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拨开藤蔓一样拨开记忆：电影《小伟》的生命经验

电影《小伟》里，父亲患癌症去世后，一鸣和母亲在整理遗物。（资料图/图）

火车沿着山里蜿蜒的轨道，穿过一个个山洞，光影在车厢里闪烁。一家三口挤在那个小小的卧铺车厢里，嬉笑打闹。世界上的分离与悲伤，此时都似车窗外倒退的风景般被抛诸山后。这是爸爸伟明离开这个家庭之前的最后一个场景，也是整部电影里最欢乐的场景。

电影名叫《小伟》，但电影里没有人名叫小伟，他们是妈妈慕伶、爸爸伟明和儿子一鸣。一个平常的广州三口之家——如果不是癌症突然降临。正在上映的关于癌症的电影有多部，《送你一朵小红花》和《缉魂》都有很好的商业反响。《小伟》改编自导演黄梓的亲身经历，它不只是一个故事，也是一次对遗憾的回望，一声叹息之后的放下。

离开一个破碎的家庭

伟明在像一鸣一般大的少年时，只身离开海岛，去广州闯荡。

他有一个哥哥，全家以捕鱼为生。小时候他和哥哥很亲，岛上伸进海里的那个岬角是他们经常玩耍的地方。哥哥喜欢画画，背着画筒、画笔，带着弟弟爬上那座岬角，会看到一望无际的海。

他们俩都想离开海岛，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但家里有二老要侍奉，他们必须做一个选择。哥哥把出去的机会留给了弟弟，从此一辈子在小岛上打鱼。而伟明在广州打拼，成了一个城里人。这是伟明的“前史”，电影里没有交代，只露出了冰山一角——黄梓对我说。

一鸣也想离开。他正是叛逆的年纪，在学校里不学习，与死党翻墙逃课，他本来打定了主意要申请美国的大学，但录取通知书寄到的时候，伟明的肝癌在加重。一鸣也面临选择——是离开一个破碎的家庭，还是留下来。

黄梓在电影里让一鸣留下来，当初他自己的选择却是离开。他就是那个叛逆少年在现实中的原型，与家人关系不好，每天吵架，家庭让他觉得压抑。高中没念完黄梓就去了美国，“是我自己想离开，不是他们逼我走的”。

他后来进入美国一所社区大学，三年后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本科毕业后再去纽约大学艺术学院在新加坡的分校，学电影制作MFA，但仅仅一年后这所学校就倒闭了。

打包回家的黄梓啃了几年老。就在这几年里，父亲患上癌症离开了他。“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当时我没有离开，后来会不会不一样？”写剧本的时候，他如此自问。火车车厢里的那场欢声笑语，是他的一种弥补。他记得，现实里，他好像从来没有和父亲靠得那么近。

电影《小伟》里，一鸣生活在草木葱茏的广州，藤蔓植物在片中多次出现。（资料图/图）

回到海岛，荒草丛生

广州草木葱茏，似乎是一座一不小心就会被藤蔓植物吞噬的城市。通过电影，像拨开藤蔓一样拨开记忆，黄梓回望了过去的自己和家庭，也拍下了广州的城市肌理。

这座城市与黄梓的生命经验息息相关。“演员应该讲粤语，”他说。

不知是否有特别的用意，电影里海岛上的房子，也被藤蔓类植物层层覆盖，那个海岛有着伟明的记忆，只是海岛上的藤蔓是枯萎的。

黄梓学电影出身，但那时候还不是行业里的人。去参加创投，公司给出的意见他都很难接受，合作都吹了，“最后是家里阿姨给了钱”。

剧本写了三四年，改了很多稿，因为是自己的事情，写起来容易煽情。父亲生病的时候，他又一次面临选择，布拉格电影学院录取了他，这次他选择留下。后来他妈一直埋怨他的选择。“如果你去了捷克，他会等你回来。”她说。

现在的剧本和影像都很克制，三个段落，分别从家里三口人的视角拍。这是黄梓一开始就想好的——父亲患病的时候，家里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慕伶很坚强，一肩扛起了家庭。一鸣的叛逆在困境中变得更加孤僻。他代替现实中的导演作出选择，他留了下来，照顾伟明。“我参加高考。”一鸣对慕伶说。

伟明比想象中乐观，走之前，他想带着全家回到海岛，看看父母的坟。

海岛荒草丛生，老坟被时间淹没。到了晚上，海风强劲，旅社里的孤灯狠狠曳荡。海岛的段落现实中没有，但黄梓就是想要一个这样遥远的岛屿，让伟明回去。

伟明没有找到坟，却在恍惚中看到了母亲和哥哥。母亲为他递上热粥和一把父亲雕刻的补网梭子。哥哥带着他重新走向那个岬角，少年与中年的兄弟二人交织在一个镜头里，如往日重现，却带着时间的歉意。

“我想看到过去的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黄梓在海岛上让时间倒流，自己与自己相遇，伟明和伟明对视。这个岛很远，在舟山嵊泗，岛上很少下雪，但拍摄那天，下了很大的雪。

沉默里好像多了一份默契

十年前父亲还健在的时候，黄梓发了一条微博，上面写道：“我爸56（岁），如果他能活到80（岁），距离现在还有24年。我也23（岁）了，已经用掉了和老爸相处时间的一半，却还没认真和他说上几句话。数字怎么这么现实？”

但后来直到父亲去世，黄梓也没有与父亲有过任何认真的对话。他现在想不起来当时为什么会写下这段话，“冥冥之中”是不是感觉到了什么。这个家庭与中国的很多家庭一样，父子、母子之间的日常是沉默。“我十年前的有感而发有什么意义呢？”他们之间依然横亘着沉默。

十年后，黄梓拍的这部电影上映了。别人问他为什么拍这部电影，他总是说：“为了跟父亲对话。”他的父亲叫小韦，小时候他总是错写成“小伟”，这个误会，就像是父子隔空对话的一把钥匙。

黄梓话不多，我们的采访经常被沉默隔开。2019年，黄梓和我、还有剧组另外一位演员一起去了塔尔寺。黄梓是一位上佳的游伴，从不对景点抒发主观的好恶，总是默默地拍照，像给电影勘景那样地拍。

他说自己有表达障碍，与亲密家人在一起时尤其如此。电影里，他可以用影像手段表达一鸣的感受，但在现实里，办法是时间——他与母亲的关系已不像高中时那么紧张，时间缓和了绷紧的弦。

他试着改变。“我妈是不可能变的，上年纪的人。”电影末尾，一鸣和慕伶整理着伟明的遗物，母子之间依旧沉默，但沉默里好像多了一份默契。

电影正片放完，导演加上了他拍的几分钟纪录影像，那是他父亲生病时他拍下的。一年多前，电影去参加各个电影节的时候，结尾并没有这几分钟的真实影像。当时他对媒体说，面对着关于父亲的纪录片素材，他没有去碰它们。现在，至少他可以去碰它们了。

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