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入世与出世间徘徊：从《〈唐诗三百首〉通识》看《长安三万里》中的李白

叶嘉莹在《唐诗应该这样读》的序言中讲到：“在中国文化之传统中，诗歌最宝贵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诗歌可以从作者到读者之间，不断传达出一种生生不已的感发的生命。”周兴陆在《〈唐诗三百首〉通识》的序言中讲到：“任何一个文化群体的后来者，都应该融入文化母体的精神血脉中，去领悟她的审美心灵，传承她的审美精神。古诗就是进入中华民族历史心灵的一个通道。”可以说，古诗是一个“相遇”的甬道，它顺着历史的江河不断延绵，在其中，一代一代的“后来者”与古人相遇，与故园和故国相遇，亦与那文字深处的，迢遥却不息的“内在精神和兴发感动的生命”相遇。在古诗中，人们指向民族共同体的集体性的文化经验、文化记忆与文化想象被召唤而出。

《〈唐诗三百首〉通识》，周兴陆 著

而作为以唐诗为主体的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恰好为这样的“召唤”提供了一种具象化的场域。当那些脍炙人口的诗句，交织着灿若星辰的诗人姓名，被裹在如梦似幻、瑰丽绚烂的画面里，恣情铺洒开来，人们关于盛唐气象最烂漫的想象，也便醒来了。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认为，盛唐艺术在李白那里奏出了最强音，“达到了中国古代浪漫文学交响音诗的极峰”。可以说，诗人里最能代表盛唐气象的，便是李白。而《长安三万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亦是李白一生的侧写。这个李白不再只是那个豪放飘逸的“谪仙人”，而是一个充满了内在张力的，徘徊在入世与出世之间的真实的诗人——他是游侠，是士大夫，亦是隐士。而《〈唐诗三百首〉通识》，则对李白在这多重身份间游移的复杂性，进行了鞭辟入里的书写。

游 侠

《长安三万里》的故事始于少年李白与少年高适的相遇。彼时，衣袂飘荡、神采飞扬的李白与高适在切磋武艺间抒发着各自的剑气箫心。而他们策马驰骋在乡野间，李白用哨音唤来群鸟时的漫天霄霞，则是全片最打动我的“名场面”之一。他仰天吟诵出“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是何等豪情万丈、气凌霄汉。亦许是那日，他为高适朴拙的侠气隐隐所动，日后写下了“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的诗句。可以说，李白所神往的豪纵不羁、仗剑天涯、周游列国的生命样态，正映合了“游侠”这一中国传统文化景观。

“侠”一字最早出现于《庄子·盗跎》：“侠人之勇力而以为威强。”“勇力”一词从某种程度上正标举了侠士最基本的要素，即须孔武有力。司马迁则对“游侠”内核进行了阐释：“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即是说，在侠士的价值秩序中，“道义”是绝对的、不可僭越的。在“义”的质询下，其他价值都可以被让渡，于是，侠士往往仗义疏财，甚至舍生取义。尤其是乱世中，侠更是构成了对失序世界的“审判”。荀悦指出：“三游（游侠、游说、游行）之作，生于季世。”世道幽暗，“游侠”便成为微末却炽盛的一道光亮，庶几是民众唯一可以依附的正义性存在。至此，“游侠”内在地被赋予了一种英雄主义的色彩。

《〈唐诗三百首〉通识》内页

于是，李白对于“游侠”身份的渴慕，不仅是一种狂放的少年意气，更是一种英雄主义的梦想。虽然盛唐四海升平，远非“季世”，但“游侠”身份下所漫溢出的，充盈于天地的慨然义气，依旧对李白构成了极致的吸引。而这种对于英雄主义的崇仰，甚至成为了整个时代的风貌。一如周兴陆在《〈唐诗三百首〉通识》里所写：“‘尚武’成为时代的精神，涌动在当时的诗歌之中。”“初盛唐诗人多有这股英豪剑气。”“李白十五岁好剑术，高适跨鞍马，有似幽并尔，初盛唐的许多诗人早年都有过结客漫游、浪迹天下的传奇经历。”

而这种集体性的，对于英雄主义的渴念，在初盛唐恢弘雄壮、海纳百川的整体性气势的渐染下，渐渐由民间性的“游侠”式情怀，漫溢为戍守边疆、建功沙场的壮怀。周兴陆写道：“他们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要在边塞沙场大显身手，不愿枯灯相伴，穷老牖下。”“他们嘲笑儒生、书生、文士只懂得皓首穷经，不能够经邦治国。”“他们志在边疆，希望在疆场博取功名，垂名不朽。”换句话说，随着国力的昌盛，“行侠仗义”的外延在扩大，它的对象由边缘性的陷于困厄的平民，外溢为整个国度与子民。在这一语境下，李白对于“游侠”的憧憬，亦由个体性的浪漫主义想象，向更为盛大而浩荡的家国情怀位移。在这一位移的内部，则是诗人对“侠”的身份体认，由放浪江湖的“出世性”，向躬身庙堂的“入世性”的暧昧漂移。

士 大 夫

《长安三万里》最“出圈”的场景无疑是李白与高适、岑勋、元丹丘等挚友在夜晚的江边豪饮，醉意朦胧间吟咏出了那首《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迷狂中，诗人乘鹤凌霄，游弋于琼楼玉宇间。充满色彩与光影张力的绮丽幻境，裹挟着喷薄而出的超现实的浪漫感，无尽延绵流溢，直至银幕之外。但我却被那绚丽之下隐伏的悲凉深深攫住——当年那个鲜衣怒马的少年，转瞬之间，便成了一个满头银丝、身形臃肿、神色疲累的老翁，而与青春一起流逝的，是他年少时的意气风发与踌躇满志。这种时间与世事流转所带来的幻灭感，扑面而来。

彼时，李白正陷于一种生存的忧患与生命的虚无之中，而他看似慷慨、旷达与洒落的吟诵，何尝不是一种对于悲音的掩饰呢？当众人沉沉睡去，面对唯一清醒的高适，他的那句“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正是一种理想成为幻影之后的落寞与凄惶。

在儒家礼乐文化大传统的笼罩之下，初盛唐的文人普遍被赋予了一种士大夫的精神底色。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渴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于是，步入仕途、“致君尧舜”，便成为文人实现个体价值与抱负的最为积极与重要的路径。周兴陆在书里写道：“初盛唐时期，没有多少人以‘诗人’自居。像张九龄那样出身微贱而官至宰相，合‘儒学之士’与‘王佐之才’于一身，才是唐代众多诗人的理想。”“唐代诗人虽然多出身微贱，但精神弘毅，胸怀博大，奋发有为，以家国为念。”“他们把个人的仕途事功与国家的需要联系起来，忠君报国是他们的崇高理想。”

在这一语境下，李白在仙风道骨的外壳之下，同样怀有经邦济世、建功立业的入世理想。于是，李白一生致力于干谒求仕，寻觅由布衣而卿相、扶摇直上的入仕之路，并在诗文里反复叙说着济世热望（“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而当他中年终于获得供奉翰林的机遇，“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狂喜再也无法按捺。但他并不具有与政治理想相契的政治才能，甚至带有某种文人的天真稚拙，同时，他落拓不羁的秉性，又越出了儒家所诉求的“克己复礼”的人格框架，于是在长安三年后，被玄宗“赐金放还”。这是他第一次遭遇绝对的挫败与失落，但他入世的热情却始终未曾熄灭，直到暮年仍旧壮心不已，甚至在诗中宣说着“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的宏愿。

《〈唐诗三百首〉通识》内页

但对永王李璘的那次致命的政治误判，终于使他的政治理想彻底化为梦幻泡影。周兴陆不无惆怅地写道：“李白终究没有‘长风破浪’之一日。”这样的命运悲剧，是诗人个体人格与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结构间的抵牾，留下的深刻裂痕，亦是唐代由盛转衰的时代灰尘，砸在诗人个体身上的沉重印记。李白在人生无常中的风华凋零，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盛唐衰败的一种微观表征。

隐 士

从空间叙事上看，《长安三万里》具有某种“漫游性”：梁园、扬州、江夏、襄州、蓟州、潼关、剑南……以及长安，这些极为丰富的空间位移，勾勒出李白经历过的两次人生大漫游。少年时的那次漫游中，他遇到了一生挚友高适，彼时他们把酒言欢，纵情山水，游目骋怀间满是快意与潇洒。而中年的那次漫游，则不啻为一次政治失意之后的对于困顿身心的安顿与解脱。这样与自然山水的脉脉相通，显然带有某种出世意味。关于流连山水与隐逸的关系，周兴陆写道：“田园与山水是读书人摆脱官场冗杂、畅适情怀的好去处。”“山水诗是唐代诗歌的大宗，一些弃官归隐的读书人，与麋鹿结伴，以云霞为友，徜徉山水，领略意趣，形诸笔下。”“因山水清景而兴隐居之意，是山水诗的基本主题。”

总的来说，李白一生都徘徊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入仕为官与飘然归隐始终是理想的两极，交缠在他的生命里。这种理想的内在“背反”，其本质是一种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对李白人格生命的双重投影。

《〈唐诗三百首〉通识》内页

唐代崇道，盛唐尤甚，于是李白自幼年起便深受道家文化熏陶。他一生热衷于“寻仙访道”，自出蜀后，历访名山、道观，而在仕途失意后，更是游仙方外，受箓入道。他多次在诗文里表达对孟浩然淡泊高蹈情怀的高山仰止（“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亦与庄子“洸洋自恣以适己”的逍遥气质，构成了一种遥远的暗合。庄子始终反抗“物”对人的桎梏和奴役，坚守“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的傲岸与独立，朝圣“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绝对自由境地，这与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视权贵、超逸不驯，显然具有某种互文性。

但同时，李白从未彻底遁入道家，而是始终处于“进-出”的张力之中。一如周兴陆在书中透辟的阐释：“进身无门而又不甘隐退，是李白人生最为突出的思想矛盾，这个矛盾煎熬他，所以诗歌多逸宕不平之气。”李白少年时对于道家文化的热忱，裹挟着几分“终南捷径”的意味，而中年困境中“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隐逸之志，其本质是对于世俗世界的愤懑与反抗 ,和对于生命苦闷的排遣与超脱。

李白身上这种士大夫与隐士双重面向之间的紧张与摇摆，实则是传统文人身份认同复杂性、多义性的典型表征。在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中，“仕”与“隐”不是泾渭分明、截然对立的，而是纠缠交融、兼容并在的，于是知识分子常常处于一种彷徨和犹疑之中。换句话说，隐士可能是士大夫的一种“隐藏人格”。一如孔子所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隐逸抑或是儒家在“人道”理想下的另一种人生选择。因此，李白为官从政、兼济天下的社会价值理想，与遗世独立、自由寥廓的人格修养追求，或许亦可以被视作一种“外儒内道”的人生态度。对于儒生来说，归隐江湖、寄情山水的道家生命情状，本身就寄寓着一种超越的可能性，一如周兴陆所指出：“士人从烦杂的世俗中超脱出来，静坐于山水之间，万念俱空，心地澄明，对人生之理、宇宙之道会有更深切的体悟。”

（本文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博士）

原标题：《在入世与出世间徘徊：从《〈唐诗三百首〉通识》看《长安三万里》中的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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