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法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1850—1923）逝世100周年，法国的巴黎大学、巴黎地理学会和国际皮埃尔·洛蒂之友等机构正在紧锣密鼓地举办各种讲座、讨论会、展览、放映影片、发行邮票和出版著作等纪念活动。洛蒂的故乡罗什福尔市不但有许多音乐会和演出，就连城墙上都用洛蒂的招贴画装饰得焕然一新，并且重新开放从2012年以来因修缮而关闭的洛蒂故居。现在法国全年的纪念日程都已排满，使2023年成了名副其实的洛蒂之年。

　　浪漫主义小说的余音 

　　以雨果为首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兴起于19世纪20年代，在雨果最后的戏剧《城堡里的伯爵》（1843）上演失败后衰落。但与此同时，浪漫主义小说家们在艺术上不断创新，涌现了雨果的《悲惨世界》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杰作，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等通俗小说，乔治·桑的《木工小史》《安吉堡的磨工》《魔沼》等宣扬空想社会主义的小说，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地心游记》《环游月球》等科幻小说。洛蒂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最后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充满了诗情画意，再现了卢梭回归自然的理想，在19世纪末的文坛上显示出超凡脱俗的清新风格。

　　洛蒂原名朱利安·维奥，出生于临近大西洋的罗什福尔市的一个新教家庭，祖先中有不少航海者，他的哥哥居斯塔夫就是一个水手。洛蒂于1867年进入航海学校，1869年毕业后成为一艘军舰上的准尉军官，开始了在世界各地长达42年的航海生涯。他从16岁起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不间断地坚持了52年。这些日记详尽地记录了海外的风土人情和他丰富的人生经历，成了他的创作源泉，因而他的小说大多带有自传的色彩。

　　1872年，洛蒂航行经过塔希提岛，岛上的王后给他赐名“洛蒂”，这是岛上一种热带花的名称。后来他到过非洲和希腊，在土耳其领海里停留了一年半的时间。他深深地爱上了伊斯坦布尔，还爱上了一个深藏在后宫的名叫哈蒂杰的女人，冒着生命危险和她幽会。1879年，他以此为题材匿名发表了第一部小说《阿姬雅黛》（1879）。小说写一位年轻的海军军官在土耳其停留期间，从穆斯林闺房的窗口看到了一位美丽的少女，两人一见钟情，经常幽会。分别后少女死于相思，军官则在战争中为她的祖国捐躯。

　　洛蒂在塔希提岛上的经历，使他写出了以洛蒂为笔名的小说《洛蒂的婚姻》（1882）。小说写上尉洛蒂在塔希提岛与当地的美貌少女娜娜玉相爱，婚后不久就不得不离别，等到洛蒂几个月后重新归来的时候，她已经绝望地死去，他只看到了她的坟墓。

　　《菊子夫人》（1887）的主人公依然是上尉洛蒂，只是把故事的地点改在了日本长崎。洛蒂以婚姻的形式包养了菊子，几个月后就离她而去。这种包养的形式在日本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他与菊子分手后，不再像从前与情人分离时那么悲伤，菊子也没有因相思而过于痛苦。美国作家约翰·路德·朗根据《菊子夫人》改写的短篇小说《蝴蝶夫人》（1898），被编剧大卫·贝拉斯科改编成独幕歌剧《蝴蝶夫人：一个日本的悲剧》。1900年夏天，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在伦敦看了这部歌剧，随即将它改编为三幕歌剧《蝴蝶夫人》，100多年以来在世界各地包括我国上演。

　　在普契尼的这部歌剧中，美国海军上尉平克顿娶了日本新娘巧巧桑（蝴蝶），然而平克顿只是逢场作戏。婚后不久他应召归国，三年后携美国妻子再次来到日本，决定认养巧巧桑给他生的儿子。忠于平克顿的巧巧桑悲痛欲绝，她把一面美国国旗放在儿子手中，蒙住他的双眼后自尽身亡。普契尼的出色改编，使巧巧桑这个天真而纯情的形象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观众。

　　茫茫大海与人的命运 

　　洛蒂一共创作了40多部小说，大多以远方的某个城市或岛屿为背景，叙述某个海军军官在一个遥远的港口下了船，与一位当地的姑娘相恋，然后又不得不生离死别的爱情故事。洛蒂以朴实无华的文笔忠实地记录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描绘只有他才能见到的景色，叙述只有他才能听到的故事。从原始的森林到茫茫的海洋，他善于运用日常的词汇描写千变万化的自然景象，呈现各大洲的美丽风光，使小说充满了浪漫的异国情调。

　　《冰岛渔夫》（1886）是洛蒂驰名于世的代表作，描写了布列塔尼地区贫苦渔民的艰难生活。他们每年都要远航到冰岛海面上，在漫长的春季和夏季捕鱼，直到秋天才返回家园。80年里有100多条渔船和2000多名渔民葬身海底。年轻渔民扬恩和西尔维斯特情同手足，后者在即将与扬恩的妹妹成婚时应征入伍，后在远征中负伤死去。美丽的歌特·梅维尔一直爱着扬恩，等待他几乎到了绝望的程度，而扬恩却直到获悉西尔维斯特已死之后，才明白应该珍惜生命而与她结为夫妻，但是婚后仅仅6天，他就出海捕鱼而不幸身亡。

　　小说表现了人与自然的艰难搏斗，反映了贫苦渔民的悲惨命运。洛蒂通过与出身于布列塔尼的水兵皮埃尔·勒科尔的深厚友谊，了解渔民的生活离不开大海，也就无法逃脱宿命般的灾难。西尔维斯特是家族中仅剩的男子， 70多岁的老祖母和他相依为命，但她在亲人们接连去世的沉重打击下变得麻木不仁，听到孙子的死讯时竟然毫无反应。而歌特从绝望到幸福、随即又陷入绝望的悲惨命运，使全书的悲剧气氛达到了顶点，流露出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是小说中最动人的篇章。

　　洛蒂的作品继承了浪漫主义先驱夏多布里昂（1768—1848）的感伤风格，他的小说感叹时间的流逝、人生的无常和感情的短暂，为萍水相逢一见钟情和痴情女子负心汉之类的通俗故事蒙上了一层动人的诗意，富于异国情调的游历也为读者提供了阅读的乐趣。他对东方情有独钟，在《没有英国人的印度》（1903）、《吴哥的朝圣者》（1912）、《垂死的土耳其》（1913）等作品中记叙了所到之处的见闻。洛蒂曾参加法国对越南等地的殖民战争，并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批评这种野蛮的征服，以至于被召回巴黎，受到要开除出海军的威胁。他也随八国联军到过中国，发表了记述八国联军洗劫北京和皇宫的随笔《北京的末日》（1902），生动地描绘了中国的古老建筑和文化。

　　洛蒂的小说满足了法国人对世界的好奇心理，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当时拥有最广泛的读者，以至于年仅41岁就成为法兰西学士院最年轻的院士。洛蒂于1910年退休。他最后的一些小说发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战的炮火正是浪漫主义时代结束的标志。洛蒂在大战结束后不久去世，法国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