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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城乡村行

重回外沙村

作者：宋春晖

60年的故地

在汝城至郴州的省道S324线路旁的浙水河畔，有一座古村，这就是外沙村，外沙村离县城四公里，一衣带水地紧邻我的故乡高村村，我们是相互间称之为“挨几老表”。多少年来，每次我途经外沙村，都会情不自禁地刻意注目车窗外的这座村庄，凝视着这里的山山水水，这里的田野、民居。

外沙村，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曾经是我的一所驿站。外沙村，在我心目中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不仅仅是因为这里走出了太子少保朱英和开国上将朱良才等杰出人物，更主要的是，我在这里生活了两年多，这里曾是我的家。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母亲叶琳珠老师在外沙村小学任教，我那时三、四岁，随母亲生活在这里，都说，人的记忆保留在七、八岁以后，而我却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有了懵懵懂懂、断断续续的记忆。我记住了这条清澈的浙水河及河中的石埠，我记住了这座村庄和学校，记住了从村庄走向学校的那条田埂小道，记住了学校前面那棵沧桑的古柏，这记忆很深刻，六十年一直未消失。

重回外沙村

我对这座村庄是有真情实感的，六十年来，多少次我想回到外沙村，去看看那里的古巷、古祠堂，去看望那里的乡邻乡亲，去看看那座破旧的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外沙小学，但一直未能成行。每次经过这里，只能远远眺望村庄，一解渴望之情。当隔江相望着外沙小学前面那棵挺拔的古柏树，会不时勾引起我对这里的绵绵回忆。

再过几天是母亲去世十周年祭日，这天，我带着对母亲的无尽思念，走进了外沙村，扑进了还座古村的怀抱。

▲当年与母亲在外沙村时的像片

沉在水底的石埠

汽车停靠在公路旁，我特意步行走进村庄。村庄依山傍水，村后青山依旧，村前浙水河日夜在奔流。多年前，在浙水河下游修建了一座电站，河水蓄水后形成了一座河泊，早已看不见了河床上的裸石沙洲。曾记得，六十年前，进村之路没有桥梁，在平缓的河道上，每隔半米左右安放一块巨石，石块平整光滑，露出水面摆成一排，村民们踩石过河，这条水中之路叫“石埠”。激流从石块缺口中流过，鱼儿在水中上下游动，那时我还小，不敢走上石埠，都是由大人们背着过河。每逢涨水季节，江水会淹没石埠，村民们只能舍近求远从下游的石拱挢上通过。岁月如梭，现在，这里的村民可能早已淡忘了这里曾经有一条石埠，许多人或许不知石埠一词为何物。

有村即有路，这条随村而建的古老石埠，这条落后的生产力时期的产物，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很久前，这里修建了一座人行便桥，之后，又在人行桥上游修建了现在这座进村水泥大桥，这条路，这两座桥，见证着古村的变迁，见证着时代的进步。当我踏上桥头，石埠早已不留痕迹地消失于这碧波之下，望着这一江碧水，恍然间，有一种久违的走在回家路上的感觉。

沧桑的古柏树

走过大桥，穿过村巷，我首先来到外沙小学。外沙小学，座落于村庄旁边，以前与村庄有几百米的距离，现在基本上与村庄连接在一起了。老校址上现在已经建成了几栋新的校舍，扩建成一片校园，我记忆中的校舍早已荡然无存。六十年前的外沙小学，由两幢房子组成，后面一幢是两层砖木结构的楼房，是学校教室，前面一幢中间一条校门，校门两旁是教师住房，那时我家住在校门左边第一间。在这里，我度过了两年多快乐幸福的童年时光。

这天是星期六，校门紧紧地锁着。我的同伴打电话给校长并叫来学校老师为我们打开校门，我们走进学校，学校里静悄悄的，校园干净整洁，国旗在校园上空飘扬。走在校区里，我家住过的房子已经拆除了，让我感到莫名惆怅，但那两棵古柏挺立在校园前面，一棵已经干枯了半截，一棵仍然生机勃勃，让人宽慰。它是外沙村学校留下的唯一历史见证物，它不离不弃，仍孤独地生长这块故地里，在守护着这片校园。

我一步一步朝古柏走去，此刻我的心跳在加速，异常剧烈。看到这棵让我梦中无数次梦到的古柏，像看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我终于回到了它的身边。我依偎着它，抚摸着它，当我脸额贴在它那粗糙嶙峋的树皮上，油然而生出一股热流，脑海深处的记忆喷涌而出。那年冬天，由于无知，我用火钳挟起火盆中一块烧红的木炭举在空中摇晃，没夾稳的木炭掉进我的脖子里，我叫喊着，痛得我在地上打滚，让人啼笑皆非，至今，脖子上还留有一块永久的疤痕。那年，浙水河发大水，外婆到江边洗衣服，失脚掉入江中，六十多岁的外婆拼力拉住了江边一把树枝，后被村民救上岸，才未命丧于波涛之中……

母亲一辈子为人处世很好，待人热情诚恳，不论在那所学校任教，都与当地老百姓亲切相处，在外沙村，七十岁左右的老哥老姐或许还会记得当年的村小学里有个叶老师。在外沙村的那几年里，正值“三年自然灾害”，老百姓食不果腹，我记得，乡亲们时不时地会送来用菜叶和米糠做成的“糠饼”，也送来他们捕抓到的舍不得丢弃，烤得香喷喷的老鼠肉，我至今还记得那糠饼的难吃和老鼠肉的味道。

我站立于空旷的操坪上，站在这棵古柏下，往昔的回忆像一幕幕电影，我又想起了祖孙俩搬张凳子坐在这柏树下，听外婆讲故事的情景，又仿佛看到了母亲和外婆慈祥的身影。还里曾经有我温暖和饱含亲情的童年，我在这里呀呀学语、跚跚学步，这里是我人生的起点，艰难的走到了今天，我感恩这片土地，我怀念我逝去的亲人，我不知能找到更贴切的语词来形容我此刻的心情。甲子一轮回故地，浙水河畔忆先人。

六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在人的一生中却很漫长，从从容容走来了三代人。如今，物是人非，空留一声叹息，先人们都已远去，惟有这棵古柏还在等候，等候着他们寻宗访古的后人，给后人们讲述他们前人的故事。但愿时间未老，岁月啊，岁月静好！

太保第怀古

离开外沙小学，我径直来到外沙的古祠堂太保第。太保第，汝城古祠堂群中的一座历史悠久和精美的祠堂，已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祠堂座落于村子的中央，前面一块石块铺成的空地，空地前是一口荷塘，冬天里，荷花已经凋谢，只剩下残梗败叶。这里视线开阔，祠堂虎踞龙盘似的屹立于浙水河畔。据说，明嘉靖元年（公元1552年），为褒扬太子少保朱英而修建，至今已近500年历史，一座祠堂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在祠堂周围聚合着一百多幢明清古建筑，2013年，外沙村被列为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据记载，朱英，字时杰，号诚奄，外沙村人，是明朝中期政治家、理学家、诗人。前后为官任御史、两个总督等职，后掌都察院事，加太子少保。他为官参劾不避权贵，曾参劾纵容家人侵夺民产的外戚都督汪全，在两广总督任上，整肃军纪，约束将士，建立徭役法，使民力大舒。他巡视甘肃，先后向皇帝提出28条建议，各条均切中边防要害。他一生勤政廉洁，官居一方藩镇，常不带妻子，仅携一头老牛赴任。朱英，是古代汝城走出去的一位伟大人物，是汝城的骄傲，更是外沙村人的骄傲。

走近太保第，远远就看到正门上方悬挂着“太保第”三字金色匾额，这座古建筑楼歇山顶，飞檐凌空，与汝城700多座古祠堂同工共曲，古色古香，气势恢宏。厅内，庄重肃穆，精雕彩绘，中厅大梁上挂有明代大学士陈献年、清代宰相张廷玉等人手书的“世臣故家”、“理学名臣”匾额，在祠堂的主位，摆放着朱英的画像，我恭恭敬敬的站在画像前，三鞠躬，以表达我对先贤圣人的敬意。祠堂四周，挂满了楹联和牌匾，这些历史的遗留物，每一件后面都有一个精彩的故事，它们仿佛在无声的诉说着那段500年的历史和辉煌的过去，彰示着外沙村朱氏先祖的功绩和族人的历史文化底蕴。

寻觅古巷道的幼儿园

我走在外沙村的古巷道里，古巷纵横交错，互相贯通，古朴尚存，如同穿越时空，走进了古代。窄窄的古巷道，鹅卵石的地面上长了草，结上了青苔，曾经这里很热闹，鸡犬相闻，炊烟袅袅，巷道两侧，一幢幢的老屋，青砖黛瓦，不改本色。这片老屋，养育了它多少儿女，为它的子孙后代带来庇护和希望。现在，巷道冷静沉寂了，多少老屋人走楼空，闭门锁屋，再也难闻到以往的菜香饭香，也难以听到喧闹的人声了。

历经500年的演变和沉淀，这古巷老屋处处写满了历史沧桑，我似乎看到的是一页页发黄的古籍，随手翻阅，里面满满记载着朱氏族人厚重的人文历史和生生不息、薪火传承的不朽篇章，也更像一杯甘冽醇香的陈年老酒，让我这外来过客爱不释手，细细地品味、欣赏。

我在古巷道里寻找，我在苦苦寻找当年的外沙村幼儿园，在村民的指点下，我来到当年外沙幼儿园旧址。老房已被拆掉，只留下一块废墟，看到此情此景，心里伤感悲戚。我依稀记得六十年前的幼儿园也是一幢老屋，高高的门坎，年幼的我两只小腿费力地跨进跨出，窗户很小，室内有些昏暗，屋前有一片菜地，种着一些青菜。我在这所幼儿园里，度过了一年多的童年生活，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我记不起我的老师，我也记不起有哪些同学，但我记得有那么一次。那天，天下着雨，雨水顺着屋檐滴落在地面，我见外婆还没来接我，我偷偷跑出幼儿园，当冒雨跑到回学校那条田埂小道上，天上突然一道强光闪电，一声响雷霹雳般地在头顶炸响，把我震惊跌倒在旁边刚插好秧苗的水田里，再爬起来，一身泥水跌跌撞撞地跑回家。这次惊吓，让我刻骨铭心了一辈子。

▲我与母亲在外沙小学时期

瞻仰朱良才将军故居

我来到朱良才将军故居，这是座落于古巷深处的一幢青砖灰瓦，两层楼的明清古建筑，也是中间为正厅，两旁为厢房的汝城常见的典型的“正幢”。正门上方挂着“朱良才将军故居”的牌匾，外墙上挂着“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牌子，室内正在维修，故居旁边，正在大兴土木，在拆除旧屋，修建道路和停车场。我站在旧居前的巷道里，这时我想起了小时候读过的朱良才撰写的《朱德的扁担》的课文。

1900年9月27日，朱良才出生于外沙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里，早年受过较好的教育，中学毕业后，曾在外沙村当过两年的教员，1925年，当选为外沙村农民协会会员，1927年，他被捕营救出狱后，于10月加入中国的共产党。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上井冈山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连党代表和朱德的秘书，参加了黄洋界保卫站，1930年任第3纵队7支队政委、红3军第7师政委，1932年，任红5军团第15军政委，1933年，任红一方面军14师政委，1935年，任红四方面军31军政治部主任。1937年，随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西征失败后，只身一人，经36天沿途乞讨，化装潜行，回到陕北，他作战多次负伤，右臂留有终身残疾。

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历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秘书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48年，组建华北军政大学，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任北京军区政委。

1955年大授衔时，被授予上将军衔，1958年，主动要求退出领导岗位，离职休养。1989年2月22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9岁。

毛泽东主席评价他为：军事过硬，政治合格，是军中良才。

外沙村的朱良才和延寿新坡村的李涛，是大革命时期从汝城这块红色土地上走出去的杰出人物，名列于57位开国上将之列。茫茫宇宙，浩翰星空，从古至今，汝城涌现出不少能人名人，从唐朝宰相宋申锡，明朝监察御史范辂，明朝两广总督朱英到现代的开国上将朱良才、李涛，壮烈牺牲的红35军军长邓毅刚，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宋裕和，著名和平诗人朱子奇等等，他们都是汝城人民的优秀代表，他们在汝城这座千年古县的夜空里，构筑成一组最璀璨耀眼的星座，辉映着汝城大地的山山水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汝城人民奋勇前行。

近日，我翻看父亲留下的老像册，无意间看到几张六十多年前父亲收藏的朱良才将军的像片，这是几张从未公开的朱良才将军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生活照，至于像片的来源，斯人已去，已不得而知。据我了解，朱良才的原配夫人与我外婆沾亲带故，她们在世时，均以姐妹相称，两家颇有渊源，朱良才的长子、已故的原汝城县政协主席朱庶民伯伯与我父亲也同事几十年，既有深交又是世交，因此，像片被父亲珍藏便顺理成章了。这几张像片极为珍贵，既见证了两代人的友情，也是保存完好的历史资料，现发表于后，以悼先人，以飨读者。

老友重逢

来到外沙村，我便想起了一位老同事、老朋友，他叫朱庆登，他是外沙村人，我们已经四十多年没见面了，我们之间的友情要追溯到1970年代初。

那时，我们俩一同在县建筑公司工作，他是木工，我是砖工，我是一个十几岁的小毛孩，他是一位三十多岁，1950年代入伍1971年转业军龄十多年的正连级中尉军官，我们克服了年龄的差距和地位的悬殊，成为了好朋友。他叫我春晖，我叫他庆登哥，1976年我调离，他也于1980年落实政策，作为军转干部安排到乡镇，从此便失去了联系，未能再见面，但不管分别多久，我一直在惦念着他。

在热心村民的引导下，我终于找到了他的家。一见面，尽管分别了四十多年，他还记得我，紧拉着我的手不愿松开。他八十二岁了，精神饱满，声音还是那么宏亮，我们聊了很久，回忆着过去的事，他不停地竖起姆指，夸我是当年砖工队伍的高手。我们在一起用中餐，现在他戒酒了，他以茶代酒相互敬酒，想当年，我们一壶老酒喝个底朝天。

临别前，我们都依依不舍，我跟他说，祝老哥健康长寿，有空再聚，我到时再来看你……

再别外沙

又要离开外沙村了，我们的汽车沿着村前的大道走了一遍，荷塘前，修建了宽阔的村民休闲广场，村民们在悠悠闲闲地散步、聊天，人民都已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广场两侧，新房子一幢毗邻一幢，让人不知身处城里还是乡村。我们回到路口，一块巨石上刻着“外沙村”三个红色大字，屹立在路旁，为古村增色添彩。外沙村，我60年的故地，我永不忘怀的地方，我心里默默地说，外沙，再见了，我祝你兴旺发达，祝这里的父老乡亲幸福安康！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母亲逝世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