我得保证每年工作47周，就是这样。没有理由相信战地记者比别人安于贫困，但我从没有遇到哪个记者是为了发财才到战地去的。在这种战争里，你是走在精神分裂的旅途上，你没办法把眼前的一切拿来跟生命中的其他事情相提并论。
Q：你遇到过事业的低谷么？
A：我曾在萨尔瓦多的战场上受伤，我的健康，婚姻，记者生涯全从萨尔瓦多开始崩坏。我的妻子发现了我有婚外情，让我在情感上陷入困境。福克兰群岛危机爆发，而我手臂还包着石膏，没有人联络我去采访。我没有得到报社的支持，于是想跟英国特遣部队同行，过去二十年世界上所有重要战争我无役不与，我比任何一个到南大西洋打仗的资深军官或士兵都更有战地经验，但是我仍然得不到报道的机会。我后来得知，我的名字本来已经列入国防部记者的名单上了，但被高层剔除了。这是名誉问题，我被自己的国家给羞辱了。我彻夜难眠，四十六岁的男人枯坐流泪。
Q：从《星期日泰晤士日报》离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A：《星期日泰晤士报》由于种种问题后来卖给了默多克，他掌管之后开始大力整饬。到了1983年底情势变的更加不妙，要换掉总编辑。我常被派往非洲，并在工作中患上脑型疟疾。但我并没有跟总编辑发生私人冲突，很多亲密的战友都在那个期间纷纷离开《星期日泰晤士报》，我似乎成了管理层看不顺眼的前朝老臣，最主要的是报纸的方向转变了，一个朋友在我回国之后向我总结了会议的信息：“不再有挨饿的第三世界婴儿，增加成功企业家的周末烤肉。那就是未来报道的方向”。我变的非常的不快乐，在办公室东摇西晃，漫无目的的游荡，满肚子的牢骚。后来令我辞职的导火索是我接受了文学杂志《格兰塔》的采访，说出了我对报纸的不满，对此领导层非常恼火，我因此离开了我服务十八年的报社。
Q：从那之后，你在摄影上有什么新的转变么？
A：从报社离开之后，我真正的自我已经溜到别处，我在探索风景时找到新的安宁，我发现风景具有疗效，就像刀背。你可以用手顺着刀背摸下去，却不会受伤。那时，我也接一些广告摄影作品，但本质上我还是个报纸动物，广告只是被迫接下的不中意的工作。我的风景及静物摄影集《苍穹》的出版帮我开辟了一条远离战争的职业道路：让我可以坐下来认真证明我多少算是个全方位的摄影师。后来基督援助协会帮我出版了艾滋病主题的摄影集《寒冷天堂》和《生命断裂》，2005年，出版社出版了《唐·麦卡林在非洲》内容是我在埃塞俄比亚的人类学研究。我决心沿着这个脉络拍摄更多的作品，让世界不再把我归类为“只是战地记者”。
Q：最后，你有什么经验传授给摄影记者么？
A：我没有太多的智慧可以传下去，甚至在摄影上也没有。事实就是，你可以拿着最好的日本相机拍出一堆碍眼的东西。器材很好玩，但你的眼睛才是重点。我也并不觉得观看的眼睛无法训练，只是唯一有把握的道路，就是在错误中学习。
有件令我很不安的事情是，许多纪实摄影现在都被当成艺术品来展示。即使我非常荣幸成为第一批受邀在泰特美术馆展出的摄影家，我对于自己的作品被当作艺术来看还是很犹疑。我无法把我在战场上拍到的人当作艺术主题来谈论。我受艺术影响很深那是事实，但我并不把这样的摄影视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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