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10月4日，宋恕(后排左三)和谭嗣同(右一)、梁启超(前排左一)、孙宝瑄、汪康年、吴嘉瑞、胡庸七人同往上海光绘楼合影，后被称为《七贤图》

近日，由著名学者解玺璋推出了埋首四年创作的《梁启超传》，在这部被称为“83年来最客观、最详实的梁启超传”中，关于梁启超与谭嗣同这两位戊戌政变的核心人物之间的友谊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其中谭嗣同的绝命诗是否由梁启超改动过，更是其中的焦点。

梁启超曾说，谭嗣同是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这颗彗星以迅疾的速度划过梁启超生命的天空，留下一道璀璨的光芒。在解玺璋的《梁启超传》中介绍，戊戌政变谭嗣同死后，他在狱中写给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绝笔信经报纸刊载而广为流传，并分别收入《谭嗣同全集》。但王照在梁启超去世之后写给江翊云和丁文江的信中，却揭发绝笔信为梁启超、唐才常、毕永年三人伪造。他说，唐才常当年曾讲到，绝笔信出自梁启超之手，他伪造此信的目的，“欲藉以图勤王，诛奸贼耳”，是一种政治需要。

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也很有名。此诗最早由梁启超刊布，他在《戊戌政变记》之《谭嗣同传》中写道：

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此后，梁启超撰写《饮冰室诗话》，又一次刊载此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关于两昆仑，梁启超认为：“其一指南海(康有为)，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浏阳(谭嗣同)作《吴铁樵传》中所称王正谊者是也。”

这里略有不同的是，“望门投宿”改为“望门投止”。民国初年，谭氏后人刊出《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就从梁著转录此诗。再后，陈乃乾和蔡尚思等编印《谭嗣同全集》，都将《狱中题壁》诗收录其中，一直未见有人怀疑其真实可靠性。直到1969年，台湾学者黄彰健对此提出了疑问，他的根据来自一本名为《绣像康梁演义》的小说。该书卷四记载了六君子之一的林旭，在临死前吟了两首诗，其中一首为：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黄先生首先判定，这首诗是谭诗，却被演义作者误记为林诗;同时他认为，《绣像康梁演义》所记谭诗比梁启超所记更加真实可靠。戊戌政变后，梁启超为了宣传保皇，故意贬低谭氏的自立民权思想，导致了他对谭诗的“润色改易”。

否认自己是“两昆仑”之一

或有难言之隐

1995年6月，研究清史的学者孔祥吉先生公开了自己在近代史研究所找到的谭嗣同《狱中题壁》诗之戊戌年刑部传抄本。这个传抄本保留在《留庵日钞》中，它的作者唐烜当时为刑部司员，1898年10月1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廿五日，晴，入署。李左堂是日午刻到任。散值回寓，在润田书室遇樊竹臣，小谈。在署闻同司朱君云：谭逆嗣同被逮后，诗云：

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待树根，吾自横刀仰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解玺璋认为唐烜的这段记载应该是真实可信的。他一直在刑部任职，有写日记的习惯，戊戌政变期间，他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记下了他本人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关于六君子在刑部狱中的表现，记载尤详，我们不能不相信他的记载。

既然如此，唐烜所记与梁启超所记有哪些区别呢?首句“望门投宿邻张俭”，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将“宿”改为“止”，这是用了《后汉书张俭传》中“望门投止”的原句，他又将“邻”改为“思”，却有些费解，如果说邻与怜通，显然用“怜”字比用“思”字更有意味，梁启超选择用后者，只能说他在作诗上还欠些火候。这一点他本人也不否认。

第二句“忍死须臾待树根”，梁氏将“树根”改为“杜根”，“树”“杜”音近，听错以致误记亦很难免，以梁启超对史书之熟悉，想到“杜根”是很有可能的，杜根亦东汉时人，曾上书请邓太后归政于安帝，太后大怒，杀之。幸好行刑人不甚得力，使杜根得以逃过一死。谭嗣同或许希望在他死后朝中能有人效法杜根，也未可知。

第三句“吾自横刀仰天笑”，梁启超将“吾”改为“我”，“仰”改为“向”，这一改动并不涉及诗的含义，只是对平仄四声的一种调整，读起来更有抑扬顿挫的感觉。

第四句“去留肝胆两昆仑”，则梁氏所记与唐氏所记相同。

至此可以认定，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和《饮冰室诗话》中刊布的谭嗣同所作《狱中题壁》诗是真实可信的，并无不妥。虽然他在转抄过程中对个别文字有所改动，但无伤大雅，说不上是“篡改”。

这一点，黄彰健先生在读过孔祥吉先生的文章后也不甚认可，不过，他并不认为这就是谭嗣同在狱中写下的诗作，而推测其可能作于戊戌(1898年)八月初七日与梁启超言及“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一抱而别”之后。由此可见，这段公案尚未了结而有待后人。但他将“两昆仑”解释为“谭嗣同”与“梁启超”，一留一去，似乎更符合诗人当时的所思所想。梁启超硬要指为“康有为”和“大刀王五”，的确有些牵强。或许他确有难言之隐，也说不定。

华商报记者 谢勇强 整理

>>文化评论

“小诗”原非小事

梁启超是否改了谭嗣同的狱中诗，这桩公案，非自解玺璋之新书起，学界一直聚讼纷纷，各执己见。一首寥寥四句“小诗”，百年来竟留下多少是非争议，引得无数人对其注解考证，乐此不疲，这恐怕是谭嗣同狱中题壁之时，所未曾料及的。

手边恰好有“解版”《梁启超传》，于第七章《梁启超与谭嗣同》，见到了“谭嗣同狱中绝笔信是真还是假”一节，千余字，所叙颇详，有意者可自去查阅，笔者不宜在此照单全录。只能略述其意，谭嗣同于狱中写给康、梁之绝笔信，经报纸刊载而广为流传，并收入《谭嗣同全集》，但梁去世后，有人揭发绝笔信实为梁启超等三人伪造。后，小说《绣像康梁演义》行世，书中称“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旭，临死前吟诗两首，其中一首与谭诗极似，坊间疑声遂起，全不顾后者毕竟小说家言。

前人诗文著作，经百千遍流传，难免口误笔误，以讹传讹。相信大家皆有类似经历，即读前人诗词集时，多能于一些句后见到括号注以别句，有时一句竟有五六种版本，愈是名家愈如此，适足见流传之广，影响之深，“参与者”之多。古今率多如此，谭诗概莫能外。

而且，后人解诗，未免穿凿，“诗无达诂”。如谭诗之“两昆仑”，梁称其指“康有为与大刀王五”，也有人说是康有为与梁启超，或罗升与胡里臣、王五与萧一山、唐才常与王五等，不一而足。然纵有千条计，毕竟已无法起逝者于地下，“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

笔者痴想，既是狱中题壁，若有当场影像文图资料为证，最好不过，然以当时之技术条件环境，何其难哉!不过，确有一“细发人”唐烜，谭案之亲历者，进士出身，供职刑部，是一“日记哥”，对每天所见所闻之事记载备详，当场抄过谭诗，是为“戊戌年刑部传抄本”，作为“距现场最近人士”，其笔下所记，可信度似乎更高一点点。

如果说真相从来只有一个。那么，个人认为，唐氏日记，庶几近之。比较唐氏与梁氏所记，从其异同便可见出，梁于转抄过程中，对个别文字虽有改动，但无伤大雅，应够不上所谓“篡改”。 至于有人猜测梁所记谭诗，为谭入狱前两人“一抱而别”时，谭信口所吟，似也可信，但无墨迹，如何验证?

“小诗”原非小事，如这首谭诗，它与风起云涌之时代大潮有关，与“一时多少豪杰”有关，与风雨如晦而黎明在望有关。此“小诗”所引发之百年争论，也足见出，保存、找寻第一手真资料之重要性。对哪怕“小诗”，也不能以小事态度对之，而是详加考证，正本清源，找出被历史、时间、当事人有意无意尘封的草蛇灰线，理它一个清清爽爽，则天下无难事矣。

责编：朱晓华

来源：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