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上海解放后，陈毅登门拜访一国民党县长，委任为副主任，他是谁？
上海解放后，陈毅登门拜访一旧政府县长，委任为副主任，他是谁？
1950年元旦节刚过，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来到了百老汇大厦，见到了曾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过大余县县长的彭育英。
陈毅和彭育英在十几年前就已相识，但因陈毅率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两人就此失联；陈毅在了解到彭育英后来的经历之后，随即就委任彭育英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提篮桥办事处的副主任，成为共产党的干部。
那么，彭育英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作为过去的国民党县长，为何能受到陈毅如此的优待呢？
时间回到1934年10月。
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临行前，成立了中央分局，由项英任书记，同时还成立了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陈毅任主任，一同领导留在苏区的一万多红军官兵坚持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主力离开苏区后，国民党反动派趁红军兵力空虚，调集大军对苏区进行清剿；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留守苏区的红军损失惨重，项英、陈毅被迫率部退到赣粤交界的油山，利用这里山高林密的地理条件，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1936年4月，彭育英在早稻田大学同学、时任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推荐下，到大余县担任县长；但这个县长对彭育英来说，并不是一个肥差，这里是围剿油山红军的前沿阵地，熊式辉特派彭育英这个心腹来担任县长，以稳定边界的政权。
但彭育英上任之后，虽配合军阀对油山的红军游击队进行大规模围剿，但红军运用各种游击战术，巧妙的打退敌人围剿。
正当彭育英一筹莫展的时候，在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寇开始全面侵华；与此同时，国共两党再度合作，长征到陕北的红军三大主力也奉命改编成八路军。
江西省政府在1937年8月底发布《收编本省各县残匪办法》：本省为巩固后方治安，壮大抗日力量起见，将本省各地残匪予以收编，定名为抗日义勇军，隶属于全省保安司令。
同时为顺利开展收编工作，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成立了“招抚委员会”，在剿匪前沿的大余县县长彭育英兼任第四行政区招抚委员会副主任。
在山上的项英、陈毅因与中央失去联系，加上反动派的不断围剿，消息闭塞，因此并没有第一时间获得国共再度合作的消息；但项英、陈毅也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例如围剿油山的国军46师突然撤离油山，停止了围剿，后在交通员收集来的报纸上，得知了国共再度合作的等等重要消息。
赣粤边特委也利用这个机会发表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宣言，并将《告赣南民众书》送到了国军46师师部以及大余县政府等地。
彭育英在收到红军的宣言书后很受触动；深感红军游击队被围剿多年仍不屈，如果能奔赴抗日战场，那就会建立奇功。
8月下旬，赣粤特委派陈毅等人以红军游击队全权代表的身份，下山与态度较好的彭育英先行接触；双方就后面的正式谈判问题进行商谈，彭育英也给陈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从9月8日开始，陈毅分别和彭育英、以及国军46师进行了谈判；在彭育英的配合下，谈判都进行得十分顺利，达成了国民政府停止围剿、释放政治犯、游击队停止打土豪、下山改编等协议。
彭育英非常清楚纸面上的协议实际执行起来有难度，所以在游击队下山点编时，还未等上级批复，就先给游击队拨款6000元，以解燃眉之急；同时为方便游击队顺利开赴抗日前线，还让文书赖志刚多开了几百张盖着大余县政府大印的空白函笺交给游击队，这些函笺在后面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彭育英经常帮助新四军，遭到顽固派的攻击，好在都被熊式辉压了下来，但彭育英也对官场失去了兴趣，便辞职到银行工作。
渡江战役之后，解放军横扫江南，彭育英在跟随银行撤回时，半路遭到散兵游勇的洗劫，彭育英侥幸逃到了刚解放的赣州，找到过去的老部下赖志刚。
偶然间，彭育英在报纸上看到陈毅已担任华东军管会主任、上海市市长的消息，他萌生了到上海找陈毅的想法。
他首先给陈毅写了一封信，陈毅在收到信后，想起了当年受到彭育英帮助的场景，他立即复电，让彭育英来上海，也就有了视频开头的一幕。
此后彭育英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提篮桥办事处第一副主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政府参事等职务，于1968年在上海病逝，享年68岁。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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