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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你也能写七百页，怕不是什么水书吧？！

2023-11-09 13:5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辛弃疾新传》，终于赶在年底与大家相见了。在为本书建立豆瓣条目的时候，偶然看到这样一条疑问：

本以为不过是一本小册子，点开一看七百页。辛弃疾的史料就那么点，邓广铭写传记与年谱不过二百页，可想其中有多少水分。

辛弃疾，大家都很熟悉了，不用再多言他是怎样的一个历史人物。那么，作为《辛弃疾新传》的首篇宣发文章，不如就这七百多页的容量做一点说明，而这也正是“新传”之“新”之所在。有了这份说明，或许能有让各位读者朋友更深切地进入辛弃疾的生命长河之功用。

“辛弃疾的史料就那么点”，所言一点不虚。

辛弃疾研究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关于他的生平事迹、著作背景方面的资料太少。同样是千古垂青的杰出词作家，辛弃疾和苏轼就不同，苏轼的资料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正如《苏东坡新传》中作者李一冰先生在后记中说到的那样，“为苏东坡写传记，绝对不愁资料贫乏”，而辛弃疾在这方面，由于其文集在明代失传，故多隐晦不明。

辛弃疾研究历程中，诞生的第一部为其立传的作品，是1931年吴世昌在《新月》月刊上连载两期的《辛弃疾<传记>》，仅是一篇“小说”的规模。

而后，熟为人知的宋史研究大家邓广铭先生多年所搜集，经过整理写作而于1956 年出版的《辛弃疾（稼轩）传》，也只有六万字而已。

从中亦可见这项搜集资料工作之艰棘。

那么，写出七百页来，是怎么回事？

有“新”必有“旧”。《辛弃疾新传》是在作者辛更儒先生2008年旧作《辛弃疾研究》增补修订而来，15年倏忽而过。而后，在这15年里所下的功夫，使原本的三十八万字充盈到了五十一万字有余，主要有以下相互勾连交织的两个方面：

披览所及、细大不捐的资料搜集

作者辛先生师从邓广铭先生，数年来从事辛弃疾、宋金史和古典文献的研究，自己的研究也遵循邓先生提出来的标准：

“是谱搜考所及，凡现尚可征之南宋一代重要文献——史籍、文集、方志、笔乘之属，均旁蒐博采，以资参证发明。不分主辅，唯是为从。”

“材料之收辑，以细大不捐为原则：披览所及，其中凡有涉及辛氏之单词只字，均加以钩稽而分别甄录，期能集枝节为轮廓，积破碎为整体。”

为写作本书，参考了目前目所能及的所有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的文献资料，譬如：

以辛弃疾为研究中心的如《稼轩先生年谱》（辛启泰）、《辛稼轩年谱》（梁启超）、《辛弃疾年谱》（郑骞）《辛弃疾集编年笺注》（辛更儒）、《辛弃疾（稼轩）传》《辛稼轩年谱》增订本（邓广铭）等；

诗词类资料如《全宋词》、《蠹斋铅刀编》（周孚）、《灵谿词说》（缪钺、叶嘉莹）、《辛弃疾词心探微》（刘扬忠）、《直斋书录解题》（陈振孙）、《琅琊山石刻选》

有关时代背景的史籍如《宋史》、《宋史全文》、《宋会要辑稿》（徐松）、《金史》、《大金国志校证》（宇文懋昭，崔文印校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李心传，辛更儒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三朝北盟会编》（徐梦莘）、《四朝闻见录》（叶绍翁，沈锡麟、冯惠民点校）、《两宋货币史》、《皇宋中兴两朝圣政》等；

宋人及后人笔记如《刘克庄集笺校》（辛更儒笺校）、《陈亮集》增订本（邓广铭点注）、《陆放翁全集》、《朱熹集》、《朱子语类》（黎靖德）、《容斋三笔》（洪迈）、《归潜志》（刘祁，崔文印点校）、《叶适集》（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丛书集成初编》《四部丛刊续编》《宋集珍本丛刊》《四库全书》（文渊阁）中的诸篇等；

地方方志资料如《宋元方志丛刊》中的诸篇、《宋本方舆胜览》、《浙江通志》、《景定建康志》、《铅山志》、《常州志》（万历）、《江西通志》（雍正）、《滁州志》及《新修滁州志》（光绪）、《宁国府志》（嘉庆）等；

甚至还有一些野史性质的资料如《异闻总录》（不著撰者）与今人论文文章如《辛弃疾早年行迹之新诗证》（周郢，《光明日报·文学》，2019年12月14日）等。

除了已占据有的文献资料外，作者辛先生在不辍的研究过程中还挖掘到了极具研究价值的新资料，如新发现的《菱湖辛氏族谱》卷首完整地记录了辛弃疾手创的《济南辛氏宗图》（该族谱为抚州菱湖怡和堂1935年刻本）、原碑藏铅山县博物馆的《有宋南雄太守朝奉辛公圹志》（由此发现《菱湖辛氏族谱》误书辛母孙氏为孺氏）等。

我们俗话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为了追寻辛弃疾生平的履迹，作者辛先生曾在塞北江南沿着他经行的路线进行过大量的实地考察工作。上饶的云洞，博山的雨岩，长江的夹江……

这些实地考察和履迹追踪的功夫，又与第二个方面有关。

洞见史情与词心的稼轩词研究

辛弃疾平生经历，波澜壮阔，从传世的记载中去梳理他的事迹，固然是为其作传的首要途径。但从他主要用以为“陶写之具”的词作而言，其所体现的“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的理想和抱负，是研讨词人内心世界最好最有力的资料和根据。

辛弃疾研究已有百年历程，其中稼轩词赏析类的文章一直保持着旺盛发展的强劲趋势，但始终囿于他的部分经典之作，大有演变成对少数单篇作品的反复不懈的无穷诠释的趋势。并且，大部分文章多偏重于美学风格与艺术鉴赏价值而忽略了其认知价值。

作者辛先生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研读稼轩词，迄今已逾半个世纪。他意识到，要透彻地理解稼轩词中所要表达的隐蔽的立场和态度、所包含的词人的思想和情感，就绝不能只停留在对他的词学艺术的探索上。

在稼轩词中，不但包含着“宋词第一人”的创作轨迹，还折射了他一生的奋斗和生活，是他全部战士生涯的总结。因此，必须把这部分内容充分运用到对他生平事迹的认知上。反过来，结合词人所处的历史环境、时事和政治背景，才能完整清晰地分析这些诗词的内涵和词人的真实情感。

试举两篇词为例：

一篇是被称为“千古无所”的著名词篇《摸鱼儿·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来看作者辛先生如何写的：

《摸鱼儿·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

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淳熙六年（1179）正月，湖南又爆发了农民起义：郴州宜章县农民陈峒因不堪忍受官府以“和籴”为名强行征收粮米，率众反抗。这完全是一起官逼民反的恶性事件，官府也不得不承认，州县官吏的措置失当是激发起义的直接原因。从乾道元年（1165）以来的十五年间，湖南“大盗三起”，这就是乾道元年的李金起义、淳熙三年的姚明敖起义和本年的陈峒起义，这还不包括起于湖北，纵横湖南、广东、江西的赖文政茶商武装暴乱事件。每一次起义都形成了数百至数千人不等的规模，坚持数月，蹂践数州乃至数路，迫使南宋朝廷出动大军，配合地方武装全力围剿，才得平息。对这一次次起义，南宋王朝统治者虽深感震撼和打击，然而事件平息之后却只把过失推给负有责任的地方官吏，做一番奖罚陟黜了事，从不深思导致屡次镇压屡次起义的根源所在，更不知如何寻求补救的办法，这不能不使关心国家命运的爱国志士深为忧虑。

是年三月，陈峒起义武装声势大振，已发展为数千人之军，连破湖南道州的江华、桂阳军的蓝山和临武、广东连州的阳山四县，使湖南各州处于一片惊恐之中。三月十一日，宋廷命湖南帅臣负责讨捕陈峒，辛弃疾也奉诏由湖北改湖南转运副使。其时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是王佐，湖南转运判官是陈孺。对他的这项任命，大概只能理解为：让他去帮办粮饷供应，协助王佐扑灭这次起义。

三月下旬，辛弃疾自湖北转运司所在地鄂州启程赴湖南。行前，湖北转运判官王正之于副使衙中的小山亭置酒饯行，席间，辛弃疾写下了一首《摸鱼儿·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词。

这是一首被称为“千古所无”的著名词篇。从文学的角度看，它是借惜春怨春的主题，反映对抗金事业及国家、个人前途命运的忧虑。上片写在风雨摧残下春天的归去，痛惜春天的早来早归，伤心春天的无力反抗，写痛恨春归后蛛网柳絮的猖狂。这是借春的夭折，写恢复事业的失败、词人希望的破灭。下片则在哀伤恢复大计受挫之余，也为个人屡被排斥不受任用而伤怀。

这首词确实为动荡不安的时局而写作。宋孝宗朝一向被史学家视为南宋历史上的最好时期，而辛词却有“斜阳烟柳”的比喻，画出了一幅岌岌可危的江山落日图，前人多不理解，认为是危言耸听。但是，倘若能认真对待这一时期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及其后果，便知辛词的忧虑就绝不是杞人忧天。盖自淳熙改元以来，虞允文以言恢复误国，汤邦彦以出使辱国，以及宰相叶衡被斥，都迫使宋孝宗不得不放弃遣使求地、乘机恢复中原的目标。而连年爆发的农民起义，又使南宋朝廷疲于应付。这些挫折和失败，导致南宋的内外政策被迫转向自治。楼钥撰《少师观文殿大学士鲁国公致仕赠太师王公行状》载：“（淳熙）三年，申议使汤邦彦使回，上怒金人无礼。公奏天下为度，惟当讲自治之策以待之。”又说：“孝宗皇帝以不世出之资，直欲鞭笞四夷，以遂大有为之志。一时进用，多趋事赴功之人。淳熙以来，益务内治，选任儒雅厚重经远好谋之士，而公为之称首。”即明确这种转折的标志是淳熙三年（1176）汤邦彦辱国事件。然而正是在宋孝宗“益务内治”时，竟致连续发生了民众起义事件，这对借口恢复中原而实施残酷剥削的南宋政权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南宋当局放弃恢复中原的努力，正是辛弃疾不愿看到的结局。

自宋孝宗登极以来，从匆忙北伐到任用大言误国之人，这些决策举措，竟无一件有补于恢复大计，亦无一不以失败结束。然而失败虽是接踵而来，宋孝宗君臣却从未吸取教训，反而从积极进取转向消极守成，听凭近习佞幸对爱国志士实行迫害打击。这一切使辛弃疾深感失望。所以，《摸鱼儿》这首词，正是写出了在此情势之下的辛弃疾心中的全部感怀，是他长期以来对时局不断思索的一个结果。

当这首词广泛传播之后，竟也被宋孝宗看到。《鹤林玉露》一书载：“词意殊怨。‘斜阳’‘烟柳’之句，…… 使在汉唐时，宁不贾种豆种桃之祸哉！愚闻寿皇见此词，颇不悦。然终不加罪，可谓至德也已。”但我以为，宋孝宗对这首词不满，大概不只因为“斜阳”“烟柳”之句。盖宋孝宗自许甚高，曾以唐太宗自拟。如今辛弃疾却独以玉环、飞燕为嘲笑对象，这不等于将宋孝宗讥讽为汉、唐的成帝和明皇两位好色误国之君吗？我以为宋孝宗的不满，真正原因恐在于此。

另一篇是失散在历史长河中、未能流传下来的作品《杜鹃辞》，作者辛先生如是写道：

《杜鹃辞》

辛弃疾向虞允文进献《九议》，积极陈述抗金大计，却被当权者束之高阁而不予理睬。尽管宋孝宗及其宰执大臣一再重申复仇雪耻的决心，实际上却以“讲和方定”为由，拒绝爱国志士所提出的各项建议。据崇祯《历城县志》卷一〇所载，当此情实之下，辛弃疾内心极度失望，愤而写下《杜鹃辞》，“以劝动人心，极其哀至”。

《杜鹃辞》是辛弃疾的重要文学作品，却没有流传下来。但是，清初许多文人在诗中提到了这篇辞赋。方绍纶《过辛稼轩故居》诗说：“南渡君臣主和议，几人泪堕杜鹃辞？”任宏远《四风闸访辛稼轩故宅》诗有句“可知持节地，不异拜鹃人”，后有小注：“南渡后以恢复中原为心，作《杜鹃辞》以寓意。”符兆纶《吊辛稼轩》诗也有“故宅一廛空济上，东风惆怅杜鹃声”的诗句。杜甫《杜鹃》诗云：“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诗话总龟》卷七有云：“按《博物志》：杜鹃生子，寄之他巢，百鸟为饲之，今江东所谓‘杜宇曾为蜀帝王，化禽飞去旧城荒’是也。且禽鸟之微，知有所尊。故子美诗云‘重是古帝魂’, 又‘礼若奉至尊’，子美盖讥当时之刺史有不禽鸟若也。”

《杜鹃辞》虽不知何时何地写成，其内容若何，但必定也是“类有所感托物以发者”。后来，辛弃疾还在一首《定风波·再用韵和赵晋臣敷文》的词中写有“野草闲花不当春，杜鹃却是旧知闻”的语句，犹以杜鹃啼苦、古帝魂悲为词的切入点。

而大量实地考察的工作，又让作者辛先生更加深层地进入了辛弃疾的“词心”当中去。

“上饶的云洞，博山的雨岩，让我聆听到八百年前词人留下的心声；在长江的夹江上，手抚巉岩峭壁，我读到词人抒写‘仙人矶下多风雨，好卸征帆留不住’的心底波澜。实地考察和履迹追踪，让我更深刻地了解词人的不平常经历，体悟其各个时期的非凡的心路历程，使我更多地读懂了稼轩词。”

如是这般，作者辛先生将辛弃疾的生平线索与词作线索相结合，采用夹叙夹议的写作手法，在叙述生平事迹的同时对其内情进行评点，穿插辛弃疾的经典作品细致鉴赏，去触摸辛弃疾的喜怒哀乐，带领读者体悟辛弃疾的卓越才华、深邃思想和心路历程，以窥宋史的幽深一角。

所有这些的努力叠加，不仅使旧作文字更加精深，还扩充叙述了数项此前不为人知的辛弃疾事迹。作者辛先生认为，《新传》对辛弃疾旧有事迹的增补，其最重要者当有以下诸条：

金国进犯和山东被占领蹂躏的史实；

亲闻京畿转运使韩元英遣仆岱岳进香事；

早年登顶泰山；

擒获张安国事迹的考订；

乾道间，著《杜鹃辞》以见意；

出守滁州于车前张旗事件；

邀请周孚权摄滁州教授；

平定茶商军事件，定性为茶商的武装暴动；

对乾道六年、七年以后宋孝宗、虞允文、赵雄等施行的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决策以及对金策略所采取的否定态度，

激怒了当权的近习佞幸，进而成为日后被劾罢官的首要原因；

对带湖新居的正确认知和考证；

辛弃疾和上饶云洞；

博山寺、雨岩和赵履道；

任闽帅时与悟老的交游；

开放柳枝；

庆元二年的因病止酒和移居铅山，以及就此问题同吴企明的辩论；

五堡洲与秋水观；

与赵茂嘉、赵晋臣及其子侄的交往和唱和；

稜层势欲摩空；

与陆游纵论收复齐鲁；

赴京口途中，专程往嘉兴府探访友人黄榦于石门酒库；

两首西归江行词的再阐释；

辛弃疾的晚岁心路历程；

辛弃疾逝世的细节。

尾声

本文开头说，大家都已经很熟悉辛弃疾了。但其实并非如此，我们只是知道这么个人物，能背出几首“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样的经典作品，就似知表不知里。

可以肯定地说，在历代历史人物中，辛弃疾是备受推崇的。但总的来说，七八百年来，由于研究资料的匮乏，与有些时期社会思想与政治运动的影响，仍然是识之者少，正如元人于钦所说：“宋人既以伧荒遇之而不柄用，中原又止以词人目之。”作者辛先生写作此书，也正是为了避免爱好辛弃疾的人们堕入只以词人视之的片面境地。

加之，辛弃疾虽然在文学界光彩耀眼，万众瞩目，然而在宋代以后的七八百年间，也并非众口一词，毫无争议。此外，由于处在舆论的焦点，人们的认同感难免歧异，因此在辛弃疾身上，也还存在许多需要答疑解惑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不仅是全面认识辛弃疾的充分且必要条件，亦是写作传记的关键。

在此兹举一例——对辛弃疾这一历史人物，应如何定位？

不少人都认为，辛弃疾是军人武将、行伍出身。但在本书中，作者辛先生竭力说明了，辛弃疾是儒生出身，他投笔从戎，参与抗金战争，南归以后曾率兵平息茶商武装，以及在湖南任帅臣时创建“飞虎军”，并不是改变身份，不过是职务需要，由文人带兵而已，完全符合宋代职官重文、文官带兵统兵的常态。因此，不能因辛弃疾参加过战争，后来又写词，便颠倒先后，说他是武将能文；或者因其能文能武，上过抗金战场，便称之为军人、“少年将军”一生所任官职，也都是文职官。

诚如作者辛先生所言，“尽管在七八百年积累的历史资料中进行梳理和撷取十分艰难，但我们的认识终究有了相应的提升”，所谓前修未备，后出转精，正是常理。

值得一提的是，随书特别附录《辛弃疾年表》《辛弃疾家室再考》《辛弃疾子女后裔新考》等文章，进一步揭开辛弃疾及其后人生平的神秘面纱。由此，最后形成了目前这个修订本的规模，是名《辛弃疾新传》。上述这些增补是否适当合理，还要请读者朋友加以鉴定和认可。

最后，再说一点本书装帧上面的事。

对我们在2020年出版的《苏东坡新传》有所目睹的读者朋友们，看到这套书应当会有种熟悉感。没错，历史上苏辛比肩，出书上苏辛相仿，我们设计了与《苏东坡新传》相仿的封面，又加入了一点新意。

《辛弃疾新传》封面选用手感颇佳的环保幼纹纸，护封烫漆片黑，立体呈现大时代变幻中辛弃疾的剪影，体现他作为飘摇乱世中坚毅的风帆、艰难险阻前不屈的风骨、中国人心中永恒不灭精神灯塔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