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新刊︱李沛霖：王兆胜“写作”的特征与贡献

2023-04-03 18:09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摘要

Abstract

散文创作和散文研究是王兆胜“写作”的两大组成部分，二者相互对话、渗透与启发。融通散文观念的散文创作，具有“形神合一、心灵散淡”的创作特质，达至“人文关怀”与“天地情怀”相交融的创作境界。吸纳散文创作经验的散文研究，具有“心灵对语式”特征，采用了“心、脑并用”的创造性写作方式。王兆胜探索出一条散文理论、创作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写作”道路，以“心灵”为基点统摄散文创作与研究，用自己的方式为当代散文立“心”。

王兆胜既是一位散文作家，也是一位学术研究者。迄今为止，已出版散文集《天地人心》（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年版）、《负道抱器》（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情之一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等，散文理论著作《真诚与自由——20世纪中国散文精神》（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新时期散文的发展向度》（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天地之心与散文境界》（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等，以及批评著作《林语堂的文化情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闲话林语堂》（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年版）等；发表学术论文三百余篇。从“写作”的广义看，它们都属于“写作”范畴，构成王兆胜独特的写作谱系。

目前，学界有关王兆胜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关注王兆胜的散文创作情况。如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解读王兆胜散文创作中的真实性与时代感特征；从美学角度论其“和谐澄明”的创作特征；围绕“和谐之美”“赤子之心”等关键词，对王兆胜的散文作品思想主题进行解读，等等。二是关注王兆胜的散文研究情况。如从研究内容切入，考察王兆胜散文研究的尺度与风度；又或是揭示王兆胜散文研究的辩证思维，等等。以上研究分别着眼于散文创作与散文研究两大视角，具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兆胜作为一位集创作、研究、编辑于一体的当代学者，其散文创作与散文研究一直处于相互影响的叠加态，仅从单一维度进行分割研究，或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试图将王兆胜的散文创作与散文研究统摄于“大写作”视野进行考察，揭示其创作与研究相互对话、渗透与启发的内在图景，在双重维度的聚合中透视、把握王兆胜的“写作”特征与贡献。

一、融通散文观念的散文创作

王兆胜开展散文创作的最初契机，是想“以散文随笔的形式对文化和人生发言”。可见，散文创作在其心中，是承载作者思想与情感的一种“写作”。而支撑王兆胜持续开展散文创作的源动力在于：学术研究与创作实践可以融通互补、相得益彰。王兆胜曾在第一部散文集《天地人心》中谈道，“从事学术研究之余多写散文”，一是为了感受“散文写作之甘苦”，二是“补充学术研究之枯燥干涩”，三是希望增强散文创作的思想含量。由此，学术研究是考察王兆胜散文创作特征时不容小觑的重要因素。王兆胜曾明确指出，散文创作想要“更全面、健康和持久的发展”，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借鉴。当代作家在从事散文创作时，对于散文之“散”的理解存在一定的观念误区与理论障碍，致使散文作品存在“无度与失衡”“‘神’散或无神”和“缺乏心灵与人生智慧”的病症。面对这一困境，王兆胜试图突破“散文形散、神不散”和“形散神也飘忽无踪”的理论局囿，将散文之“散”的重心由“形”“体”转移到“心”，于2006年提出“形不散—神不散—心散”的散文观。而这一散文观念正是多年来指导与贯穿王兆胜的创作实践的核心理论，更是让其散文呈现出“形神合一、心灵散淡”的创作特质。

散文的“形”即“形体”，指结构布局、用词遣句；散文的“神”，指“精神”“神采”“神气”或“神韵”。王兆胜将散文的“形”和“神”放置于艺术形式层面进行理解，提倡“形聚神凝”。值得注意的是，“形不散”和“神不散”，不仅仅是“不散”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这两者需要同步规范，缺一不可。王兆胜曾将“形”比作“蜡烛”，“神”比作“烛光”，指出若有其中一者“散”，则易跳跃、昏暗以至于熄灭。考察王兆胜的散文作品，可以发现，其散文的结构布局、用词遣句与散文的行文思路高度统一，具有“中心明确、紧凑集中，字字珠玑、环扣主题”的特征，可谓“形神合一”。以《柔韧之道》为例，该文以“柔韧”为观察点与叙事核心，开篇指出“真正具有长久生命力者则是那些柔韧的事物”，进而溯源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柔韧之道”，后论述“柔韧”的价值与意义，最后升华至“柔韧文化”。通篇围绕“柔韧”这一关键词，联系古今中外的种种现象，在逻辑的层层推理下，诠释柔韧之道于现代文明的重要性。此外，王兆胜的作品《赤子之心》《梦想之乐》《爱之普照》等均具有“开篇点题”“一条线索贯穿全文”“首尾呼应”的特征。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正文部分，散文标题的创作也独具匠心，呼应主题。以《双峰飞渡有鸿声》为例，一方面，散文标题取自正文内容中有关丁晓原学术成果的评价语，“这是飞渡‘晚清’与‘五四’这两座高峰的现代性关节点”；另一方面，散文标题巧妙地与丁晓原的姓氏相联系，“在丁晓原的名字里，‘丁’字像拐杖，又是倒过来的问号，这是不是他‘飞渡’双峰的一个凭借？”如此对于散文标题的思量，进一步深化了王兆胜散文“形神合一”的艺术特质。

与散文的“形”“神”不同，王兆胜将散文的“心”理解为“情调”“情绪”“笔调”“步调”“品格”“格调”等。在散文写作中强调“心散”，即用“一颗宁静、平淡、从容、温润和光明的心灵”进行书写。这个阐释，主要涉及创作视野、情调与心境。由此，“心散”的散文观念，影响着作者的意象捕捉力与观察敏锐度，同时炼化着创作情调与心境。散文意象的选择是“心灵”的直接反映，“意象是经作者的心理、情感和意识多重综合而构成的一个或多个词象组合，是心和概念表象与现实意蕴的统一”。当王兆胜用一颗“温润、自由、散淡的心”去观察世间万物时，那些能够走进其创作视野的意象，多具有轻灵、澄净、宁静与原生态的特征，如水、雪、花絮、肥皂、阳光、鱼、泥土、地心泉、寸石、草莓、龟等。在书写过程中，王兆胜会用一颗“散淡、宁静、从容的心”去敏锐地观察与捕捉意象所具有的声音、色彩、形体等特征，以此抒发童真、质朴、纯美、自由的心灵情调。以《杨柳花絮轻似雪》为例，作者所选取的意象为“树绒花”，其花絮在都市中十分不受市民欢迎，但在王兆胜心中，“树绒花”却是“悠闲、宁静、自得、惬意”之物。作者将树绒花的花絮“在空中敏感地随风飘舞”视作“机警动物耳毛一样的灵性”，并认为花絮是“心灵剔透的”，具有一颗“灵性之心”。他将“树绒花”花絮那似雪非雪的灵动感，“那种有心而又似乎无心的飘浮感，那种不为万物负累身心轻松快乐的逍遥境界”，上升为一种真正的大自由。可以说，这是一篇典型的“以散淡的心灵体验物性之美”的佳作。显而易见，不同于“紧张、焦躁、世俗之心”的“心灵散淡”是王兆胜散文创作的重要特质。

如果说“形不散—神不散—心散”的散文观是王兆胜核心理论的第一层次，那么“天地之道”可视为其理论思考的第二层次，即在“静心”创作的过程中观察“物性”。在此基础上，“人之道”与“天地之道”的辩证统一则是理想级别的第三层次，“理想的散文理论应将中国古代‘物的文学’与中国现代‘人的文学’辩证地统合起来”。与散文理论同步发展的散文创作也逐渐达至“人文关怀”与“天地情怀”相交融的创作境界。

的确，学者出身的王兆胜，十分关注文化与人类命运的发展，书写了较多与人紧密相关的时代论题与社会问题。如《都市灯光》《和谐之美》《敬畏之心》《给予之福》等，其中涉及生存问题、环保问题、道德问题、人性问题、城乡关系问题等。与此同时，王兆胜注重“心灵对于天地宇宙情怀的观照”。王兆胜认为，在中国新文学“人的文学”观念底下，“物”不被重视，这是一种认知误区。为打破这种不平衡，王兆胜在创作中将“物”与“人”等量齐观，注重“物性”描写。首先是在作品数量上，带着对于宇宙、自然的敬畏与仁慈，在日常创作中关注天地自然中的一草一木，创作了大量以“物”为主体的散文作品，如《水的感悟》《高山积雪》《阳光》等。其次是在书写方式上，通过“以物为师”的方式，建立“人”与“物”的联系。在自然万物的身上寻求人生智慧、精神气质、审美情趣，启示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理想、生活方式，如《向“物”学习》《树木的德性》《亲近泥土》《木龟》等。总的来说，王兆胜的散文创作，既关注人性，又体味物性。在“人”与“物”的互文中，物性被人的现代性照亮，现代性被物性提升，逐渐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王兆胜的散文创作既得益于理论的规约，在文体层面有规整的形制，又融通理论的精髓，从心灵维度获得无垠的空间，在“自由”与“限制”中获得发展的潜力与张力。

二、吸纳散文创作经验的散文研究

在王兆胜眼中，散文研究不仅仅是散文观念、散文理论的建构，同时是一种“创造性写作”。想要其富有生命力，就不能过于固定化与程序化，要既有理性与逻辑，也有情感、想象与审美。而这样具有透视力的研究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王兆胜的散文创作经验。自从事林语堂散文研究开始，王兆胜便在导师的建议下同步开展散文创作，以求开拓研究视域，在实践中有所体悟。由此，创作实践作为王兆胜学术道路上的一条支流，为其散文研究注入了感性的成分，使之充满性灵的丰沛与心灵的力量，探索出富有主体性与创造性的研究方法、路径与写作方式。

其一，“心灵对语式”研究。王兆胜曾在《关于文学研究的创新性问题》一文中谈道：“用‘心灵’之光烛照文学，就是要求研究者突破理性逻辑的限制，有情、有韵、有味、有感、有觉、有悟、有慧地同作品对话，以获得独特的个人性理解及其创造。”这种研究强调的是跳出逻辑思维，获得“心灵”对话与“心灵”感悟的能力。对王兆胜而言，这个“心”主要联系着情感、悟性、人生和生命。面对研究对象，王兆胜并非单一地采用学理、逻辑和概念去解读，而是结合人生经历之起伏、创作实践之甘苦，以情感为纽带，走进作者的心灵世界。以林语堂“生命悲剧意识”的研究为例，这是王兆胜所揭示出的未被文学史发现的林语堂的另一面。王兆胜曾自述人生情感经历，“我出身农村，童年饱受生活磨砺，少年丧母为我的人生蒙上了阴沉的暗影……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相继去世……随后，家父亦与世长辞”，所有这些长期以来都成为其“悲观”的依据。面对林语堂的作品，具有“悲观”意识的王兆胜敏锐地关注到林语堂所历经的“悲情”人生，如林语堂从小生活在农村的大山深处，深感“山之高大，人之渺小”；又如林语堂的二姐早逝，令其悲痛。这些相似的成长经历所带来的情感体验，为王兆胜读懂林语堂文本中的“生命悲剧意识”提供了通道。在此基础上，王兆胜体悟出了林语堂所说的“必须先感到人生的悲哀，然后感到人生的快乐，这样才可以称为有智慧的人类。因为我们必须先有哭，才有欢笑，有悲哀而后有醒觉，有醒觉而后有哲学的欢笑，另外再加上和善与宽容”这样一段核心语句背后的深意。此外，除了走进林语堂的世界，王兆胜还试图让林语堂的思想照亮自己的世界。如从林语堂的作品中获取“如沐春风、其乐融融，有一种被温暖抚摸和阳光照亮的感觉”，学习林语堂“超越悲剧的努力与创造”等等，由此实现与研究对象“灵魂感应地进行着双向交流”。概言之，在“心灵对语式”观念影响下，王兆胜创新性地解读出林语堂散文抒情中的复调性，即“欢笑底下的‘悲情’，也知道了‘悲剧’中的喜剧意味，那是林语堂用欢快、幽默消解‘悲剧’的努力与智慧”。这些使得王兆胜的林语堂研究获得了“这或许标志着林语堂研究一个新阶段的到来”的高度评价。

其二，“心、脑并重”的创造性写作方式。其中，“心”指心灵、精神；“脑”主要包含理论、逻辑、概念等。之所以采用这样的论文写作方式，是因为王兆胜认为当下文学研究多采用“填充式写法”，存在“脑大于心”的病症。由此，在撰写研究论文时，王兆胜反对概念的堆砌与理论的套用，尤为注重“心灵的参与”，将其视为一种心灵、精神与理论、逻辑并重的“创造性写作”。

一方面，“用化解和富有智慧的理论话语进行研讨”。在王兆胜的散文研究文论中，几乎看不到散文理论、概念与研究对象相纠缠的痕迹。吸纳了散文创作经验的王兆胜，在行文时，能跳出理论、概念、逻辑的缠绕，注重为文的通彻、明畅、生动、情怀。以《双峰飞渡有鸿声——评丁晓原〈行进中的现代性——晚清“五四”散文论〉》为例，王兆胜在评论丁晓原的著作时，说道：“本书紧紧抓住‘现代性’这一维度，从而在‘晚清’与‘五四’之断崖间拴上了一条索链，从中可见传统散文向现代散文过渡的刀光剑影，以及观念、文体之变。”这样一种由“心灵”生发文本的写作，摆脱了学理性论文的窠臼，生动形象地传达了作者的核心观点。化解理论，用文化思想、智慧与“心灵的表达”发声，正是王兆胜所期待的“真正好的文学研究方法”。

另一方面，“重视写作过程中的创造性发挥”。王兆胜曾这样理解散文研究的写作：“这颇似文学创作，作家如按原设得以顺利进行，但无灵感产生，也不会是佳作。文学研究也是如此，不重视写作过程尤其是其间的创造性发挥，而以填充方式进行，哪怕再好地完成原来构思，也不会有创新性论文生成。”基于散文创作的经验，王兆胜期待散文研究的写作，既能基本符合前期材料与理论的预设，又能超越预设束缚，又或者“修正原来的预想”；在全身心投入的写作过程中，能够发挥想象力、迸发灵感，从而使研究论文具有创新性。

考察王兆胜的散文批评思路，可以发现，其在沉浸式的写作过程中，善于发挥想象力，让不同时空的散文作品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从而挖掘出有价值的研究视角。如面对郁达夫《故都的秋》时，王兆胜将作品与欧阳修的《秋声赋》相联系，从“物性”的角度对《故都的秋》进行解读，得出新的结论。又如，王兆胜将刘烨园的《自己的夜晚》与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相联系，想象那种通达与豁然，参悟作者的“情绪、意象、气息、生命的流动与升腾”。具体到王兆胜的批评文字，除了文章标题与预设性结构，在每段的细节论述之中，也充满了想象力与灵感。以《诗化人生》为例，该文主要讨论“诗心”对于人的影响。在论及“诗心可以让人体悟大自然的规律与心情”这个分论点时，王兆胜在论段中展开了极富想象力的论述：这种季节的更迭与人生的春夏秋冬何异？生命在自然和人生这一点具有一样的节奏；由此，体悟出人到晚年应遵循冬季的规律与特征，“以宁静的智慧和从容的风度安享时光与岁月”的真谛。王兆胜的散文研究在吸纳散文创作经验的基础上，融入“生命、感觉、智慧与审美”，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理论与方法，构成其散文“写作”的重要部分。

三、散文“写作”的贡献

一直以来，王兆胜的散文创作与散文研究不断对话、渗透与启发，既具有独特性又具有互文性，对于中国当代散文的发展与建构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其一，探索出一条散文理论、创作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写作”道路。20世纪90年代，学界盛行“作家学者化”和“学者作家化”的口号，学者与作家两者之间的融合成为文学发展的一个方向。王兆胜作为新一代的“学者散文家”，身体力行地实践与深化着这条道路，并获得了一个散文研究者“相对完整的生命形式”。

一方面，理论指导创作，创作纠偏理论。王兆胜的散文创作一直以其散文理论为指导，融通了“形不散—神不散—心散”的散文观、“人之道”与“天地之道”辩证统一的境界，生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提升了创作格局。除了每篇散文作品均具有一定程度的思想含量外，还涌现了大量哲思类散文文本，如“物性散文”《向“物”学习》《物的解放》等。还值得一提的是，王兆胜在散文创作中对于意象特征的敏锐性捕捉，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散文研究中习得的形象思维与直觉能力。反观之，在创作中践行散文观念，有利于检验理论的科学性，并对其进行纠偏。如王兆胜回忆自己在创作一篇题为《猪友》的散文时，想到人对待猪的残忍，以及牛、骡子等动物的可怜。他联系当代散文作品，发现较少有作家从仁慈、关怀的角度去写这些动物，由此反思在“以人为主题”的散文理念下，散文创作道路的偏向，进而得出“人之道”与“天地之道”应辩证统一的理论观点。

另一方面，创作启发研究，研究中有创作。在散文创作过程中迸发的灵感，同时会启发王兆胜在文学研究中获得一个新的“支点”。以《朱马拜小说的“知”与“不知”》为例，该文所选取的研究切入点“知”与“不知”正是王兆胜的一篇散文作品所关注的主题——“不知”之益。而当散文研究被正儿八经视为一种“写作”，散文创作中所带有的文学性、艺术性的表达方式便会过渡到散文研究之中，成为散文研究的一种新突破。如其《闲话林语堂》，相较于之前的著作《林语堂的文化情怀》，其文学性与审美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此外，王兆胜的系列评论性文章《心弦上弹出的双美——林非散文的价值和魅力》《天唱的绝响》《用心弦弹出的生命乐章——读赛飞的海岛散文》《肖凤：超越苦难与体味美丽》《双峰飞渡有鸿声——评丁晓原〈行进中的现代性——晚清“五四”散文论〉》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文论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在发表后大都被收录进散文创作集中。可见，这些批评文论既具有学理性，又具有文学创作的审美性与观赏性，是批评、研究与创作相统一的典型案例。

其二，以“心灵”为基点统摄散文创作与散文研究，为当代散文立“心”。王兆胜认为当代散文存在的“创作无序”“批评僵化”等问题，其根源在于“心灵缺位”。由此，“心灵”作为一个基本透视点，始终贯穿于王兆胜的散文创作与散文研究之中。目前，已有一些学者以“心灵”为关键词评价王兆胜的研究特征与贡献。如朱寿桐认为王兆胜是“在心灵场域建构学术矩阵”；白浩认为王兆胜在进行“心学”的建构。的确，王兆胜对于“心灵”的提倡从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在继承中国古代、现代的相关理论思想的基础上，使其适合当代散文的发展，让当代散文回归散文的本性，在时间与空间维度建立起一颗具有深度与温度的“散文的心”。

王兆胜认为中国人自古注重“心”的力量，如老庄所重视的“天地之心”、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心”，都极富心性。单就散文而言，20 世纪30 年代，郁达夫更是明确提出“散文的心”这一概念，并将其视为现代散文最重要的部分。在郁达夫的理论中，“散文的心”接近于中国旧式说法的“作意”，外国修辞学里的“主题”或“要旨”。虽然，郁达夫从散文的结构论出发，将散文的“心”与“体”对立，“心”被界定为散文的思想要素。但“散文的心”的内涵远不止于此，还应当看到，在其统摄下现代散文所具有的特征：一是散文富有个性；二是散文内容范围扩大，大至宇宙，小至苍蝇；三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在王兆胜的散文观中，其关注宇宙万物的“天地之心”“人与自然的融合”等观念与郁达夫“散文的心”都是互通的。

在传承古代、现代的“散文的心”思想基础上，王兆胜试图创制出适应时代的“散文的心”，使当代散文拥有“天地情怀、中国智慧、世界眼光”。在时间的维度上，让当代散文的“心”面向中国散文文化中的求“道”传统与抒情传统，反拨“新散文”与“大历史文化散文”对于传统散文的挤压与误读，引导实用性散文与抒情性散文等传统散文在当代回春，让当代散文富含文学性、思想性与审美意趣。在空间的维度上，让当代散文的“心”面向乡村与城市，面向中西文化，更面向天地宇宙，打破城乡“二元对立论”、中西文化“一元论”，克服人本主义局限。王兆胜用其散文创作与散文研究的“写作”实践，生动地诠释了其“写作一面是一种社会责任承担，另一面是心灵和精神的需要”的散文精神。

责任编辑：萧映

作者简介

李沛霖，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