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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泽诚一郎撰写、万鲁建翻译的《天津的近代：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8月）终于面世了。吉泽诚一郎教授这本论著的日文版是2002年由日本名古屋大学出版会出版的，距今已经二十年了。该书出版时，即得到作者的馈赠，我立即研读了全书。如今，吉泽君这部论著中文版的问世，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我与吉泽先生不仅是三十多年的老朋友，而且是长期进行学术合作的同仁。20世纪90年代初，我经东京大学滨下武志教授的介绍结识了即将博士课程修成的吉泽君，当时他专门以近代天津研究为题撰写博士论文，我参加了几次相关的讨论会，对吉泽君的研究思路有一定的了解。1991年，在日本我还与吉泽先生等日本学者组建了“天津地域史研究会”。该研究会聚集日本对中国史，特别是天津历史颇有研究和兴趣的学者，每年开一次以上的学术讨论会，吉泽先生是研究会的主要成员，还共同撰写了《天津史——转型中的城市》，系统探讨了天津这个港口城市开埠以后，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变化，吉泽先生撰写了第六章——“租界：微观的国际社会”，论述了天津各国租界的设立、租界内外国人的社会与生活、政治、民主等活动，触及到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20世纪末，我和吉泽先生作为主要成员参加了日本文部省的项目：“20世纪前半期日本对华北地区城市近代化的影响”，这是一个由中日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为期三年的研究。21世纪后，我们作为一个研究团队参加了在日本京都举行的世界经济史年会，又一起合作了三年。而且，我们还经常在国内外的学术会议上不期而遇。三十多年来，我们曾经研究工作计划、讨论学术问题，交流观点和研究方法，也曾经一起实地考察、饮酒叙谈学问与生活，对吉泽先生的人品和学者风范十分欣赏与钦佩，是学术研究的伙伴和贴心的朋友。

研读吉泽先生的著作，以往的思绪与今日的感触交集，随之生成一些感想。

首先，对我触动最深的是“近代性”，也是吉泽先生在书中十分强调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着眼点。二十多年前，中国国内学术界正面临着现代化进程的讨论，城市史研究也是刚刚起步，尚处在探索阶段。就城市史而言，学者们就如何梳理研究城市史与地方史的趋同和差异进行论证，对很多概念尚不十分清晰，如“城市近代化”“近代城市化”“早期城市近代化”，甚至什么是城市化等等，近代城市史如何阐述，涵盖什么内容等也是众说纷纭。普遍认为，研究近代城市的发展与变化，需要论述西方器物、精神文明给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领域带来的变化，要研究城市的近代化，总结中国城市发展的特点与规律，仍然颇具冲击与反应范畴的痕迹。吉泽先生的专著则以“天津的近代”为主线，确有较为深刻的立意。其原创性就是，从天津开埠后诸多事件的视角，研究政府的城市管理和民众的政治参与、民族主义与爱国意识、文化启蒙、民俗变迁中的“近代性”。专著没有将一些新的现象用预设的固化、简单、抽象的概念以近代化进程统而贯之，而是通过对运动和群体事件、行政机构、社会组织、灾荒与应对等问题的深入研究，抽离出在政治、社会、国民意识、民众文化的“近代性”。同时，在关注传统的延续与差异的基础上，论证新与旧、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分析其变与不变，总结中国近代的发展与变化。而且，吉泽先生通过对城市迅速发展带来的政治结构革新、社会统合和文化变革的研究，认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别和分离，是清末以后的时代特征。这些，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史具有指导性，推进了城市史的理论构架的初创，对城市史的研究内容也有一定的指向性。更为重要的是，在二十多年前以“近代性”为立足点开展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如同一股“清流”，学术界有关“近代化”与“近代性”的讨论随之而起，有助于近现代史研究理论体系的重构。

天津紫竹林教堂旧址，天津租界历史即开端于这一带。

其次，吉泽先生具有广域的视野和举一反三的研究路径。该专著是从天津城市近代的变化入手，但作者的视野和研究初衷并非是一个城市，而是对中国清末民初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剖析，鞭辟入里，从现象直击演变的内核。比如，当时盛行探讨在中国是否存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其作用和意义何在？吉泽先生并没有囿于理论的探讨，也不拘泥中外的比较，而是综合分析团练、火会、善堂与20世纪以后的政治运动、群体活动、各种团社在一些事件的面相，深入探讨城市管理机构和民众在地方防卫、社会统合等方面的行为与价值判断的变化，以及所谓“爱国”等理念的初成。再如，研究城市行政管理机构，并没有限于机构的创建、结构的革新，而是从地方自治、社团、法治和捐税等角度，探究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论述其中体现的公共性和公权力，以及公权力沿袭与下移的趋势。这些思路和观点，具有前瞻性和指向性，也启发我的研究思路，比如开展中国近代城市行政管理机制的研究，探讨城市捐税与公权力的下移等等。

值得肯定的是，吉泽先生对中国近代诸问题的研究是成体系的，视野开阔，集腋成裘，在展现自身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构筑其观点和理论体系，旨在于逐步实现深思熟虑的长远规划。该专著不仅将对天津城市的研究置于中国近代史、地域史的范畴，还有整体意识和全球史理念。作者认为，各区域发展方向与方式的不一致，不仅有普遍的传统因素，亦源于自身的差异和国际性契机的相互作用。专著以一定的篇幅论述政治运动、群体事件，以及文化启蒙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关系，梳理社会意识的归属与重组，明显地是在构思中国近代从民族主义到爱国主义的理论架构。吉泽先生的观点和理论在以后的研究中越发的显现。如从地理、生态和交通发展的视角研究“西北”概念的演变，以论证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多样性；再如，研究清末以后爱国主义的缔造、抵制外货等政治运动等等。

吉泽先生的研究成果既传承了日本学者资料扎实和论据严谨的学风，又着力于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是日本新一代学者的典范。日本学者历来强调对史料的不懈追求，十分重视第一手资料的搜集整理，每一项成果都可谓是集资料之大成。吉泽先生得日本学者之精髓，该专著是日本学者严谨学风的完美体现。为了研究天津近代的演变，吉泽先生对中文、日文、英文资料进行了全方位的地毯式挖掘和整理，如赴英国查阅英国王家档案馆和亚非研究中心的档案、到台湾地区的“中研院”等，也不放过天津的旧书摊。这在二十多年前互联网尚不普及的状况下，其精力的付出是巨大和难以置信的。所以，通过吉泽君的论著可以看到档案资料的系统、完备与详实，成为研究天津史的资料指南。更重要的是，吉泽先生的专著和研究成果十分注重理论框架设计与探索，十分注重理论层次的构建，明确地阐述对诸问题的看法与观点，进而形成有特色的理论体系。无意间读到吉泽先生一篇关于从社会和国家的角度论述清末剪辫论的文章，也是如此，既有几乎穷尽的资料展现，又从民族主义、爱国、男子发型、风俗等视角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进而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研究特色。吉泽先生将严谨扎实的研究作风与不断创新的理论探索，合成了近乎完美的“自我”，这一点更令我刮目相看。

当然，作为吉泽先生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出版至今已逾二十年，今天看来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比如，“近代性”在制度建设层面是如何体现的？区域或城市发展多样化形成的诸多因素，尤其是自然和人文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方面？以及我一直都十分感兴趣的，各种运动和群体事件是否也有一些地域的特点，其中与政府行为是否有一定的关联。瑕不掩瑜，即便现在来看，仍旧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城市近代化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