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后学编集的《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言语行事的重要儒家经典。自西汉以来，《论语》所表述的孔子学说，迅速扩展，其影响遍及政治、思想、文化、教育、伦理道德等各个领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标识。作者把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置于先秦人文眷注重心由命而道转换的枢纽地位，这使本书获得了一个解读和品评《论语》的独特视角。

述而篇三十八章，皆在于述说孔子的志尚、情趣、仪容、举止。其中二十七章属于夫子自道，另十一章则是孔门弟子对先师形迹、神致的片断追忆。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第六章)，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志业的概括，也是对自己所创始的儒家教化终究得以成一家气象的底蕴的道破。形而上者谓之道(《易&系辞上》)，道见之于人心或践履中的人于道有所得，谓之德。孔子是一位有形而上追求的人，不过这种对形而上的道的祈致始终显现于切己的德的修养，而且，那道也绝不就在德性修养者的心灵祈向之外。然而，单就道、德而论道、德，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并不能同老子的尊道而贵德(《老子》五十一章)真正区别开来，而把二者最后分辨开来的是依于仁和法自然。自然是老子之道的导向所在，仁是孔子之道的导向所在；法自然的取向排除了一切人为的价值，依于仁却带着人的性情自然的根茨把自然引向一种人所向慕的应然。因此，可以说，孔子和儒家之学所志之道、所据之德，毕竟是经由仁点化了的道、德，并且，即使是游于艺，孔子和儒家之学的游于艺所以有别于另一种旨趣的游于艺，也正在于这游于艺从一开始就笼罩于所谓依于仁。

　　孔子没有径直断言人性的善恶，但他所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第三十章)终是隐含了一种认可，一种对人的天性自然中所可能有的仁的端倪的认可。如果人的天性自然中没有这点善根善源，那么仁的求取就难免或多或少地指望外铄，而一旦多少有赖于外铄，那欲仁即仁至的话就很难说起了。其实，这里即使不去援引孟子所说侧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以抉发欲仁而仁至的意趣，孔子对仁的端倪内在于人的默认，也可以从他所谓为仁由己(《论语&颜渊》)得到印证。

《论语》作为一部涉及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著作，许多篇章谈到做人的问题，这对当代人具有借鉴意义。

正直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只有心中坦荡，做事在没有担忧。然而我们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侥幸而避免了灾祸。按事物发展的逻辑推理，这种靠侥幸避免灾祸的人迟早要跌跟头。

仁德

其二，做人要重视仁德。这是孔子在做人问题上强调最多的问题之一。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说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孔子还认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无私地对待别人，才能得到人们的称颂。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季氏》)充分说明仁德的价值和力量。

宋代著名学者朱熹对此章评价极高，说它是入道之门，积德之基。本章这三句话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历来的解释都是：学了以后，又时常温习和练习，不也高兴吗等等。三句话，一句一个意思，前后句子也没有什么连贯性。但也有人认为这样解释不符合原义，指出这里的学不是指学习，而是指学说或主张；时不能解为时常，而是时代或社会的意思，习不是温习，而是使用，引申为采用。而且，这三句话不是孤立的，而是前后相互连贯的。这三句的意思是：自己的学说，要是被社会采用了，那就太高兴了；退一步说，要是没有被社会所采用，可是很多朋友赞同我的学说，纷纷到我这里来讨论问题，我也感到快乐；再退一步说，即使社会不采用，人们也不理解我，我也不怨恨，这样做，不也就是君子吗？（见《齐鲁学刊》1986年第6期文）这种解释可以自圆其说，而且也有一定的道理，供读者在理解本章内容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