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庄，我们谈了劳动、政治与人生

编者按：2012年夏季，自由作家与书评人云也退以志愿者身份住进以色列特色的集体农场内奥·茨马达，在高度发达的以色列，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自然和土地亲密接触的农民生活。在非虚构作品《自由与爱之地：入以色列记》中，云也退以“反游记”的独特形式，在深度记录31天旅程、描摹以色列社会的同时，探寻自己、身边人及犹太民族的内心世界。

8月的戈兰高地。本文图片均由云也退提供

“我在哪儿可以看到Rotem（一种沙漠里的花——编者注）呢？”在车上，我问拉尼。

我继续被安排到枣椰园干活。今天开车的人是拉尼，另一个黑皮肤、秃顶的中年农民，脑袋很大，他的英语比较拗口，但说得也慢。昨天晚上，我忽然想起了塔尔家的男孩，这个名字太好听了，用小舌发音的“ro”听起来像是往腋窝里呵气，亲切极了。

“可以啊，我们一会儿就能看到。”拉尼说。“听起来你正在熟悉我们的沙漠。”

“内盖夫。”我尽量学着当地人的口音发这个地名，又补充了一句让自己显得很有学问的话，“本-古里安不肯放弃这里。”

“我们所在这块地方叫阿拉瓦。你知道果尔达·梅厄对尼克松说过一句话吗？她说：我们以色列人最恨摩西了，他带着犹太人走了四十年，就为了在中东找到这么块没有石油的地方。”拉尼得意地笑了，因为大家都很开心。

“呵呵呵，尼克松说什么？”

“尼克松？他说，请立即把摩西革职，我给你派个能源部长过来。哈哈哈，开个玩笑，尼克松没什么幽默感。”

我开始熟悉这段路上的景色了：在驶离农庄大约五分钟的时候，我们会经过一个岔路口，有一条道路向左拐上山去，路口立着块棕色的牌子，指示说那边有个“瞭望点”，意思就是一个有栏杆的高处。我们不可以带着在中国形成的观念去游玩以色列，中国的风景名胜里有的是“神龟望月”、“玉兔报春”、“大鹏展翅”、“仙翁自慰”……上帝没有留给以色列人搞这类幺蛾子的地貌，通常情况下，爬上近一个小时的山，你可以期待的比较理想的结果是看到一座教堂，或一间修院，或几个藏了些石棺和壁画的山洞，再或者，走进一个大约比震灾现场好看一点儿的遗址。

正因如此，聪明的以色列人会在沿途设几个“瞭望点”拖一拖游客的脚步。在这些瞭望点，你通常会看到几块风尘仆仆的示意牌，告诉你远处那几个乳突一样的山峰各叫什么名字。不过，有时你可以遇到一些在中国看不到的职业和社会团体，例如圣经讲解员，犹太教科普宣讲团，历史发烧友志愿服务队，亚伯拉罕圣经扫盲联盟，等等。在戈兰高地的瞭望点，一个戴着墨镜、留着长卷发的哥们举着张高像素中东地图，对着一波又一波的观众滔滔不觉地说着话，我来到那里，他正说到激动之处，几乎要中暑了：“1946年，1947年，1948年，史上最繁忙的年代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哎呀，这些国家一个接一个地出来了！”

沙漠里的瞭望点，那上面该有怎样壮丽的景色呢？去不了的地方总是让人垂涎，何况我是个那么爱山的人。想起到约旦去的那天，我跟一个阿根廷人拼了辆出租车，看着两边荒凉而怪诞的远山。我说：“你看，这里的山要比以色列的好看吧！”阿根廷哥们立刻像触了电一样反弹起来：“什么？我见过最美的山在桂林！Unbelievably amazing！”

拉尼忽然把车停了下来，指着外边：“看！那就是rotem！”

眼前出现了一丛灰色的荆棘，一蓬蓬、一团团的尖刺，像是许多无柄的笤帚扎在一起。

“还没开花呢！现在不是季节。它会开很小的花，到了季节就是一团团白色的了。”

我猜想，以色列人用沙漠里的朴素小花给自己取名，大约就是取其生命力顽强之义。这地界还有一种名唤“萨布厄斯”（sabres）的水果，是长在扁仙人掌头顶的一个金黄的小疙瘩。熟透之后极软，掰开可以吃到红木瓜色的甜果瓤，但你要为吃它付出代价：你的唇、舌和手指都会扎到许多无法拔除细小的刺，刺痛感会延续好几天。这种水果也被以色列人视为本民族理想中的青年形象：外刚内柔，皮糙心细。

我们下车看花——其实就看一堆树枝，一辆辆车从身边驶过：这倒霉人家又缺柴了——司机大概都这么想。我可以看清花在哪个位置谢去，将来又会从什么地方生出来。拉尼“嚓”的折了一根枝下来，“看看这植物，它长出来，开了花，然后怀孕，结了果，果实掉了，然后就没有别的需求了。”他说，“我们也一样。”

我们也一样。

***

枣园里的一切工作照旧。早餐之后，拉尼、阿维克多他们都坐在我的周围。我们的屁股底下照例是鼓鼓囊囊的麻袋，我坐着一个麻袋，脊背后边又垫了一个更高的麻袋，满意地发现苍蝇暂时消失了。

我们开始聊天。我不想把这些庄稼地里的工友说成是一些纯洁无邪的人，我相信他们身上的利比多和我自己的区别不大。昨天晚上，我读了一篇长长的英文访谈，访问的是一位曾在拉宾、佩雷斯、沙米尔三任政府里任过顾问的以色列老学者，从第一句话开始，她就在批评国人的麻木不仁：“寻乐不是人性之一，哲学家列举的人权，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不是快乐权。美国《独立宣言》也只是说‘追寻幸福的权利’，新科学和基因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她狂暴地斥责说，以色列人追逐的就是狭隘的快乐，就是把奶酪吃到嘴里、把财产都分到每个人腰包里、把钱都花在看得见的享受上，“弗洛伊德说过，快乐是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可能达成的只是将不可忍受的不快乐变成可以忍受的。如果大多数时候不快乐都可以忍受，这就是我的快乐了！”

这些话让我大受触动：原来以色列人也有死于安乐的忧虑。那么，眼前的这些人，他们怎么处理自己的寻乐冲动呢？

我开口问：在闲暇的时候，内奥·茨马达人都做些什么？

拉尼和阿维克多互相看了一眼，他们都长着一副深深的社会性目光。拉尼缓缓地说：“我们没有多少闲暇。”

阿维克多吸了一口茶：“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会要开。”

然后是一阵沉默。我觉得，“闲暇”从他们嘴里说出来都有些夹生，像是好久闲置不用，刚刚掸了一遍灰似的。

在车里，我听他俩大声地聊着，一打听，聊的是枣子的事。椰枣是农庄的第一经济来源，这片椰枣园之于内奥·茨马达的价值不亚于美国之于以色列。“这两年枣子的价格上涨了，去年还是每公斤17谢克，今年涨到了21谢克。过一个多月，这些枣树可以收下一百来吨的果实。”拉尼说。

“开会，讨论怎样组织农业生产？”

“讨论一切。我们这里有孩子，有志愿者，我们要生产，要把东西卖到市场上……不只是物质上的问题，需要讨论的事情太多了，我们一直很忙。”阿维克多说，“那天你也在场，我们一起造一个新的旅馆，在这之中有孩子的参与。这间旅馆是给那些对我们的生活有兴趣的人用的。”

“我们试图问自己问题，关于生活的问题。”拉尼插进话来，“比如说，我们讨论闲暇和工作的关系。啊哈，对了，我们的闲暇就是用来讨论闲暇和工作的区分的。比如说，我们不是吃半个小时的饭，吃完就回去干活，我们从不为了要干活就匆匆忙忙吃完。这是不对的。我们设法把闲暇的品质融到工作里面。”

“在工作之中你是要注意一些事情的。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你的注意力还要对工友开放，绝不是说你别的什么都不管不顾就是工作了。你不说一句话，你不看一眼那么美丽的山，”他指了指那些黄不拉叽的沙丘，“这就叫工作了吗？”

阿维克多试图继续提升高度：“存在一个学习的过程。正常情况下，你的脑子在不同的时间思考的是不同的事情。在劳动时你想的是产品，是成果，而在闲暇时你想的是快乐。但你要思考怎么组合它们，既要快乐，又要有生产效率。我也没有答案，或许你一生都在学习这个。”

他那么轻易地就引入了“一生”这个十分敏感的范畴。

“一生？”

阿维克多好像也被自己无意中的用词惊了一下，他把手握成杯状，抚着下巴思考着：“嗯，这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我仔细看阿维克多的眼睛。他那么认真，眼里有一种出沙漠而不揉沙子的表情。

“即便你也不知道能否得到答案。”

“完全正确，甚至我都不想结果，我想的是过程。”

“这样……”

“‘你是个中国人，你理解不了我们的思想’”，拉尼忽然开口，然后挥了下手打断了预期之中的反驳，“哦不，不是的，我没这么认为。我认定的是，我要检视我自己的思想，过去的惯性思想：‘嗨，这家伙是个城里人，跟我不一样’（他把‘city man’读成‘CT man’），‘这是个阿拉伯人，他是我的敌人呢’，‘哎呀，这是位专家，他无所不知，我得去听他的……’不！我要质疑这些思想。我们脑子里有太多这样的偏见，并且，我们期待在别人那里找到同样的偏见来支持自己。”

“这很有趣。”阿维克多满意地总结。“思考，学习。”

***

吃完午饭，夏哈告诉我说下午四点来钟在食堂集合。“每个星期五，我们有个固定的集合时间。”他说。

集合为了什么呢？开总结表彰会？迎新？打篮球？抽奖？还是举行大合唱彩排？

我同克里丝蒂娜和阿诺奇卡的感情已经非常深厚了。克里丝蒂娜健谈开朗，交谈不过十分钟，她已经把自己名下的存款数额、缺少男友、经常买彩票、复活节会得到什么样的彩蛋等等情况都告诉了我，再多谈两句，她的开户银行密码也会落到我手里的。阿诺奇卡则完全是个傻傻的大妞，而且明显是第一次出远门，不管我说点什么，都会用“哇”“欧”“噢”“哦”来响应。

但这只是志愿者团体中的内部交流，村里的人并没有主动来促进他们和我们之间关系的增长。来到农庄这几天，除了在工地鼓捣泥那天做了下简短的自我介绍外，我连个迎新会都没轮上。我原先期待着内奥·茨马达是个人们的感情很亲密的地方，人们但见一个生人都要轮流拥抱，互致问候：“你从哪儿来？”“中国，你呢？”“外国，你很漂亮。”“你也很漂亮，见到你太好了。”“我很荣幸。”“我也很荣幸。”而事实是，只有夏哈、霍尼等三四人主动跟我说了话。

然而，农庄自有办法照顾我那酥脆的小心肝。昨天中午我吃完饭独自回宿舍，有一个戴着大草帽、留一圈罗伯特·巴乔那样的胡子的村民，踩着单车从另一个方向迎面而来：“哈罗，里奥！”

我不认识他。劳动者都这么自来熟吗？

“嗨！”我回应道。

他不是来握手的。“里奥，你知道你下午去哪儿工作吗？”

“不知道啊。”

“四点钟你要去厨房，跟哈慕塔一道，别忘了嘿。”

那人挤挤眼，蹬起车转身就走了。

这可真稀奇。他或许知道我叫什么，但他怎么就记住了我的岗位？他莫不是我生命里的贵人？我打过很多RPG游戏，深知路人的多嘴多舌关系到能否通关：“昨天我在市政厅门口的大槐树下看到一个闪闪发亮的东西。”“你怎么还在这里？全城的人都去刑场看杀头了！”“你好，有人托我带给你一封信。”“啊哈，主角，有两个天杀的正在客栈里等你呐！”……嗯对了，要不是他，下午四点我一定就跑去看割包皮了。

***

来到食堂，已经满满当当都是人了，一个个都作跃跃欲试状，犹如童子军过夏令营。负责安排工作的经理达莉亚坐在吃饭时放茶水果汁的桌子后边，嘴里说着什么，她有一张温彻斯特公学女督学的脸蛋，眼下正容光焕发。我看到好几个人都坐在地上，这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地板可以坐得下去的公共食堂。

我落座，发现旁边就是霍尼。后边有个人举手示意，达莉亚点着头。我问霍尼：“这是干啥呢？”

“我们每周五都有个活动，一小时的志愿劳动时间，达莉亚逐个念需要劳动的岗位，下面的人就可以举手报名。”

哦……看来这儿的人还真离不开劳动。

霍尼说：“听着，艺术中心那里需要扫地的，你去吗？”

艺术中心，是农庄的标志性建筑，它中央有一根圆柱高高地耸立着，每天夜里都亮着一盏灯，我觉得那个建筑太大了，而且很难看，使用的颜色也不太文明。

有人举手说了句什么，众人发出一阵轻笑。对面的达尼埃尔伸手拿起桌上的果酱，挖了两勺放进茶水里使劲搅拌起来，茶水立刻变得像血浆一样。

“这回是什穆埃勒的酒厂需要一个帮手，浇浇花园、拖拖地板什么的。”

农庄里是有个酒厂，但我还没去过，略一迟疑，有人立刻举手报名了。

接下去又叫了几轮，有时人们轻轻地拍拍桌子，有时会有好几个人同时应声。坐在我侧前方的一个小老太太站起来走了出去，我发现她坐着比站着还高。人们也会小小地争论两句，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但肯定不是在讨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问题或伊朗核武器问题。

“拉尼需要人帮他摘梨，你去吗？”

我去！

我一点头，霍尼就替我报了名。达莉亚满意地在纸上写了几笔。

***

从上空俯瞰，梨树园应该面积不大。可是，一旦在树行之间来回走，你便能领会到农业劳动特有的那种无限感，每一棵树都在炫耀它的成果，但每一棵树又都企图瞒过你的眼睛。沙漠梨树个子不高，叶片是椭圆形，弯弯的，像小牛皮坤包顶上琐碎的皮穗子，摘一颗果子能整得满树噼啪乱响，基本上一棵树如果发育正常，果实全部摘完的时候就成了一个披头散发表情沮丧的夜店女招待。

沙漠里的梨子长不了太大，通常一个拳头那样就算大的了，皮上会有一小部分绯红。我不太喜欢吃梨，梨的口感之于苹果，就如同平面几何之于立体几何。我想说的是，这里的梨不太一样，它们带上了一点苹果的性格，肉更紧实，像一个个小手雷。拉尼上手就摘了一个梨吃：“吃一个吧，真不错，”说着他又把手伸向了下一只。

我们开始干活，很快我这里就传出了梨子丢进布篮的闷响，嗵，嗵，嗵。

“嘿，轻点，gentle一点。”拉尼不高兴地说，“这是摘梨，不是因提法达。”

“因提法达”是巴勒斯坦人发起的反以色列暴力运动的通称，1987年第一次，新世纪伊始第二次，阿拉伯青年捡起一切可投掷的东西，石块，啤酒瓶，易拉罐，干电池，桌子腿，扔向以色列的武装部队。“因提法达”本意是“起义”，但在以色列人的词典里意味着“骚乱”，以色列人觉得这个词特别好用，每个母亲都曾悲愤地向孩子们咆哮：“你们干什么？因提法达吗？”

拉尼今天带来了他的儿子，一个比罗坦姆大好多的男孩，名叫阿迪，走路的样子就像铲斗车后边一颠一颠的铲斗，他的英语也比老爹顺溜多了。阿迪认为自己能给老爹长脸，他跑前跑后，把掉在地上的健全的梨收捡得一干二净。篮子很快就满了，阿迪见我费力地倾翻布篮，将梨子轰的一下倒进地上的水果筐里，立刻得意地笑了，就好像我是个印第安土著，正在拿水烟杆子挖蚯蚓。

“You want to see something？”他老气横秋地说。

“嗯？”

阿迪把他自己的篮子捧进筐里，揭开底板上的搭扣，提起篮子，哗啦……

跟拉尼边干活边聊着天。他不是农庄的第一批创业者——那是1989年7月的事，创业者们想在一起搞一个村子，但是，他们并不是桃源梦的追慕者，甚至劳动都算不上目的。他们心心念念的都是“学习”。

“我们比别人幸运。”拉尼说。他指的是另一批定居者，他们来得更早，属于一个基布兹改革运动“雅海勒”（Yahel）的成员，他们在这里建了一个名叫“希扎丰”（Shizafon）的基布兹。八十年代后期，基布兹的寒冬降临，无力坚持的希扎丰被迫解散，人们带走了所有能带的东西，不肯分流到附近其他基布兹去的人，拿了一笔钱另谋出路去了；只剩下几间旧房子还立在那里，其中一间目前就合住着一个每天晚上偷点苹果大枣吃的中国人，和一个忧郁的、没事就拨两下吉他的美国人。

“一个基布兹倒掉，别的基布兹还会嘲笑它，说它经营无方，用很多的劳动力做一些不挣钱的事情。”拉尼说。那些分到别的基布兹里去的人，都得带着低人一等的感觉过一阵子。而那时来到阿拉瓦的志愿者则被哄抢，每家基布兹都会开门招徕你：“这里是磨练人生的舞台，洗礼心灵的圣域。您快请进，打算干多久？先来个六年怎样？”

我问拉尼：“有没有基布兹彻底破产的？”

基布兹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产物，它的前身是19世纪八十年代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农业定居团体，他们住到佩塔提克瓦、里雄莱锡安这些地方，他们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发起的第一轮“阿利亚”的成果。“阿利亚”意为“向上走”，指的是流散犹太人往《圣经》故土的大移民，按官方的历史叙事，参与“阿利亚”的人都是理想主义者，因为犹太人善于理财经商，在欧洲都能混得不错，他们抛家别业到贫瘠的巴勒斯坦来开荒，这是图的啥呢？每个出生在以色列的犹太孩子都要在历史课堂上学习祖辈的这种精神。

“阿利亚”前后共有三次，移民人数一次比一次多，不论哪一次，从俄罗斯、立陶宛、波兰等东欧过来的犹太人都占据多数，他们与来自法国、德国等第一世界的犹太移民（通称“阿什肯纳兹”）并不容易融到一起去，与西班牙、葡萄牙犹太人（通称“赛法迪”）和亚洲、非洲过来的犹太人也不是一路。为了增进融洽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者想出个好主意，他们让移民们组建各种团体——工人小组、劳工奋进社、农业先锋团、低地奶牛养殖技术创研协会……来联络感情，赶走出身带来的偏见。

梅厄·沙莱夫经常讲他们家的一件往事，来说明意识形态如何改变人的行为。他的爷爷（沙莱夫一）和奶奶都是从俄国移民巴勒斯坦的“阿利亚”成员，而爷爷的兄弟（沙莱夫二）当年选择移民去了美国。那会儿还没有以色列，巴勒斯坦被英国托管，犹太定居者抽干沼泽，翻耕土壤，开垦荒漠，一度还同阿拉伯土著及贝都因人一样，给牛马套上犁铧犁地。沙莱夫二听闻后，给哥哥写去一封信，邀他同来投奔美国，被回信拒绝。后来，沙莱夫二的太太又买了台真空吸尘器寄了过去，附信说，给嫂子做家务活用用。

沙莱夫一勃然大怒，他将东西原样退回，附信说：我们不要资产阶级肮脏的东西。

梅厄·沙莱夫是位让人激动的以色列作家。他在2006年由Ynet举办的民意调查“200名最伟大的以色列人”中排名第44位，单看榜单里的作家，他仅次于拿过诺贝尔文学奖的阿格农和还没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阿摩司·奥兹。沙莱夫在他的第一本小说《蓝山》里揶揄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制造的神话，拓荒者利伯森老人在行将就木前发表了一通演讲：

“犹太复国运动喜欢把我们想象成一个快乐的大家庭，”他说，“拓荒者的部落。我们一起来，一起赎回土地，一起耕种，还会一起死，一起被葬成上镜的漂亮的一排。每一张老照片上，总有一排坐着一排站着，后面的板条箱上再加上看着其他人肩膀的两个，前面还有两个躺着，两肘撑着地，一脸动人的模样。四排里有三排最后离开了这个国家。每张照片里都有这么三排人，他们中既有英雄，也有狗熊。”

集体劳动的日子到底怎样，说法不一。在以色列北部加利利地区，有一个1910年建成的基布兹，叫做梅尔哈维亚，这个村子最有名的人叫果尔达·梅厄，1920年代她曾在那里劳动，后来，她变成了一位浓眉大眼的老太太，再后来当上了以色列第四任总理。农庄的一个七十岁的老汉，名叫拉菲，给我看他收集的老照片：劳动人民坐在拖拉机上，站在面包炉前，在田野里挥动锄头，在厨房里推着小车，青年排着队一个个往沙坑里跳，妇女抱着孩子站在产房里合影。一个大家庭——我在心里说——他们从不吵架，至少在拍照的时候不吵架。老汉把这些相片视若珍宝：“这个人是书记，”他指着一个穿蓝衬衫的人，“你看不出来，他跟所有人一样劳动。啊，从这一幅开始都是六十年代的照片了，我记得最牢的一件事，是我们的剧作家谢卜泰写的戏那年在村里上演了，我们村自己的剧团排的，在我们自己的剧院里演，全国基布兹的人都来了，政府的人都来了。我们太骄傲了，”拉菲闭起眼睛感慨着，“我们穷成这样，但是能演出这么了不起的戏剧！”

对往事的回忆总是蜜一样地压在这些年过古稀的老家伙们的身上。他们留恋那些日子，种植桉树，采集白垩石，观看火鸡交配，收割苜蓿作饲料，挨着个地捏奶牛的乳头。贫穷被骄傲吸收了。几年以后，以色列人打赢了“六日战争”，他们说这是基布兹精神的胜利，因为正规军里有太多军人都在基布兹生活过，有的一直都是基布兹的社员，天然地具有协作精神、默契和献身意志。这让林登·约翰逊都十分嫉妒：海军陆战队对付埃及和叙利亚绰绰有余，要是越南能换作以色列国防军去打就好了。

但是战争过后，经济上左支右绌的基布兹仍旧要靠政府扶助才能过下去。1977年右翼政党利库德上台，结束了工党的统治，下决心甩掉这个大包袱。公社化的基布兹大面积地陷入困顿，不得不关停并转。内奥·茨马达也要走基布兹的道路吗？

“基布兹就是乌托邦嘛，”拉尼说，“基布兹的命脉是农业，农业本质上是落后的经济形态。我们不是这样，你看到了，我们在乎是学习，农业不是我们的目的；建成一个无差别、公有、平等的社会，也不是我们的目的。”

“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尽量多说“我们”。

“我们没有目的。”

“我不大明白，”我认为拉尼在回避关键性的问题。“人都有欲望，我们也不可能在这里永远居留下去而保持所有生活一成不变，如果有了钱，人就不见得能满足于过僧侣修行一样的生活，可是内奥·茨马达连一张台球桌都没有。如果没有钱，我们也会动摇，共同体就会有危机。”

“你想远了。”拉尼笑道。

他沉寂了片刻：“万一哪天我们觉得农庄不是我们想要的样子了，我们就把它卖掉。”

（摘选自《自由与爱之地：入以色列记》，云也退著，理想国｜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