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区分了知道的三种形态，而直觉构成了知道的根本特点

中国思想不仅揭示了知道作为观照这一本性，而且还区分了知道的几种形态。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直觉；二、理智。它包括了分析、综合和计算等；三、直觉和理智的结合。

第一、直觉。它又名直观。一般认为，直接的感觉只能看到事物的现象，而看不到事物的本质。只有与感觉不同的理智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直观是直接觉察或者观照，不是间接推理。但直觉并非只是把握事物的现象，而是看到事物的本性。这就是直觉神秘的地方。它兼具感觉和理智的特性。

在中国思想中，直觉分为两种，一个是体道，另一个是尽心。体道是体察天地之道，尽心是发明人之本心。比较而言，前者是外向性的，后者是内向性的。体道的方法主要是老庄思想。老子主张人常无来观道的奥妙，常有来观道的边界。这是心灵和道自身的直接相遇。

一方面是心灵对于道的直观，另一方面是道对于心灵的直接显现。庄子所描述的体道之人忘掉了自己和世界存在，同时抛弃了任何关于道的思考和言说。正是在这种神秘的经验中，人把握了道，道走向了人。尽心的方法主要被儒学所采用。孟子的尽心说认为，人尽心便能知性，继而也能知天。这要求心对于心的直觉。

在这样的直觉中，人性和物性、天命都会为人所知，也就是敞开了自身。陆王心学把内心的直觉发展到极端。陆象山认为天下之理皆存我心，故认识的根本就是反而思之。与此相似，王阳明强调求理于吾心。但此心非他，而是人的良知。于是致知就是致良知。

第二、理智。这种方法包括了分析、综合、计算等。先秦的名家非常注重对于事物的观察和对于道理的辨析。虽然他们的思想具有诡辩的成分，但对于理智的方法在思想中的运用起了推动作用。这种方法在程朱理学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程伊川主张格物穷理，从对于个别事物的认识上升到总体事物的认识。他所说的讲明义理，别其是非，就是一种分析的方法。

朱熹认为认识就是格物穷理。他非常重视认识的工夫次第，要求把日常的格物与最终的穷理贯通结合起来。这就需要，一方面把握个别事物的特性，另一方面觉悟总体事物的原理。但程朱理学的方法论中的理智成分并不彻底，还夹杂着直觉的成分。只是到了王夫之那里，理智的方法才得到了系统的阐明。

他认为格物和致知不是同一的，而是分开的。前者是外向性的，后者是内向性的。前者主观察，后者主辨析。如果说格物的验事以得理是归纳法的话，那么致知的用思以穷理是演绎法。但王夫之重视上述两种方法的同时运用，反对任何一种极端的片面的用法。

第三、直觉和理智的结合。它主要是体物和穷理。《周易》的思想是直觉和理智两种方法结合的典范。《周易》不仅在其个别上，而且在其整体上注意了直觉和理智的结合，也就是象与数的统一。一方面，它观察了天地万物之象，发现了阴阳变化之道。另一方面，它对于八卦进行组合、排列和计算，说明了自然的发展和人类的历史。

虽然中国思想区分了直觉、理智以及两者的结合等三种形态，但中国思想自身却是以直觉为主。可以说，直觉构成了中国思想知道的根本特点。但中国思想的直觉方法论也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一是老庄的体道，另一是孟子的尽心和陆王的致知。

因为直觉活动是心灵和事物本性的直接相遇，所以它排除了理性或者理智。直觉的心灵是非逻辑和非推理的。但这并非意味着它是反逻辑和反推理的。不如说，它比一切的逻辑和推理更加本原。这在于它并非间接地而是直接地与事物共在，并揭示了事物自身的真理。因此，直观的思维对于事物本身的说明就不是论证，而是描述。这就导致中国思想一般都具有形象思维和诗性思维的特点。

虽然直觉是中国思想的基本本性，但人们也没有绝对放弃理智，更没有反对在直觉基础上的理智活动。中国思想当然有演绎和归纳推理，但其独特之处既非演绎推理，也非一般的归纳推理，而是采用了归纳推理中的一个特别的类型：类比。它首先设定了一个事物和另外一个事物在本性上的类似性，然后从一个事物的本性推论出另一个事物的本性出来。

在中国的思想中，一切事物无非是天地人。因此，事物的类比往往就是天地与人类的类比，古人和今人的类比。就天人关系而言，人们首先直观了天的本性，然后推导出人的本性；就古今关系而言，人们首先把握了古人的本性，然后推导出今人的本性。

在天人关系中，天是规定性的。这种天人类比的思想方法可称为一种自然性的思维。在古今关系中，古是规定性的。这种古今类比的思想方法可称为一种历史性的思维。就整个中国思想而言，自然性思维和历史性思维是人们惯用的两种思维模式。

本文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著有系列学术专著“国学五书”(《论国学》、《论老子》、《论孔子》、《论慧能》、《论儒道禅》，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发行）。本文图片来源网络，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