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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选自：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科，目录：491，案卷：1448，第162～167张及其背面。系抄件。

（译自《РоссияиТибет》, №2 [《俄国与西藏》，第2号文件]）

1895年英、俄瓜分中国帕米尔之后，英国一些人士鼓吹吞并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面对这种形势，采纳了德尔智的投俄拒英路线，派他频频前往沙俄求援，沙俄欲借此机会同西藏当局建立“正常关系”，向西藏伸张势力。

第一部分，德尔智简介

德尔智系俄籍外贝加尔布里亚特人，18岁那年，冒充喀尔喀人，赴拉萨哲蚌寺学经，35岁那年，获得拉让巴学位，被派往少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身边，充任侍读，与其朝夕相处，受到特别赏识，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后，逐渐成为达赖喇嘛的心腹和所倚重的政治智囊。

格西，藏语意为善知识，共分多让巴格西、林斯格西、措让巴格西和拉让巴格西四个等级，其中格西拉让巴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僧人修学显宗的最高学位。

13th Dalai Lama

德尔智遇到机会便向达赖和西藏摄政及高官灌输亲俄，与俄国交好西藏才有前途的思想。达赖面临英印“吞并”的威胁，采纳了德尔智“联俄拒英”的策略，多次派他前往俄国乞求庇护，曾受到尼古拉二世，外交、财政、陆军大臣的接见。俄国企图借机与我国西藏地方建立“正常”“亲密”关系，向西藏派驻领事，以便向西藏伸张势力。德尔智一直为此出谋划策，曾建议沙皇政府在文化和经济方面和平征服蒙古、西藏，在各地雇用精明强干、绝对忠于俄国的代理人为其效劳。

第二部分，德尔智自传

1901年6月25日（6月12日）

上勒拿河民族区 Верхоленский округ

我的祖先乌欣—阿哈尔达耶夫（Ухин-Ахалдаев）氏，俄国白沙皇的臣民，出身于伊尔库茨克省（Иркут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上勒拿河民族区（Верхоленский округ）布里亚特人家庭，因想信教和受教育，于17世纪70年代迁居贝加尔湖（Байкал оз）, 1810年被编入外贝加尔省（Забайкальская область）霍林布里亚特人加尔佐特氏族。

外贝加尔省（Забайкальская область），图中红色部分

他的五世孙德尔智生一子，起名阿旺。18岁那年，阿旺为完成佛学教育，前往西藏深造。此前一百多年，布里亚特人从未去过西藏，因在此期间西藏曾颁布严格条令，禁止欧洲人进入西藏境内，我必须隐瞒自己的出身，用蒙古人的名字冒充喀尔喀人，同他们一道来到约有1万名喇嘛的哲蚌寺。

35岁那年，我顺利通过拉萨（Лхаса）三大寺院2万名喇嘛参加的考试，获得拉让巴学位。

当时要求三大寺院指派有学识的7名拉让巴陪伴达赖喇嘛（当时年少，才12岁）学习参宁【佛学哲学】和文献经典。我是【哲蚌寺】郭莽扎仓指派的上述7名拉让巴之一，由于受到达赖喇嘛超乎其他侍读的特别赏识，便直言不讳地向他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出身，随后在同他私下交谈中，讲述了我的亲戚都是俄国沙皇的臣民，他们自由地信仰佛教，不受任何压制，并在各方面受到政府保护。后来我结识了西藏摄政和高官们，也并未放弃我在他们中间传播我的祖国有多么美好，千方百计使他们对俄国之一切产生好感的初衷。但不久在西藏人中有的对我很不友好。他们施展阴谋说，俄国臣民不应占有如此重要的职位，再三强烈要求西藏摄政和噶伦们撤我的职，打发我回国。终于下了驱逐令，但由于达赖喇嘛和他的经师央宗拉然巴仁波切（ЕнзонЖамба-Ринбучи）活佛的努力，才把我留了下来。

1888年，法国奥尔良斯基公爵来到西藏（距拉萨不到200俄里的地方），欲同西藏建立关系，并口头转告西藏政府：“我们法国人能够使西藏摆脱英国人的图谋。法俄两国已结成同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奥尔良斯基公爵这一席话好像证实了我所说的俄国的强大，自这时起西藏摄政和官员们总是饶有兴趣地向我探询俄国和欧洲的情况。公爵向达赖喇嘛和摄政赠送了金表，向噶伦们赠送了银表，此外还赠送每人一支枪和一千多发子弹，并答应日后将供给武器、物品和金银，总之，通过云南（Юньнань）可以搞清楚所需要的一切。

自那时起，好像中国官员受了英国人的贿赂，使西藏失去了土地，西藏上层就必须求助外国庇护一事开始举行秘密会议。我应邀出席了这样一次会议，当时我只好发表意见说，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首选俄国，信仰佛教的布里亚特人和卡尔梅克人现在均在俄国庇护之下。他们在起初的交涉和交往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故此西藏开始关注俄国。大约在此期间皇帝陛下作为皇太子曾到东方长途旅行，其间顺访了布里亚特人的故乡。关于布里亚特百姓如何满怀景仰之情迎接自己所崇拜的亲王殿下及其走后赏赐了什么的消息，立刻传到了遥远的西藏内地。从达赖喇嘛和高官们到普通百姓每个人的心目中，俄国的威信明显提高了，他们自然会产生一个想法，沙皇菩萨可能赐予西藏巨大的恩惠。

然而，老百姓却相信中国不可战胜，且占有优势，世俗当局也持这种观念，甚至甚于百姓。他们之所以下不了决心同清王朝断绝关系，原因有二：一方面，两百多年来，国家每年赏赐达赖喇嘛廪饩银1.5万两，赏赐三大寺院熬茶银3万两；另一方面，西藏人也不会忘记，他们同巴尔赫（Балх）、廓尔喀（Горх）、森巴（Сэнба）部族打仗时，清王朝在金钱和军队方面曾给予援助。我坚信，因官员们因循守旧、治理无方、卖身投靠，中国正走向衰亡，且证据俱在：把土地和臣民让给了外国人，对这些证据依然会做各种解释。此时巴德马耶夫医生派来的布里亚特人奥其尔·日格梅托夫（Очир Жигмытов）已抵达拉萨。倘若奥其尔到来之目的被发觉，则有可能把布里亚特人与欧洲人同等看待。在此种情况下，布里亚特人很可能被拒之西藏大门之外，故我认为，最好让他扮成普通朝圣者，在完成朝圣之后随同蒙古人一道返回。

然而对清王朝局势的观察，促使我于1898年亲自去了解中、俄、法三国现实制度，尽管我不懂这些国家的语言，还是途经印度和中国，首先去了我的故乡外贝加尔（Забайкалье），在那里我有幸进行了调查并得到皇上赏赐的礼物（一块贵重的金表）。从乌赫托姆斯基亲王处得知皇上要接见我，于是我前往圣彼得堡（С-Петербург），于1898年12月，有幸在那里觐见了陛下。

当时，乌赫托姆斯基亲王所期望之目的是：立即把俄国使者派往西藏。我解释说，鉴于西藏特殊的情况，如此前往将徒劳无益，且有危险，我的全部解释被置若罔闻。不过，我还是解释说，只能巧妙、慎重行事，在前往两次之后，再前往第三次，也许有可能使西藏倾心于俄国。

想到让俄国皇帝之荣耀普照大地，远及天边，让忠于皇上之布里亚特人和卡尔梅克人永享幸福安康，让不久前转变方向的西藏找到未来幸福真正源泉，我精神振奋起来，我并未放弃自己的初衷，派斋桑的卡尔梅克人乌巴什·诺尔祖诺夫（Убаши Норзунов）把信函和礼物送交达赖喇嘛，信中详细地描述了皇上和俄国人民之伟大、清王朝之危机，并补充说，同俄国接近，西藏可望有远大的前程，而西藏本身已走向西欧。1899年，我在圣彼得堡收到诺尔祖诺夫带来的达赖喇嘛的复信，达赖喇嘛在复信中感谢我给他的信函和礼物，他还说，人们的意见分为三派，要我尽快前往面商。故我急忙离开彼得堡去见乌赫托姆斯基，向他介绍【西藏】事态，以便报告皇上。我取道北京、加尔各答（Калькутта）和大吉岭（Дарджилинг）【来到西藏】。达赖喇嘛盛情地接见了我，且比以前更加信任和宠用我，提升我为三品衔僧官大堪布，并在一切政教事务方面拥有发言权。从交谈中得知，当最高教主把我的信函出示给噶伦们时，一部分噶伦认为，法国先于所有别国表示愿意建立关系，故不便把法国撇在一边，而在其他地方寻找盟国；另一部分噶伦认为，在政治上似可同英国人交好，因与邻为敌，往往会引起麻烦；再一部分掌权的噶伦认为，最好转向俄国，那里可自由地弘扬佛教。诺尔祖诺夫带给我的达赖喇嘛信中所说三派意见，就是如此。

他们以死刑相威胁，约定自上而下所有的人都要维持西藏昔日与外界隔绝之状态，每过一个时期，又要人们保证维持上述状态；他们决定再次派我携带信函和礼物去见俄国皇帝，让俄国人了解西藏这种特殊情况，并请皇帝陛下恩准。尽管在促使西藏同俄国接近问题上，一个布里亚特人在起作用的传闻已传开了，但我只得选择一条有危险的、途经加尔各答的路，在大吉岭找到了【我】派出的，受到英国（Англия）当局监视的卡尔梅克人诺尔祖诺夫。当我快到天津时，得知中国局势复杂，不得不改变方向前往日本，再从日本取道西伯利亚，于1900年9月，有幸在雅尔塔（Ялта）觐见陛下，献上达赖喇嘛的信函和礼物，并报告西藏事态。

Aleksey Kuropatkin，库罗帕特金，后在奉天会战、辽阳会战中任俄陆军统帅

我有幸同拉姆兹多夫（Ламздорф В. Н.）伯爵、御前大臣维特（Витте）、库罗帕特金（Куропаткин А. Н.）将军诸位大臣先生就西藏事态进行交谈，他们的意见是，唯有在西藏设立领事馆之条件下，才能允诺保护西藏。当我解释说，一旦西藏让俄国人进入自己境内，西藏将无法阻止其他欧洲人蜂拥而入，到那时欧洲人可能得势而使俄国人受到损害，我的意见基本上得到赞同。领事馆可设在离西藏较近的突厥斯坦（Туркестан），但因那里人烟稀少，又无良好的道路，这一选择并不令人满意，故共同选定了我提议的位于西藏与中国【四川】之间，又恰在北京驿道上的打箭炉（Дацзянлу）。

打箭炉＝康定

我得到必须执行的指示和训令后，应当赶紧返回西藏。但这一次，因害怕英国人，虽是深秋，商道通常不通行，我也要冒一切艰难险阻，日夜兼程，走了三个月旱路，顺利抵达拉萨。达赖喇嘛及噶伦们无比高兴地迎接了我，对我此行的结果甚感满意，从我这里详细了解到俄国的善意；昔日选择保护国的困惑业已消除，更加坚定这样一种看法，即西藏终于找到了比清王朝更持久、更可靠的保护国。这样一来，便为西藏找到与之交往的国家奠定了基础。但很不幸，因清王朝最近发生的事件，在西藏内部，特别在老百姓中间，流传着纷争是由欧洲人和欧洲传教士引起的种种荒诞的传闻。故在人心平复之前，尚未下定决心公开接待俄国人，尽管有这种愿望，认为有必要再次派我携委托信，前去报告此间情势，并在更可靠之基础上缔结条约。

当时得知，英国报界从俄国方面探悉1900年【俄皇】在雅尔塔接见我之后，载文说，俄国通过布里亚特人得到西藏之前，英国人已通过尼泊尔人得到西藏。英国人曾通过尼泊（Непал）、锡金（Сикким）国王和拉达克（Ладак）地方长官向达赖喇嘛送去三封信函，呼吁签订对两个邻国似乎均有益处的同盟条约，并允诺给予所需之一切。尼泊尔国王赠送达赖喇嘛价值1.5万卢比的马匹、富丽堂皇的轻便马车，并答应于1901年8月运去金银装饰的大象；总之，尼泊尔人自不久前开始竭力讨好达赖喇嘛并送去礼物。为查明尼泊尔人之行为是否真诚，我于1901年3月15日 [2日] 曾前往尼泊尔。

由尼泊尔前往印度，没有国王的通行证，不得放行。一定要有房东担保才向蒙古人和西藏人发放通行证，他们才能返回。故为取得通行证起见，我们只得将三箱衣物留在住处。通行证上写明我们是香客，要求放行，不得阻留；对我们行将携带的文件要认真查验。鉴于这些要求，我们担心还未到达边境，连同文件已被海关扣留，故将文件缝在长筒袜和旧衣服里。否则，除蛮不讲理外，切勿对受到公正对待抱任何希望。每100卢比要交5卢比手续费。我们步行了8昼夜，在拉加普尔（Рагапур）坐上火车经孟买（Бомбей）去科伦坡（Коломбо），沿途每到一个地方，警察都以显然怀疑之目光注视着我们，盘问我们从哪里来？为何而来？到哪里去？并记下我们的姓名，可得到的答复是，尼泊尔朝圣者正在平息。毫无疑问，有些地方蒙古人和西藏人不得放行。随后【我们】在印度南部秋季科林（据Тютикорин音译）的检疫站待了5天，之后从那里到了科伦坡，经俄国领事馆和商界代理人马雷金的协助，我们搭乘志愿船队，于1901年6月25日 [12日] 抵达敖德萨（Одесс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