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厦门1月26日电 题：老杨追薪记
新华社记者颜之宏
“谢谢杨叔！我那5000块工钱到账了！”1月21日，“00后”河南籍务工人员小陶在收到自己年前最后一笔工资后，兴冲冲地打来电话。电话这头，“杨叔”叮嘱完小陶后，向他发出了“年后继续来厦门工作”的邀约。
小陶口中的“杨叔”，是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支队监察二科的科长杨志阳，一名退伍转业的“追薪老兵”。2010年，转业前夕的杨志阳面对多个安置选择，没有问待遇，只提了一个要求——“我是老兵，在部队里就敢较真碰硬，我愿意去地方上啃最难啃的硬骨头。”
就这样，老杨成为了一名“追薪人”，带领7名同事负责为厦门岛内市属在建工地的工人们追讨欠薪。
“欠薪”是一个老问题，面临许多挑战——比如有的劳动者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法证明自己出勤多少天，手里就没了讨薪的证据；有的总包单位违规将工程层层分包，薪酬发放每多过一手，就增加了“欠薪”隐患；有的包工头挪用工人工资作为工程款，制造总包单位“欠薪”的假象等。
1月18日下午，厦门市人社局信访投诉中心外，厦门某在建工地的务工人员向老杨（右一）讲述自己的欠薪遭遇。新华社记者颜之宏 摄
1月18日下午，厦门某在建工地的“工头”吴某带着10余名外来务工人员找到老杨，要求其为自己讨回公司拖欠的工资。
“希望政府能够为我们讨回公司拖欠的100多万元工人工资和40多万元的工程款。”
“我们把每个月的工人工资都足额打给了吴某，这里有他自己签字确认的承诺书。”
“工头”和公司间你来我往的几个回合陈述中，双方在欠薪数额方面存在巨大分歧。
在调解现场，除了配合同事进行询问外，老杨一边仔细观察双方的情绪变化，一边用笔飞快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着：工资金额相差了几十万元，去哪儿了？为什么吴某说公司欠薪，还要签工资结清的承诺书？到底是谁欠了工人们的钱……
为了还原事情真相，同时避免矛盾激化，老杨和同事们将公司与“工头”分开询问。长达3个多小时的“拉锯”后，老杨和监察二科的同事们终于把“毛球”理顺了——吴某作为“工头”，利用工人与公司间的信息差，将本该发给工人的部分工资填补了工程成本支出，工人没拿到工钱，转而向公司讨要，公司发现账目对不齐，就暂缓了一部分工资的发放。
“工人都等着拿钱回家过年，让工人直接跟你们对账，差多少你们核对完直接打到工人卡里。”在与同事商议后，老杨为公司负责人提出了“清欠”解决方案。
1月18日下午，在调解现场，老杨（右二）和同事们倾听企业负责人对给付工人工资情况的说明。新华社记者颜之宏 摄
在给出调解方案两天后，工人们陆续给老杨打来感谢电话。“钱拿到了就好”，老杨短短几个字掷地有声。每接到一个工人的电话，老杨就会在花名册上勾掉一个。如果碰到没来电话的，老杨还会逐一致电去核实工资是否已经收到。
每到过年前，都是老杨和同事们最忙碌的时候。有时举报人在电话里讲一两个小时，老杨也都耐心听对方说完。他说：“一年到头起早贪黑，结果该发的钱没拿到，每个人都会急的。在他们眼里，我们可能就是最后能信得过的人。”
1月18日下午，经过3个多小时的调解，老杨（右三）向务工人员通报“清欠”方案。新华社记者颜之宏 摄
据不完全统计，自2021年年底至今，老杨和他的同事们已经为厦门岛内在建工地的工人们追回欠薪366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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