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奥娜·基德曼 x 《小说界》| 我喜欢写战胜困难的女性

小说界

去年第六期《小说界》刊登了于是对爱尔兰作家菲奥娜·基德曼的专访《我喜欢写战胜困难的女性》，基德曼的短篇集《一路到夏天：爱与渴望之歌》于2023年由后浪首次引进出版。

在访谈中，菲奥娜·基德曼分享了作为一名新西兰女性作家的创作经历与观念，谈及新西兰的历史与记忆、身边的女性故事，以及80多年的人生历程是如何影响自己的写作，而这本80岁集结成的短篇集又具有怎样特殊的意义。

文：于是

2023年第六期《小说界》

“我喜欢写战胜困难的女性。她们的胜利可能看似微不足道，但她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没有谁的生活卑微到不值一提。”

2023年夏末，《一路到夏天 ：爱与渴望之歌》中译本面世。这是菲奥娜·基德曼八十岁时的自选集，也是这位新西兰文学界翘楚、曾获总理文学成就奖和两次新西兰图书奖小说最高奖的女作家的作品第一次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

在六十年的写作生涯中，菲奥娜·基德曼出版了十一本长篇小说、七本短篇小说集、两卷回忆录，还为剧团和广播电台写过不少剧本。在她的作品中，女性角色常常颠覆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引发读者对社会公正、女性生活真相的思索，加之她本人常年参与妇女解放运动，被誉为新西兰女性主义文学的领军人物。

这位八十三岁的女作家很快回复了我们的采访邮件，用的是紫色斜体。

从很多层面上看，基德曼和门罗很相像，其共性甚至可视为上世纪下半叶全世界女性作家的共同状态 ：她们从年轻时就开始写作，和大部分女性一样早早结婚生子，并在家庭生活的间隙发展出独特的写作风格，短篇是她们的强项，持久力也是，但她们的最强大之处都在于深入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挖掘女性的精神潜质，并因此获得了文学界的高度赞誉。

如此引申开去，同侪更多。和阿特伍德一样，基德曼不仅致力于个人写作，还大力推动（曾是殖民地的）小国文学发展，并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就基德曼而言，她的丈夫伊恩曾入伍参战，退伍后成为新西兰著名的柬埔寨难民保护组织的领头人。

但是，当然，基德曼就是基德曼。女作家群像能让我们把握女性写作在时空轴线上的全景，但每一个女作家都有其不可替代的本色。

基德曼的不少作品都设置了新西兰特有的历史人文背景，既有拓荒时代的人物，也有拥有（至今未被打破的）飞行纪录的女飞行员，既写过八十年代右翼经济政策背景下的犯罪小说，也写过产后抑郁症 ；2016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 All Day at the Movies 涵盖了五十五年来新西兰女性的生活态度，2018 年的 Mortal Boy 又转向男性世界，写了一个在酒吧斗殴、失手杀人的小伙子……我们完全可以确定，基德曼是那类创作力高涨、写作能量稳定的写作强者。恰如青年作家张怡微在《一路到夏天》序言中所写：“只要我们留心，就可以在菲奥娜·基德曼的故事里读到 20 世纪人类文明史在南半球的流变历程 ：毛利人的航海和远征，欧洲殖民者、普通白人与毛利人的混居形态，政治独立、战争怀乡与后殖民时代的多元文化等。”

这些构成基德曼写作资源的历史人文元素，也是《一路到夏天》这本书里收录的十三个故事的时空背景，但经由作家本人编选的四个章节紧紧围绕“爱情”这个关键词，表现了爱恋的不同阶段，对于第一次领略基德曼文字魅力的中国读者来说，这个普世主题似乎更容易切入。经过不同的途径，经过不同的坎坷，有些人的爱情会修成正果，有些却不行。

最后一个章节收录的四篇小说都可视为自传。半个世纪以来，基德曼常把丈夫伊恩挂在嘴边，两人如影随形，《点彩》和《丝绸》描述了他们相伴生活的两个阶段，都特别有爱。她二十岁结婚，二十二岁生下第一个孩子，当时很穷，为了赚生活费，她为报纸写了数百篇书评，但两人不离不弃，互相扶持，是模范夫妻没错了。

写就于不同时期的作品验证了基德曼毕生遵循的创作理念 ：每个女性的一生都是一场“无休止的叙述”。

《心里的一根针》的开场极具戏剧性，毛利妇女奎妮在赛马场毫不畏惧地面对世人的挑衅和凌辱，只因她最小的女儿珀尔有银白的眉毛、奶蓝色的瞳仁，照顾珀尔的是奎妮的另一个女儿埃斯梅。珀尔被称作“魔法师的奇迹”，是幸存下来的女孩，直至埃斯梅嫁给了移民吉尔，珀尔也时常出现在她的家中。但本文真正的主人公是埃斯梅，女红天赋让她有自立的能力，但在当时的社会，女人必须依附于男性和家庭。刺痛后，仿佛消失在皮肤下的那根神秘的针成为她一生性情不羁的意象，她爱过，被爱过，也被侵犯过，她在某个时间点明确地意识到“不能再要孩子了……以后对待自己要更郑重一点”，但就在这时，名义上的妹妹珀尔因病早夭，生命中的爱和恨都变得更分明了，珀尔的死唤起了埃斯梅的新生。

故事从1925年写到1964年，埃斯梅悄悄溜进儿子的婚礼现场，故事也从这里开始在时间线上来回跳跃，让埃斯梅的后半生嵌入后代的生活场景。从技巧上说，这不失为一种大胆的写法，扭转了线性人物传记式的小说格局 ；从内涵上说，又十分宽容地纳入两代人的价值观，让他们和她们在对话中彼此理解。埃斯梅及其子女是有原型的，值得钦佩的是，基德曼在熟人的真实故事中看到了女性在困境中的挣扎和自我救赎，但不止步于唏嘘或愤怒的悲剧论调，相反，她选择了冷静的笔调。她从不煽情。

虽然本书定调在“爱情”，但我们很容易看到基德曼在书写母亲那代女性时的爱更深沉，更隽永，或许是因为那一代女性面临的困境更深，更重。

除了《心里的一根针》，《一路到夏天》里的母亲形象也让人难忘 ：母亲“静静地站在蓝桉淡淡的树影里，与它们融为一体，就像一根树枝，或者一团悬浮在静止空气中的树叶”。

母女一边劳作，一边扮演广播剧里的角色，甚至扮演情侣。母亲愿意去果园打零工，也不愿意被军官的妻子颐指气使地唤作厨娘。这个母亲坚毅而温柔，同样，基德曼也不会煽情地去写这样的母亲。这篇小说有很强的自传性，“我”就是童年基德曼的缩影，手拿树枝在旱地里占卜水源也来自她的亲身经历，一边是父亲及其朋友的怂恿，另一边是母亲冷峻的抗拒——她就是很抗拒让女儿有偿帮人占卜水源。

在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文学世界里，女性绝不只是被男性爱恋的对象，也不会只在和男性发生情感、经济、家庭等关系时才存在，女性本身的世界就很深邃、丰富，书写女性与女性的关系是女性主义作家历来关注的题材，也是男权意识所无法引导出的一类书写经验。其中，母女关系是最本源、最深刻的一种。不管是不是刻意，基德曼很擅长描绘母女间的亲密——那不是甜言蜜语或肢体上的亲昵，而是发生在劳作、困境中的互相扶持的关系，是彼此实打实的生命伴侣。

在《巧舌如簧》中她写到了“类母女”关系，主人公和姨妈弗洛惺惺相惜，弗洛没有子女，晚年孤身一人，主人公很想陪伴她走到人生终点，但偏偏没赶上。

字里行间充溢着的亲情自不待言，小说还呈现了一种可堪样本的记述普通女性的方式：尤其是女性在生养方面的被动和隐忍。

又譬如女性间的较量，《帽子》一文很紧凑地描绘了婚礼上的一场无声无息的对峙，两个即将成为亲家的妇女本来说好了都不戴帽子，新娘的妈妈却突然改了主意，新郎的妈妈本来就因为忙碌地准备婚宴而紧张不已，帽子这一细节又让她乱了阵脚，急不可耐地让女儿翻出帽子借她使用。一番折腾之后，仪式正式开始，她却发现新娘的妈妈并没有戴帽子，两个女人遥遥相望，没有恩仇要泯，在相亲相爱的期望面前，这样的小插曲很女人，又珍贵又难以言喻的瞬间，可爱又可笑。

还有一些爱，或爱情，并非是发生在异性之间。基德曼在《告诉我那爱的真谛》中写了两对夫妻，确切的说是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只有这个女人最晚知道真相，并自问她“是爱情必须付出的代价吗？”基德曼没有用女性主义者的理论术语，但这个人物显然是作为他者存在于小众和大众群体里的——她成了双重的他者，无论她怎样去爱，都无法更改另一种爱的集结对自己的排拒、隐瞒和伤害。

但这终究是个愿意去爱，而非恨的女人，故事的结尾，“她得知，自己的女儿就快分娩，这跟爱一样吸引着她。哦，也许，爱真的在向她走来。”

爱情不是爱的全部，虽然它们被统称为 LOVE。

基德曼起步很早，但直到三十九岁才出版了第一部获得重视的长篇小说 A Breed of Women，在当时的新西兰引发轰动。因为她写的女性似乎有点离经叛道，热衷于妇女解放运动，小说中还有不少性描写，因此一度在某些学校和图书馆被禁，甚至被某些评论家诟病为“肮脏下流”。但基德曼继续，1987年又出版了 The Book of Secrets，讲述了三代女性的迁徙。

半个多世纪以来，基德曼一本接一本地书写墨守成规的社会里一个又一个敢于流离、抵制主流规训的女性。现在，她八十三岁了，依然是个外柔内酷的女人。

她的酷，在于她对世界的多样性充满好奇，在于她对写作充满激情。

这本来自八十岁的她的短篇小说集让我们感受到她作为女性，对爱人、亲人和朋友的爱，也展现了写作本身的魅力 ：写作者应该做持久、包容、细致的观察者，信任文学对真实和虚构的表现力，让文学成为展现真实人性的最佳舞台。

以下为采访内容

Q ：您在八十岁时出版了小说集《一路到夏天》，篇目的编排非常用心，用四个章节统领了“爱”的主题，每个章节里的三四个篇目又展现出不同的节奏和情绪，这在作家自选集的目录中不太常见，您是不是很想以此传达某些心意？

A ：我先把自己认为值得结集的短篇小说搜集起来，一开始是随机排布的。但反复细读之后，我发现其中贯穿着某种主旨的演进，从无疾而终的初恋到旷日持久的爱情。所以，在“迂回”这个章节里讲述了爱情的初始状态，虽然叙述视角会有变化，有所摇摆。

比如《绕到你的左边》这篇，讲的并不是真正的恋爱，而是一个年轻女孩经历了一次求爱，她没有接受，却第一次体验到了被他人渴望的感觉。

《帽子》里的两家人彼此揣测，暗中应对，但不管从谁的立场去看，结局都是美好的。“渴望”和“迷途”这两个章节都关于通向爱情的道路，有时，这一路会走向幸福，但往往会遭遇各种阻碍。所谓好事多磨，真爱之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但在我看来，纠结中的爱情才真正的魅力无穷。最后一个章节叫“本色”，我在小说中探索的是修成正果的那些爱情，以不同的方式实现的幸福目标，哪怕也很坎坷，但值得为之奋斗。

最后一篇《点彩》是自传体小说，直到今天，我仍然住在小说中的“杰克和吉尔”多年前买的那栋房子里。

Q ：数十年笔耕不辍，您觉得写作对自己有怎样的意义？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这个“意义”有过变化或轮回吗？

A ：我开始正儿八经的写作已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非常年轻，打小就写了好多东西。我是家里的独生女，住在偏远的乡村，但我会把写好的东西寄给报纸的儿童版，然后就看到文章被刊登出来了。得到读者反馈后，我领悟到了一件事 ：别人真的会思考我写了什么。这让我意识到，写作是我与外界交流的一种方式。

后来，我去图书馆工作，对书籍和文字的热爱与日俱增。再后来，我成了一个母亲，关于创造力的想法，关于孩子的诞生、创意的诞生、书籍的诞生的想法似乎自然而然地结合到了一起。那是我一生中最具创造力的一段日子，那时我就明白了，我会将余生都奉献给写作。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写作是我与他人沟通的最佳方式。当然，走过了如此漫长的一路，我学到了很多有关写作技巧和个人风格的知识。

Q ：新西兰拥有丰富的原住民和移民历史故事，我们注意到您在写很多人物时会特意写出他们的家族背景，您认为完美的人物应该有哪些层面的内容？

A ：我发现，小说人物会自动表态。某个重要的人物形象出现之后，就是一个代入的过程 ：要让自己融入他们的发肤和内心。我的人物会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直到他们准备好了，可以被写下来了。我觉得并不存在所谓“完美”的人物，但我经常选取某个历史人物作为原型，试图写出他们在怎样的驱动下做出这样那样的事情。在描写原住民的时候，我会很谨慎，因为我需要观察到某些文化差异。不过，我的丈夫就是毛利人后裔——他已在六年前去世——关于毛利人世界和 pakeha 世界的不同体验是我们经常分享的话题。（pakeha 是指新西兰白种人，通常都是欧洲人的后代。）

Q ：当人物的家族历史涉及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时，您会如何取舍素材，并确保读者能从细节中把握人物的特质、家族的本质？

A ：写作技巧之一，就是要去审视生活中的特殊事件，将其延展出故事，描写家庭内部的动态，以便点亮每个时刻，点明每个人对另一个人意味着什么，这种写法也适用于有几代人的情况。

不过，写出一片栩栩如生的景观也很重要，无论是家庭内部还是外部，无论室内还是户外，都可以帮读者们去理解小说人物所处的时代风貌。

在《一路到夏天》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当今读者想必是不认同的，甚至会觉得纯属胡说八道。同样，《绕到你的左边》里的孕妇想让女主人公将结婚戒指垂在自己肚子上方，好去猜测宝宝的性别，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好像是种迷信，毕竟，现在的人借助现代医学和科学，轻而易举就能知道他们的孩子将会是什么样。

但在当时，那个女人想必是发自内心地相信那种做法的。文化一直在变化，我认为作家必须去探索自己所写的那个时代的人们信仰什么。

Q ：就小说而言，尤其像《心里的一根针》这样写完一个女性的一生的作品，您会怎样处理家国、种族历史和个体生命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有限篇幅里浓缩人物的时间？

A ：判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创建出某种时间线，这一点很重要。《心里的一根针》大致是以我早年相识的一个朋友为原型写就的。因为某些不良行为，她受到了严厉的谴责，但我想挖掘事情的另一面——她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女性一样遭受了虐待，只为了力证自己心地善良，初衷是好的，但当时的社会只会让她大失所望。我希望她能赢得一点胜利，不管所谓的胜利多么微小，而在真实生活中，那位原型人物也确实有所收获，和小说里写的差不多。她再次见到了曾经失去的儿子。

Q ：您的大部分作品都以女性为主角，既有生活在农场、山区的传统女性，也有新时代的职业女性，她们都在爱情和婚姻中陷入迷茫，但最后她们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请问您喜欢书写怎样的女性形象？或者说，观察到怎样的女性会让您有书写的欲望？

A ：我喜欢写战胜困难的女性。她们的胜利可能看似微不足道，但她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没有谁的生活卑微到不值一提。但我也对那些取得了巨大成就、非常成功的女性很感兴趣，比如我的小说 The Infinite Air 就写了新西兰著名的女飞行员简·巴腾（Jean Batten）的故事。

Q ：在小说中，您提到过自己从小就是个“观察者”，那么，从观察到书写还有多少距离？

A ：之前我提到过，我是住在乡下的独生女。为了理解我眼前的世界，我需要仔细研究“人”，尤其是成年人。我非常喜欢听成年人的谈话。

Q ：《一路到夏天》中的小女孩有占卜水源的天赋，这是根据您的真实经历写的吗，还是该被理解为小说中迷人的超现实手法，或新西兰真实历史的一部分？

A ：科学界从没把占卜水源的能力当回事儿。人真的会被水的磁场吸引吗？目前还没有真正的科学证据。但我曾经、确实可以占卜水源，所以，哪怕看起来不太可能，但我真的相信这种事。有一次，有人请我去寻找水源。手中的树枝爆发出的拉力是那么大，好像它是有生命的。后来，我进入青春期前后就失去了这种能力。

Q ：我们尤其注意到您写女性的时候很注重母女纽带，或者说，母亲和女性的形象是并重的，能否分享一下您这代新西兰女作家的女性观念？

A ：这个问题挺有难度的。我的母亲迎向逆境时表现得十分坚强。我是我母亲的孩子，也是坚强的拓荒女性的后裔，她们乘着弱不禁风的小船，漂洋过海来到新西兰定居，必须在荒地上劳作，或是在很原始的条件下生养许多孩子。我认为，在这个国家里，女性的生活非常艰苦，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全世界都掀起了女性主义运动，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母亲们都想保护她们的女儿。

Q ：我们知道您曾给影视机构写过剧本，请问编剧的工作对于写小说有怎样的帮助？

A ：当编剧有助于作者发展形象化的思维。我喜欢小说里有充沛的细节，喜欢描写事物的样貌。但作为编剧，你要透过摄像机的镜头去思考，永远都要记住你是在为眼睛和耳朵写剧本。

Q ：剧本往往会强调戏剧性，您在写小说时会不会也很重视悬念的设置？

A ：我在写作时未必会有意识地去考虑悬念的问题。当情节进入高潮，我希望读者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感兴趣。我觉得，要说有悬念，那肯定是从情节中自然而然地出现的。

Q ：您至今还那么爱杜拉斯吗？为什么是杜拉斯？

A ：我对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爱一言难尽。我年轻时看过她的电影《广岛之恋》，那种低调、微妙的激情深深地打动了我。我读《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类作品时，她笔下的人物和土地做抗争的场景让我很有共鸣，那与我家人的经历几乎没什么不同，哪怕杜拉斯的故事发生在越南。事到如今，我大概没那么迷她了。但在《丝绸》那篇自传体小说中写到的事是真实的，是我和丈夫在河内亲身经历的。

Q ：您还钟爱哪些作家？能否推荐几个给中国读者？

A ：我喜欢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的作品，我认为她是世界上最好的短篇小说作家。也许因为我父亲是爱尔兰人吧，有几位爱尔兰作家我也很喜欢 ：塞巴斯蒂安·巴里、安妮·赖特、克莱尔·吉根，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家。我们新西兰也有一批优秀的作家，比如菲奥娜·法瑞尔（Fiona Farrell）、威提·依希马埃拉（Witi Ihimaera）、欧文·马歇尔（Owen Marshall）……

原标题：《菲奥娜·基德曼 x 《小说界》| 我喜欢写战胜困难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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