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英华】越绝书：经世致用与知行合一——赵贞吉理学思想研究‖刘德元

越绝书：经世致用与知行合一

——赵贞吉理学思想研究

刘德元

近年，随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陆续推出一批《典籍里的中国》等文史类节目，尤其是第二季第五期（2月4日20点档）《越绝书》的热播，再度引发史志界对中国地方史志文化的又一轮追捧与热议。借此机会，谈谈我国由宋至明“程朱理学”的兴起到“阳明心学”的集成，以及与明代大儒赵贞吉的传承关系，进而可以一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如何一脉相承的。

理学的产生与渊源

理学是兴盛于中国封建社会中晚期的一股哲学思潮，又称道学。宋明时期，理学思想包括以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两大思想体系。前者认为“理”是永恒的、先于世界而存在的精神实体，世界万物只能由“理”派生；后者则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指导思想，认为主观意识是派生世界万物的本原，也叫道学或宋学。

历史运行到了明代，此一时期，“阳明学”崛起。阳明学通常又称作王学、心学，是由明代大儒王阳明（1472—1529）所创。王阳明即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浙江省余姚市）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

王阳明是“陆王心学”集大成者，是中国历史上精通儒、释、道三教罕见的全能大儒。明代占统治地位的王阳明学说是作为一种与“程朱理学”相抗衡的思想出现的。元代以及明初以来流行的程颐、朱熹一派的理学强调“格物以穷理”（意思是研究其理论产生的根源），王阳明则秉承宋代陆九渊的理学思想，强调“心即是理”，即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而从自己心里即可得到。阳明心学思想发展上的“心悟”（心即是理），历来受到很多人关注。

所谓心悟，其实并不玄虚神秘，它是人经过长期思考后，刹那间生发领悟到的新认识、新感知，是新认识对旧认识、新感知对旧感知的超越。这是人在认识过程中常常发生的认知飞跃现象。举个例子，阳明心学讲的“心”指什么？其实，王阳明对“心”有明确的解说：“心”就是“真我”“真吾”。用现代哲学话语来说，就是指人的“精神世界”“自我意识”。

这里应该看到，王阳明的心学超越传统思维模式，是讲精神与物质合一、思维与存在合一、主体与客体合一的本体工夫论哲学体系，突破传统的观念论（唯心论）视域，转向更本真的存在论思考。所以王阳明的心学哲学体系具有强烈的实践精神，贯穿“知行合一”的实践方法论。一方面，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言行一致，说了要做，知了要行，知行要统一；另一方面，强调行完善知，实践提升认知，实践出真知，真行出真知等。

王阳明的学术主张为其学生们继承和发扬光大，并以“讲会”（讲座）的形式传播到民间，其中又以“泰州学派”（又被称作左派王学）的王艮（1483—1541）为代表，将其说法推向一个高潮，认为“理”存在于心中，因此“人人可以成尧舜”，即使不是读书的草根平民也可以成为圣人；主张“为善去恶”，积极参与政治运动，争取政治待遇，以实现“百姓日用之道”。“王学”这种“心”即“理”看法的丰富和发展，影响了明朝晚期思想中对于情欲的正面主张和看法；由于“心即理”“人欲与天理”“百姓日用之道”等主张充分肯定人欲的合理性，它既包括穿衣吃饭这种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也包括维系合理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把人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统一起来，因此泰州学派的影响和声势越来越大，赵贞吉就是传人之一。

赵贞吉对“阳明心学”的感悟与传播

赵贞吉（1508—1576），字孟静，号大洲，四川省内江县（今内江市市中区）人。明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授翰林编修，擢左论德、监察御史，奉旨宣谕诸军。赵贞吉一生仕途坎坷，官运迍邅，于隆庆元年（1567）始起官还京；隆庆三年（1569）秋八月，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机务，协管詹事府事。明代自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职务，像赵贞吉这样以礼部尚书兼大学士者称为辅臣，协助皇帝处理政府事务，世人以“丞相”视之。这是赵贞吉在仕途上的巅峰。但他遭到另一辅臣高拱的构陷和排挤，被迫于隆庆四年（1570）上疏乞“致仕”（退休），11月罢官，次年返老家四川省内江县城（今内江市中区）开坛讲学。

赵贞吉塑像

赵贞吉自幼即随他在陕西武功县任训导的祖父在学舍读书，接受的是儒家的正统教育和正统思想。他15岁时读到王阳明的《传习录》后非常倾慕，惊曰：“予固疑物理之远于本也，今获所归矣。”（我本来怀疑万物的规律是远离本心的，现在才知道真正的归向），欲往江南从王治学，怎奈父母不允，遂遍诵六经求解，然而，都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嘉靖七年（1528）三月，21岁的赵贞吉赴成都参加乡试，以一篇《易经·释义》房魁夺第，名列第四，为举人。随后，赵贞吉偕资州（内江）生员20余人前往新都参拜主考杨廷和，杨见了赵贞吉，评价他说：“是将为社稷器，吾儿慎（指杨慎）弗逮也。”意思是，赵贞吉将来肯定是国家栋梁，我儿杨慎也不一定有此等学识。

嘉靖十四年（1535），赵贞吉28岁，其父令其赴礼闱参加会试、殿试，中乙未科进士，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称赞他的对策文章，可与汉朝贾谊的《治安策》相媲美（都御使王公廷相抚其卷曰：虽《治安策》弗能绝也。）。内阁拟一甲第二名（榜眼），可皇帝朱厚熜看后，嫌其语直（赵贞吉素以“耿直”著称，可谓文如其人），批曰：“略泛而滞于行”，乃令置二甲第二，但不久就后悔了，于是首先选他为庶吉士，特旨留馆，读书中秘。嘉靖十五年（1536），授翰林院编修。

赵贞吉进士名录（图片来源：赵氏宗亲）

赵贞吉入仕后，同王门诸子交往频繁，有的还成为挚友。在讲学中也常以王阳明的“致良知”之说授徒。因此，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黄宗羲（1610—1695）在《明儒学案》、顾炎武（1613—1682）在《日知录》里，都把赵贞吉归入王阳明的门人“王艮学派”。顾炎武说：“王门高第为泰州、龙溪，泰州之学一传而为颜山农，再传而为罗近溪、赵大洲。”再有李贽就说得更具体：“心斋之后，为徐波石，为颜山农；波石之后为赵大洲，大洲之后为邓豁渠。”明确指出赵贞吉与“二王”的传承关系。

赵贞吉少学禅法，默识心源，既入翰林，遂与四方学人集会论道，“廓摧俗学，发明本心，欲汇通儒、佛内外于一途。”他曾著有《求放心斋铭》，在该文中，他阐述了人人本有一“真心”“仁心”，它无声无味，无影无形，无内无外，无损无增，充满无缺，但是人们往往随其“习心”自戕自丧，自迷自狂，自放于“忧、悲、怆、逸、鄙、吝、贪、妒”之场，不能自知，唯有改过迁善，使性自定，才能悟其真心，并认为学问之道无他，唯求放心“了此而已”。在这里，他纳儒、佛、心性说为一体，不露半点痕迹，不显山露水。《明史》（卷一百九十三）称其“最善王阳明学”，而阳明学本来就有“阳明禅”的说法，亦儒亦禅。

赵贞吉题刻：龙藏瑶函

赵贞吉在他的青少年时代，一方面以孔孟信徒的身份跻身仕进之途，一方面又醉心于禅学，多次到古寺（今内江圣水寺、波尔寺、报恩寺等地）“习静”修为。他在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身居臣子之地，每怀经世之忧，心慕道德之门，时发出世之愿。”他一生都在“经世”与“出世”之间徘徊，认为二者并不矛盾。所谓“经世者不碍于出世之体，出世者不忘于经世之用”。他的出世，用他自己的说法，本为“一饱而出”去应试做官，而做官就要利于天下国家，不做官则讲学，为社会培养人才。他毫不讳言自己信佛参禅。当友人赵浚谷责备他礼佛逃禅时，他明确表示禅并不害人，自己并未消磨廓清世事的意志，并声明一旦能为边务效力，自己甘愿为之先驱，“今啻与公约，倘圣王异时任用公以廓清斯世，仆虽老，尤能为公执殳，随所用处。”

赵贞吉是明代有一定影响的理学家。赵贞吉的理学（心学）思想的核心是经世致用，是知行合一，是接地气，是干实事；主张“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强调学问最终要落实到行动上，做人民需要的学问，只有满足人民需求的学问，才是真学问。这一时期，明代占统治地位的理学为王阳明的“心学”，它本质上是为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服务的，所以风靡天下，王门弟子也遍于中国，其思想主旨为“心即理”说和“致良知”说，其实行路径是“知行合一”。王阳明的学说是作为一种与程朱理学相抗衡的思想出现的，它对封建礼教已有所突破。而被称为左派王学的“泰州学派”，则对礼教教条提出了更为尖锐的批评；程朱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将人欲说成是恶毒渊薮，类似于僧侣主义；泰州学派则肯定人的物质欲望的合理性，只不过要适当控制，勿令其泛滥而已，显示出若干“异端”色彩。对于上述两种论调，赵贞吉的观点则在泰州学派的基础上又揉入了新的思想内涵，他认为，“君子亦心乎？学而已也”；他把人的本心与欲念的关系比作云和月的关系，“欲譬如云，明是我体，当云在月际，人见其暗，而明月之体未亏，故千古常明者性体，一时渐暗者欲尘。”人如果懂得这个道理，“欲当自净”也就懂得了“寡欲之方”。这种思想，无疑是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和“圣人天纵”之说的否定与抨击，同时相对泰州学派而言，无疑又是思想交锋后的一大进步。

赵贞吉讲求人的自身修养，并不以人自身的道德完成为目的，而是要有所作为。修养的内容，在赵贞吉看来，主要是克服欲念，他说：“心如水镜，性是其涵光处；心又如剑，性是其利断处。”心是物质实体，性是这个物体具有的特性；心与性，一实一虚，有质的区别。只有“破此一身伐性阴贼”，才能完善自我。赵贞吉认为，世儒把“中”仅仅理解为“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是只说到了“中”的外部效应，而未能揭示出“中”的本质特征。他说：“中之名何称哉？其性命之总名矣欤？乃圆满充足之号，无亏无盈，无首无尾，无分别同异之义，其体则太始之元，太乙之真；其材则仁义之精，五行之秀。”“不立一知，而不见其不足，包括万德，而不见其有余，其惟中乎！”他认为，“中”是至高无上的法则，尧、舜、孔子因为执中，故成圣贤。这个“中”，一般草根百姓只要肯加强后天的修养，也是可以掌握的。这和“泰州学派”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十分吻合。赵贞吉认为缩小百姓与圣人差距的办法，只有通过学习，克服欲念，克服自我，就能达到圣人的境界。他说：“君子亦心乎？学而已也。”“夫真学也者，不昧、不落、不著、不倚也；不倚也者，无我之谓也。”他认为人皆可为圣贤，可以“与天地万物同其良，与百姓日用同其能，与千古万古已去未来之圣哲同其妙悟。”这就要靠自己不断的熏染、研习和修养，这与我们今天的贫寒学子，只有加强德智修养，努力学习，通过高考、公考而进入职场的说法一脉相承。

赵贞吉追崇的阳明心学思想发展上的“心悟”，历来受到很多人关注。举个例子，赵贞吉心学讲的“心”指什么？其实“心”就是“真我”“真吾”。用现代哲学话语来说，就是指人的“精神世界”“自我意识”。应该看到，赵贞吉的心学超越传统思维模式，是讲精神与物质合一、思维与存在合一、主体与客体合一的本体工夫论哲学体系，突破传统的观念论（唯心论）视域，转向更本真的存在论思考。所以赵贞吉的心学具有强烈的实践精神，贯穿“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实践方法论。一方面，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言行一致，说了要做，知了要行，知行要统一；另一方面，强调行完善知，实践提升认知，实践出真知，真行出真知。这就是赵贞吉对“阳明心学”的感悟。

这一年，赵贞吉已62岁，与他15岁的时候读到王阳明的《传习录》“遍诵六经求解”已整整过了47年。

赵贞吉的终生遗憾

嘉靖四十年（1561），赵贞吉改任户部右侍郎，严嵩欲遣其往蓟州（今天津市蓟州区）掌督运粮草之事，赵贞吉以为此事原已有人司职，徒增一职无益于事，故而拒绝，严嵩大怒，使人论劾，夺官去职。1567年，嘉靖帝崩，朱载垕继位，号隆庆。隆庆元年（1567），赵贞吉再次受召起复为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检察院），给皇帝讲课，而“言谈议论侃直，进止有仪”，颇受朱载垕关注。不久，赵贞吉补任经筵日讲官，为皇太子讲《唐太宗喻太子章》。隆庆三年（1569）八月，赵贞吉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同诸阁臣入辅大政（副国级）；翌年二月，加太子太保、荣禄大夫，赐蟒袍鸾带，这是赵贞吉仕途上的巅峰。这年，赵贞吉已经年逾花甲。

隆庆五年（1571）二月，赵贞吉告老还乡，回到家乡内江县城。

赵贞吉生平有一宏愿，即沟通儒、释、道三教。他的儒、释、道杂糅的人生思想，贯穿于一生各个时期，积极进取的儒家思想始终占主导地位。在赵贞吉看来，一个有道君子，只要心存仁义，不断完善自我，则或儒或释或道，都无不可。赵贞吉一生清廉，“衣疏茹淡，绝远声色，言无矫饰，行无依远”，这也正如莲生污泥，终能开花结子。莲意好比君子之道德完成。赵贞吉垂白谢世，忽生勇猛，潜心著述，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召集门生作助手，准备编辑一部帙幅庞大的类书，分为内外二篇，内篇名《经世通》，主要是儒家典籍；外篇名《出世通》，主要是佛家典籍。他认为这些书是“西方化人之书也”“与儒墨分光而并垒”。他编书的目的是要达到“千圣一心，万古一道”，想通过整理典籍，把经世与出世融汇贯通起来，并指出内篇言经世之用，即《经世篇》；外篇明出世之体，即《出世篇》。又说：“约要言之，经世者不碍于出世之体，出世者不忘乎经世之用，然后千圣一心，万世一道，圣人忧世之念，可少慰矣。呜呼，虚空有尽，此愿无穷，劫石可涓，斯言常在，唯神其鉴之。”明言以“出世”为体，以“经世”为用，体用合一，知行合一，圣人之道也。这两部书，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可惜开局编述不久，碧海掣鲸的手段尚未施展，即“疾作辍编”，终未成书。《四库提要》引姜宝序说：“今世论学者，多阴采二氏之微妙，而阳讳其名。公于此能言之、敢言之，又讼言之、昌言之，而不少避忌。盖其所见真，所论当，人固莫得而訾议也。其持论可谓悍矣。”

清乾隆内府抄本《四库全书》

赵贞吉一生的确做到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为皇帝和太子充当过经筵讲官、讲过学，也为一般的官员和民众讲学。与他同时代的著名思想家李贽说：“师事赵老者，在朝盈朝，居乡满乡。”当时讲学之风很盛，赵贞吉设坛讲学，对听众不作限制（有教无类），使很多人受到教育。譬如当时有个名叫邓豁渠的人，自视甚高，在紧挨着赵贞吉的地方，也开一个讲座，跟赵贞吉唱起“对台戏”来，“彼此一间耳，朝夕声相闻”。然而邓豁渠听了赵贞吉的讲学后，耳濡目染，终于折服，称赵为师，后来成为宣扬赵贞吉学术思想最得力的弟子之一。赵贞吉为在家乡普及教育，探讨学术，开了风气，作了很好的启蒙工作，对后世影响很深。

赵贞吉学说的这些有益成分在今天仍有积极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汲取。

内江市市中区三堆山之赵贞吉墓

赵贞吉学术遗存

赵贞吉的学术思想与杨升庵、任少海、熊南沙被称为明朝“蜀四大家”。有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赵文肃公全集》二十三卷十二册刻版存世。

赵贞吉去世后，黄宗羲之史学巨著《明儒学案》收入历史人物200余人，其中四川占四人，内江占其三，即赵贞吉与其两位学生：邓豁渠、何祥；《明蜀中十二诗钞》收录四川明代十二诗人，内江占其二，即赵贞吉、高世彦；《诗钞》收录诗文600余首，其中赵贞吉占117首。其遗著从明万历年间起至20世纪90年代就有《赵文肃公文集》等多种书名、多种刻本、多种卷册形式刊印行世。内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官长驰教授，用10年之功编成《赵贞吉诗文集注》，不但搜集作品较为完备，且断句、标点、作注，极大地方便读者。该书收录赵贞吉诗545首、词一首、文章266篇。

《赵贞吉诗文集注》 官长驰 著，巴蜀书社1999年出版

结 语

中国历史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东方特有的价值观和创造力。回溯历史，从《越绝书》《华阳国志》到当代地方志书，从《尚书》《史记》到二十四史，从儒学、理学到阳明心学，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代不绝书。正所谓，“郡邑之志，犹国家之史也。国家无史，一代之政治、典章无以考。郡邑无志，一方之风土、人物无由征。”（清王槐龄《补辑石硅厅新志·序》）。因此，至此全国三轮三级修志或即将启动，我等史志人，将共同为承担史志延续的使命而努力！

参考文献：

1.官长驰：《赵贞吉诗文集注》，巴蜀书社1999年版。

2.刘德元：《赵贞吉：紫柏山前车马道 英雄着地皆平沉》，《巴蜀史志》2021年第4期。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刘德元（中共内江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