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1980年代先锋文学的主将之一，孙甘露曾以《访问梦境》《我是少年酒坛子》和《信使之函》呈现独行、前卫与摩登的姿态。时隔二十多年，他写出一部海上“红色新经典”，长篇《千里江山图》。这种奇袭，本身就很先锋。一位作家挑战风格惯性，拥抱了自身的“倒影”。从极度的虚构自由到选择主动受限于历史，从张扬的文本实验到落地生根的主题创作，孙甘露酝酿已久，厚积薄发。
革命的英雄浪漫主义，蒋光慈那种革命加爱情，都被内化为一种“风格的抒情”。它以现代性观照历史叙事，以大写意行小工笔，以心理分析探寻人性底层逻辑，可谓艺术性对主题性的精神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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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江山图》原是北宋名画，天才王希孟画出心中江山，叠嶂全景。它与小说相互指涉，形成精神楔引。故事描绘一群心怀江山，千里转移组织的革命图景。1933年上海地下党组织撤离的行动计划——名为“千里江山图”。其间经历了组织暴露，叛变告密，特务伪装，清查内奸与不幸牺牲。作家用双峰并峙，时间竞逐的结构，实现故事推进。一边是我方要清查潜伏特务“西施”，一边是敌方猜测我方特派员“老开”，诱引上级，妄图摧毁整个地下情报网。
某种角度看，《千里江山图》是地下革命者的“成长前史”。作家补缀出他们投身革命的青涩，面对审讯的恐惧，斗争经验的不足。这也是白色恐怖时期，大革命转入低谷的精神映射。小说选取危急存亡之秋，迷茫不知前路的历史时刻。
故事开篇是悬疑小说的经典倒置，菜场临时会议泄露，小组成员或被捕，或逃脱。牢房里，被捕者相互复盘，彼此怀疑。既有扰乱视听，也有套取信息，都指向猜测“谁是内奸”。这个过程就是叙事艺术：众人不断补述与回返起点，相互对证并检视故事。每个人都是局部，或保留，或伪饰。罗生门式释放迷雾，真相被不断搁浅遮蔽。
陈千里的出现如同侦探，穿引长卷全景，又见证了图穷匕见。行动小组的成员，充当长卷里一帧一幕——他们都在完成阶段性使命，是斗争的片段与单元。陈千里与千里江山图，又是双关：他即是画卷的合璧者。故事的感人就在“成全”二字，是众人传递式的牺牲，才换来真相的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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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控制叙事，阅读和现实事件时长的关系？孙甘露实现了小说装置的艺术——摆上计时器。这不仅提示场景间隔，故事计量与情节分幕，还有重要的心理效应：催促与逼迫。读者阅读和人物执行任务，同构互联，实现了移情与内化共感。我们开始替人物“操心”，时间够不够用，接头能否准时，口信能否带到，位置是否恰当，路线是否合理。
这些拟真出来的时空操作感就像钱德勒的硬汉马洛，轨迹路线大约能复原洛杉矶的空间地理。孙甘露写上海的街道里弄，坐标场景，饮食听戏，无不精细优雅，如VR虚拟实境。细节的力量造就文本的密度，场景的实在。如老方、老肖的逃离中枪，已经精确到动作分解与空间走位。推演永远建立在实境之上。陈千里勘察后才会发现崔文泰出卖老方，凌汶和老易一起去趟广州，才发现诡计。
当诸多评论认为，这部新作动作极快，节奏迅猛时，我倒以为作家有意达成以紧写松，以快图慢的艺术效果。孙甘露想在描写的处变不惊，情节的惊心动魄间，找到反差性制衡。大量风俗场景，文化地理，报章文献的穿插，既是历史写实，再造情境的需要，更是传达一种心态：无论作家，还是人物，都需要这种从容，熟稔，胸有丘壑。
卫达夫也想看场电影，不过“他觉得多半不好看，一个电影，统共三个主演角色，到最后三个都死了。再说时间也不对，第一场就要到下午三点，他心神恍惚地琢磨着”。看似闲笔，似乎也如判词，暗示人物牺牲。“过马路时，他正想拆开点上一支，抬头看见一个女人，好看，他心里暗赞，不对——他又盯着仔细看，确定自己没有看错，他一定在哪里见到过她”。这又写出人性本色，真实男女。第一眼是艳羡，看到了“欲望客体”。第二眼才是任务，是职业心理。
压抑与抵抗，这种角力现于不经意的欲望抬头。崔文泰“忽然起意，满心想喝一碗猪杂汤”。“汤里有几片番茄，他撒了很多胡椒，再来两块烧饼。一碗又香又辣、稍微有些烫的猪杂汤下肚，他顿时觉得心里踏实多了”。男人的胃是通往心里的。而易君年对凌汶的情欲，更形成焦躁的压抑。作家用富于暗示的食与色，恰好说明身体之饥渴，与内奸特务的贪欲形成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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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甘露更想发掘“地下斗争”中的人生见解，于特殊任务中见出行事的普遍原则。所谓“诡道”，亦是辩证的认识论。“他不信任过于复杂的计划，总是说，把事情想得太复杂，实际行动当中就会碰到太多意外”。小说就建立在对人性连续性和断裂性，伪装变化与旧习难改的辩证观察上。“人的面貌很难看清楚，那是用他们的历史一层层画出来的”。身份是历史生成，记忆沉积，它时刻叩问自我存在的本质。
特务卢忠德杀害并替代龙冬，假借易君年的化名，深入上海，借尸还魂。这如同藏家毁匿了真品，让赝品成了孤品，难以鉴别。但他还是不愿抹除所有生存印记，只抽茄力克香烟。他们“往往保持着一两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也许出于狂妄自大，或者——也许在内心深处，一个人总想抓住一点什么东西，证明自己是自己”。
卢忠德甚至还想做情感的替代者，俘获龙冬妻子凌汶的感情。孙甘露并不认为特务没有短暂感情。卢忠德和小凤凰有小情小爱，但面对私利和风险，会毫不犹豫杀害凌汶。这与张爱玲《色，戒》属于同一故事类型：你不能说没有真情和肉欲，只不过特务为了自保，不眨眼睛。
小说并没有渲染残酷的刑讯，恐怖的刑具，而是以平淡写残忍，以跳空写悲情。事件性、行动性的外在线条，更多化为心理性，精神化的内向蕴藉。孙甘露只交代“电报式结果”——有无招供，某某牺牲，某某叛变。但它反而增强了叙事显隐、松紧的反差，用留白、轻巧和虚空，处理了革命者不幸遇害。作家深知，对残忍的想象，比残忍更可怖，对悲情的浅吟，使伤痛更持久。这就是先锋作家的抒情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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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江山图》于革命之外的深意，我想是揣度极限、变异和危机下的伦理形变。这也是临界性、研究性的书写。从左拉的自然主义小说，到萨特的存在主义戏剧，几乎都有对人性极限施压后的分析。革命者里既有恋人夫妻，又有父子兄弟。叶桃潜伏探取父亲情报，为验明真相牺牲。陈千里与老师分道扬镳，叶启年对曾经的爱徒，恨之入骨。情感与爱恋在斗争中充当什么要素？作家意在阐释双向疑难，双刃之剑：既向敌人暴露出情感弱点，也为保守秘密，提供了亲缘信任。
叶启年这位教授，进步学者，为何沦为特务头子？孙甘露讨论了伪装与蜕化的区别，前者是隐藏，后者是演变。叶当属前者，是野心家和政治投机者的典型写照。我们也发现有意味的“师徒三角”，如孙膑、庞涓同出鬼谷，韩非、李斯皆出荀况。陈千里和易君年，都曾受教于叶启年，之后展开同源而异出的“斗法”。小说不止一次提示对手的相近，水平的相当，感觉的相似。老方曾说陈千里与老易还挺像，或许“你们合得来”。凌汶的感受是老易与龙冬很相似，却又很不同：才智相当，棋逢对手，而心境相反。
从早期先锋实验，朦胧难解，到《千里江山图》的好看精彩，孙甘露完成了一次书写的“轴对称”。就像原本搞“冷抽象”的画家，突然转向超写实；类似乔伊斯突然有天觉得大仲马那样讲讲故事也挺好。《千里江山图》有文本的快感，表现为阅读的加速度，推进性和剥离感；但又像古典油画，色调沉稳厚重。迷雾褪去，真相必将到来，用生命探求秘密，用信念期待未来，就是革命者的英雄气、浪漫感和抒情性。孙甘露笔下不计当下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生命意义当属于历史与未来。（俞耕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