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是哲学吗？
如果你走进一所大学的哲学系，不久你就会发现，在某处，或者说大部分地方，正在有许多哲学史课程被教授。与之相反，在数学系或者自然科学系，就很少甚至没有数学史或自然科学史课程被教授。偶尔，数学家或科学家的名字与他们的发现联系在一起，但是，学生们并不期待知晓他们是如何得出这些成果的。学生们也很少去阅读他们的原始著作，因为，在原始著作中，这些结论很可能难以辨别，对于阅读者是陌生的见解和语言。而与此同时，哲学系的学生却必须阅读已经死去很久的伟大哲学家们的著作，或者是其中的大部头，至少也得阅读译本。哲学与其过去的关系似乎不同于数学和自然科学与其过去的关系。
很少有哲学家愿意把哲学史放到历史学系。当过去的哲学家在历史学系被研究时，被称为“观念史”。“观念史”更多关注的是哲学家们的生活：他们的社会、政治、宗教和文化的背景和约束；他们成长、写作、教育的环境；他们读了什么以及谁影响了他们；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和他们所反对的东西；他们为谁写作；他们的著作在当时意图具有的或实际上具有的影响；等等。当同样的哲学家在哲学系被研究时，被称为“哲学史”。哲学史主要聚焦于他们的研究本身，而不是其与那个时代周遭环境的相互关系。这一目的就是要把内容理解为一种鲜活的、一惯性的思想体系，它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有意义。
哲学史是哲学的一部分。然而，将一个理论当作是某个哲学家提出的，和将一个理论当成是真理，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就学术上而言，哲学史学家通常很清楚这种区别：他们追问的是，这位哲学家坚持的是什么理论，而不是什么理论是真理。不幸的是，还有另一种广泛存在的哲学写作方式，它模糊了这条界线。一些令人高山仰止的思想家，例如，伟大的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他通常都会这样撰写著作。当你读到“我们不可能认识物自体”时，你不清楚作者是否只是在主张康德认为我们不可能认识物自体，还是作者以自己的话语主张我们不可能认识物自体，而实际上正支持康德的观点。混淆这两种主张在辩护上是实用的，因为它使作者能够把针对第一种主张的批评斥为没有抓住第二种主张的关键点，把针对第二种主张的批评斥为没有抓住第一种主张的关键点。如果你论证，它作为历史是错误的，回应就是要讨论事情本身。相反地，如果你论证它作为哲学是错误的，回应就是要讨论康德。通常情况下，诸如此类的写作方式既不是好的历史学，也不是好的哲学。
有一种观点是，哲学就是哲学的历史，因为除此之外，它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这个观点具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欧洲大陆地区，不过，现在这个观点正在逐渐失去它的土壤。我的一位朋友，一位意大利的哲学家，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第一次参访牛津大学。她发现这里的人们仍然在试图解决哲学问题，这是多么的天真可爱。她解释到，她是在这样一种哲学文化中受到教育的，这种文化理所当然地认为根本不同的体系之间没有以之为基础从而做出决断的共同根基。根据这个观点，我们不可能富含深意地追问，它们之中的哪一种客观上是正确的。我们只能在一种历史上给定的体系或另一种体系范围内进行思考，即使当我们试图从体系内部来颠覆它时。有时我被问到，我研究哪位哲学家，好像这是任何一位哲学都必须做的。我以牛津的风格回复：我研究哲学问题，而不研究哲学家。
哲学就是哲学的历史这个观点是在自掘坟墓，它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哲学选项，我们没有义务必须接受它。它没有证据的支持。在哲学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家，如本书提到的那些哲学家，是自己写哲学史的。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解释其他哲学家的理论，或者甚至是他们自己的理论，而是首先建构这样的理论。例如，关于心灵及其在自然中的地位。这与科学理论并无本质区别。这同样适用于今天仍然在发展的大部分哲学理论。而且，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有很多在诸种理论之间进行合理决断的方法。把哲学与哲学史看成是一样的，这是一种及其不历史的态度，因为它违背了历史本身。虽然研究一个哲学问题的历史（例如自由意志）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但还有许多研究问题的方式并不是研究其历史，正如对数学和自然科学问题的研究，就典型地不是研究它的历史。幸运的是，哲学史可以被研究，但并不是以让它接管整个哲学的帝国主义的野心来研究。
书名：《哲学是怎样炼成的》
作者：[英]蒂莫西·威廉森（Timothy Williamson）
译者：胡传顺
出版：未读·思想家 |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上市时间：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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