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清浙复交，10后他们过得好吗？

原创 Esquire 时尚先生

十年人生

Ten-Years Life

名校毕业生如今过得好吗？

这似乎是一个猎奇式的提问，而答案的视角也往往是窥探式的。财富自由、城市中产、精英阶级，那些惯用的社会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在很多情况下并未在他们身上一一应验。

10年，即便不是一个足够长的看待这一问题的尺度，但也足够让一些转变酝酿发生，让一些观望尘埃落定，或让一些崩得过紧的弦开始松动。

我们采访了三位10年前分别本科毕业于北大、复旦、浙大的名校生，和他们聊了聊现在的生活以及名校究竟带给了他们什么。10年里，在他们所做的那些选择、经历的心理挣扎、承接的人生际遇面前，好与坏成了十分粗暴的评价方式。10年后，剖开他们当下生活的横截面，似乎都在直指一个共性：名校毕业后，他们都走在一条与自己和解的道路之上。

“钱途”

不一定是前途

季怡雯在30岁的时候才开始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此前，她从复旦大学本硕一路读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博士，到了30岁，她发现自己处在了一个“在中间卡得不上不下”的状态里。

那时的她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但是因为没有拿到新的奖学金不得已暂时回国，几个月后又赶上了疫情的爆发。“得去工作”是生活所迫，也是季怡雯对自己的命令。

大概一年的时间里，她接连参与了三份工作。她先是在一家咨询公司做合规财务方面的分析，但这和她此前学习过的哲学、宗教学、人类学专业的人文背景完全不相符，用她的话就是“完全不懂”。

她的第二份工作是帮私募基金做组织文化的调查，因为工作内容更加面向组织文化和人，这本可让她所储备的文科知识有发挥的空间。可作为偏基层的分析师，更多时候，她的工作只限于执行层面，这让她觉得自己的很多脑洞和想法无处施展。

因为如果你去提太多的想法，其实老板会觉得我没法用你。”

找第三份工作的时候，ESG（环境、社会和企业管治）行业逐渐成为一个热潮，她便在朋友的建议下去了一家做数据科技ESG的创业公司，只是这份工作与她仍然不适配。

“第一份是我自己走的，第二份其实是被老板劝退的，第三份是我自己辞职的。”裸辞3次后的季怡雯发现，她找不到自己想要的那种工作，“因为我这样的人又贵又不好用，就这么简单。”曾经的季怡雯，想要通过工作证明自己的优秀，宁可在自己不擅长的商业分析和数据科技领域里和自己“死磕”。直到最近，季怡雯在尝试了创业之后，才逐渐意识到，“原来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不得不做的。”

找到自己适合的领域并沉浸其中，这是一种幸福，赵剑雄也是这样认为的。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一直是班级尖子生的赵剑雄在高考那年完成了从做题家到北京大学学子的蜕变。他所读的药学专业是长学制，本硕连读加起来一共需要6年的时间。

博士答辩时

赵剑雄（中）与答辩老师的合影

“我其实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想做科研的。当时报志愿的时候，我其实选的还是北大医学院一个相对来说学制比较短的专业，当时还是想早点毕业，早点找工作。但是上大学之后，自己的兴趣点发生了一些改变。”赵剑雄觉得这种改变的发生来源于自己遇到的老师、上过的一节节课和做过的大量实验。硕士毕业之后，他去伦敦大学学院读了博士，这让他对化学本身和科研工作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便最终决定转到学术的方向上来。

以学术为主的生活是相对纯粹的，“基本上就是三点一线，实验室、食堂、宿舍”。但同时也是忙碌的，“基本上睁开眼睛开始就可能会考虑一些跟实验相关的事情，每天在实验室从早上九点开始干活，有的时候可能甚至干到半夜一两点。”虽然是一种辛苦的状态，但赵剑雄觉得这是一条非常适合自己、而且自己也很喜欢的道路。

只不过高强度的科研工作毕竟挤压了赵剑雄的时间。而在这一方面，朱宁欢或许要更幸运一些。

名校里的参差

在浙江大学读书的时候，朱宁欢遇到了自己未来的丈夫，本科毕业之后他们决定回到那个他们出生和长大的小镇。

朱宁欢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28岁的时候，她和双方父母凑款买下了一栋带着50平米院子的联排别墅，和家人一直住在那里。她在家乡的设计院做着和自己本科建筑专业相关的工作。虽然也会因为项目的需要在工作日的晚上和周末加班，但她觉得和大城市比起来，建筑行业在小城市工作的性价比更高一些。

周末里，朱宁欢会在家乡游玩

朱宁欢喜欢这种松弛的节奏。在杭州读书的时候，那座城市本身就会带给她一种压迫感，尤其在地铁或商场这种人多的地方，那是一种会心慌的感觉。“好像觉得在那个城市你得很努力地打拼，才能在这么多人里面生存下来，竞争压力很大，就觉得那个地方好像不是你的家。”

类似的感觉朱宁欢在浙大的校园里也会有，那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参差所引发的自卑和失落。她觉得这是发生在很多像她一样的“小镇做题家”身上的普遍现象。

高中时期的他们是学校里最优秀的同学，是唯成绩论这一单一标准下的优胜者。但到了大学，评价的维度变得非常多元，除了学习成绩之外，还包括各种综合素质、性格，以及家庭背景。

“其实名校的同学里更大一部分是那种家里学习氛围比较重、也有一定实力的同学，并且以后这个趋势会越来越明显。所以在大学里面我对名校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精英是一步一步走进来的，而我们好像是误打误撞进来的。”

同样从小镇考出来的赵剑雄也直言，在进入北大之后，他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不太适应的。那种心理落差促成了名校带给赵剑雄最大的改变：他得学会“如何跟比自己更优秀的人去相处，如何向他们学习，然后和他们成为朋友。”

这种心理上的不适不仅来源于与同学的对比，也经常来自于外界对于名校生的定义。

赵剑雄说：“当大家都知道你是名校出来的，尤其是北大清华这样的地方，会自动给你扣上一个光环。这个光环有可能是正面的；但对于自己来说，如果达不到别人的期待，你也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

这和季怡雯说的“名校生都很脆弱”有着相同的意味。这种脆弱体现在一种时刻要和别人“比强”的状态里，“尤其是在知识和专业性上”，“这导致我也有很多时候对外的无意识的表达是很傲慢的”。

似乎名校的存在本身就在训练人的一种竞争意识。赵剑雄有时候也会反思，既然有机会拥有北大这样好的资源和平台，是不是确实理应比别人更加珍惜和努力。他觉得这样来想这个问题反而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即便自己的学历已经是顶尖的，他也会看见自己在专业能力上仍有进步的空间。所以，刚刚从北大博士后出站的他准备继续出国深造，11月份他将在德国开启自己第三轮的博后生活。

做实验中的赵剑雄

除了“名校毕业生”

我是谁？

朱宁欢当然也会陷入这种纠结里。“像我们这样的浙大毕业生又回到那种三线小城市生活，感觉好像本身就不是传统意义上很有出息的那种人。”

尤其是当她毕业10年之后，她的领导在外面介绍她的时候，仍会强调一句“她是浙大毕业的”，这似乎是一种应该伴随一生的荣誉，也好似一种持续的提醒。

朱宁欢有时候会想象，如果本科毕业后做了不同的选择，比如出去留学，是不是整个人生会有不一样的可能性。在设计院工作的第6年，她做过一次接近的尝试，那是给瓶颈期的自己的一次喘息。她去到了台湾成功大学读研，暂别了家庭，包括彼时还处在孩提年纪的两个女儿。

2021年

朱宁欢（左一）从台湾成功大学毕业

但是毕业后回到家乡，朱宁欢又不得不再一次面对小城市的现实，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她只能无奈回到设计院工作。

现在的生活朱宁欢大体上是满意的，只是也会迷茫和挣扎。漫漫人生里自我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因为其实我现在已经知道学历这个东西只是一部分，但是好像还没有办法跟平凡的自己和你曾经有过的闪光点做一个和解。”

对于有一个双胞胎妹妹的季怡雯来说，“我究竟是谁”是从出生就设定下的问题。在比较性很强的家庭氛围里，她唯一可以证明自己是优秀的方式，就是不断拿出好的成绩。

我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可这些事情只要不是我父母喜欢的，它往往是不受到鼓励的。”

在复旦大学攻读宗教学硕士临近毕业的时候，季怡雯已经在好几家知名咨询公司实习过，也有很大的几率能够拿到正式工作的offer。但是她预感到进入那些名声很大的公司之后，“我一样还是螺丝钉，我是不会有自己真正的姓名的。”她想要一个地方，去产出真正具备自身内核的东西，那一刻她意识到自己还是应该去读博士。

2023年7月

季怡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参加博士毕业典礼

这一信念在她后来的人生中得到了确证。当她成为了“季博士”之后，之前一些她曾经努力去够的人和事反而向她涌来，从未设想她能够坚持读完博士的父母也给予了她极大的认可。

现在她会逐渐放下外在的所有东西，对他人，也对自己，这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她说自己根本不想往身上贴什么名校毕业的标签，但是“博士”两个字却是要珍重的。“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实打实的是要放在你的姓名后面的东西，一生都要放在后面的东西。”

如今，她选择去杭州创新创业，也是因为她觉得这是一条能做自己的道路。得益于名校社群的人脉网络，季怡雯坦言自己创业的“黑洞期”只有短短3个月，这一时期对于其他创业者来说可能需要5年之久。因此，外界的或来自财务上的“黑洞”并没有困扰她很久，反而是“心灵上的黑洞”才是她认为自己需要跨越的。

朱宁欢努力的方向也在尝试重新定义自己的价值。她觉得自己一直很“佛系”，特别在工作上不是很拼的那种；但是现在，她会想要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去创作比较小而美那种设计，希望有机会可以获奖。”此外，朱宁欢还计划做自媒体方面的尝试。她发布在社交平台上关于室内装修的帖子偶然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这给了她不小的成就感。她说：“不管做到哪个程度，就想让别人看到自己。”

第10年

今年，赵剑雄、季怡雯、朱宁欢都参加了毕业10周年的同学会。

10年前，他们都被称作“名校毕业生”；10年后，他们有了属于各自的人生。

“只能说名校毕业的人，人生大概率是好的，但这不是绝对。决定一个人人生是否成功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是否从名校毕业这种因素占的比例不是太大，可能更多的跟你个人的品质、你选的专业，以及你遇到的人和机会有关。”赵剑雄说道。

和他同班的30人里，只有2个同学和他一样继续从事着科研工作，一半左右的同学在与专业相关的一些企业里工作，还有一部分同学稍稍转了一些方向，去做比如保险和金融行业的工作。“有一些金融公司非常喜欢这种有药学背景的人。如果你有一些专业背景，同时又懂一些金融经济方面的知识，这样的话在医药行业的投资领域会非常有优势。”

季怡雯则观察到了一种趋势：“当年学习成绩最好的一些同学反而不是那些在社会上能够单打独斗、自有价值特别强的一个人。”她对于这一现象的理解是，他们做的其实是面向当下的选择，而非面向未来的选择。

“比如，10年前最好的选择是去外企，但现在外企处于撤退和衰落的过程中。等到了我硕士毕业的时候，那一帮同学会喜欢去国企和科技的大厂，但是现在也知道大厂早就已经开始裁员了。”

2023年5月

季怡雯参加复旦大学118周年校庆

人要和时代赛跑，也要和自己赛跑。赵剑雄越来越觉得时间的宝贵。“像我现在已经32岁了，很多学术项目要求35岁前，那我都不一定能赶得上了。”

除了要考虑工作上的效率，他还想割让一部分时间陪伴父母、组建家庭，尽管他知道目前的状态很难做到，他会告诉自己这是事业和生活上不得不做的一种妥协。

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这样每天从早忙到晚，也没有什么时间去生活，反倒不如我的很多学习成绩没有那么突出的朋友过得幸福。”

朱宁欢曾经一度觉得自己不配被贴上“名校生”的标签，但是现在她会坦然地接受了。“不管你愿不愿意，它都在那，它就是你人生的一部分。”

名校毕业后的第10年，他们仍在现实与理想、接受与颠覆、他我与自我中不断角力，但或许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一些真正的自我会浮现出来。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撰文 彭潇

编辑 Sissi Hua

排版 良乐

校对 Pomelo

原标题：《北清浙复交，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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