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要抑商扶农，难道古人不懂钱的好吗？
原创 团队作者 朝文社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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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提问
为什么古代要抑商扶农，难道古人不懂钱的好吗？
答：中国历代王朝经济政策里，“抑商扶农”这条，几乎是各大王朝都要坚决执行的国策，有时甚至更到了“重农抑商”的地步。但如果就此说“中国古人不懂商品经济”甚至“不懂钱的好”，那才是严重的不懂历史。首先一个事实是，再“抑商”的统治者，也很懂“钱的好”，哪怕“抑商”最严厉的时代，对商业的扶持政策，也是从来不少。
比如在厉行“重农抑商”的西汉年间，到了经济逐渐稳定的汉惠帝年间时，就“弛商贾之律”，然后“弛山泽之禁”，然后有了汉朝“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的怪现象，和“文景之治”的治国成就。就连公认“讨厌商人”的明太祖朱元璋，也曾多次降低商业税，为穷困商人提供“假贷钱谷”的支持。甚至不惜斥巨资为商人建造“榻房”，给“合法纳税”的商人提供免费住宿仓储服务。商业发展对于国民经济的意义，他们心里“门清”。
那既然“门清”，为什么还要采取严厉的“抑商扶农”甚至“重农抑商”国策呢？首先一个原因，正是“钱的好”。对于历代封建王朝来说，特别是在开国百废待兴的时候，最重要的物资财富，就是粮食。
古代科技生产条件有限，作为“刚需”的粮食从来无比珍贵。历代的货币变了又变，铁钱铜钱银钱锡钱都有，个别年月连纸壳泥壳都曾当钱用。但粮食却从来是硬通货。就连历代官员的工资制定与发放，都常以粮食为“定价”“支付”手段。东汉官员领工资，就是“半钱半谷”，唐朝“岁禄”的支付方式是“禄米”。明初文官的俸禄也是以米来衡量，正一品每年九百石米，从九品每年五十石米。
这工资水平，也变成了后世历史票友“明朝官员工资低”的吐槽。但真的低吗？以《明实录》记载，明代的粮食亩产量比宋代提高了近百分之五十，水稻亩产最高也就是三到四石，平均水平两石左右。再刨去种子肥料等开支，种多少亩地才能挣出“每年五十石米？”放在明初年间，从九品官员的这点“工资水平”，至少相当于江南中小地主家庭一年的纯收入。不用抱怨低，古代的粮食就是这么金贵。
粮食增点产如此难，可恰如一部经典电影所说：“什么是人心，人心就是粮食”。对于历代王朝来说，想要国家长治久安繁荣，首先就是要手里有粮。赶上王朝初建的年月，再苦再难也要“扶农”。那么商业呢？在古代很多时候，特别是饥荒战乱百废待兴的年月里，囤积居奇的商人，就是农业生产的大敌，利益的趋势下，商人往往会哄抬粮价，与封建王朝争抢宝贵的粮食资源。
比如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宋代，北宋中期的浙中灾荒里，就出现了“商贾争粟，富家闭粜”的闹剧。也就是富商们断绝粮食销售，关起门来等涨价。“官仓无粮”的北宋王朝呢？也只能眼睁睁干看，结果一场饥荒，导致“米斗二百，人死大半”。这还是大宋号称“太平盛世”的年月。到了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时，汴京“豪商”们也趁机大发国难财，一斗米涨到了近两千钱，给接下来的“靖康之耻”，结结实实加一把火。
类似触目惊心的教训，自然也叫历代王朝警醒，对于商人的打压防范，也就成了常态。而历代王朝的繁荣兴旺，首要的突破口，依然还是农业的发展。比如北宋真正成为“富宋”，就是从宋真宗年间不遗余力的农业改革开始。而一生铁腕手段治国的明太祖朱元璋，也通过各类强硬的国策，令明朝田亩突破八百万顷，岁粮收入突破三千万石，是宋元时代的两倍。“宇内富庶”的景象，撑起了大明辉煌盛世。农业有多重要？一目了然。
而第二个原因也同样重要：对于古代封建王朝来说，把农民牢牢拴在土地上，才是王朝安全的基石。
历代封建王朝，都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一方面要靠充足粮食来支撑，另一方面，也要靠足够的自耕农来耕种。自耕农的数量越多，王朝的生产运转才越稳定。但商业，也往往是农业生产的“大敌”。以汉代晁错的抨击说，商人“男不耕耘，女不蚕织”，却凭着丰厚的利润和一本万利的盈利方式，一面“牟农夫之利”，一面“乘上所急，所买必倍”。也就是一边兼并土地，一边和农业争夺劳动力。实在是巨大威胁。
对这个威胁，早在春秋战国年间时，当时的“诸子百家”就口诛笔伐。毕竟如前文所说，农业增点产太难，而商业盈利太快，在农业不发达的社会里，一旦发达商业导致大量人口流失，必然会让统治者“肉疼”。战国学者荀子就认为“工商众则国贫”。汉代贾谊更疾呼商业发达是“天下之大残也”。从那时起，“省商贾，重农夫”就成了历代王朝“重农抑商”的重要论据。
而对于封建皇帝来说，这事儿，可不止是抢点劳动力的事儿。大量“流民”的增加，也往往成为封建王朝大乱的导火索。明太祖朱元璋对待“流民”的态度就说明了这点。洪武三年时，他就下令强制苏松嘉湖杭五郡流民就地垦荒种田。二十年后，他更对太原三百户流民采取了奇葩处理决定：如果他们在种田，就让他们就地落户，如果他们在做买卖，就地逮捕治罪。
参考一下明朝之前的流民起义，还有明末的农民起义，就知道他在担心什么。历代王朝的“重农抑商”，基本都来自这样的担忧。但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各个王朝也会调整“抑商”政策，做出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改革。如果不变革呢？可以看看鸦片战争前的清朝，19世纪初的嘉庆皇帝，就是“重农”思想的坚决拥护者，多次下诏书“重农”，且进行了“禁矿”等一系列改革，盼着能富国强兵。
可此时的清王朝，人口已经急剧膨胀，人多地少的局面早已是严重社会病，龚自珍形容当时清朝“不农”“不工”的游民“十之五六”。如果还抱着“重农”，无视工商业的利益，结果就是鸦片战争前，清王朝社会的极度贫困化，各地“游民”扎堆，“盗贼”遍地的景象。道光年间的广东学政戴熙，就形容当时“盗贼蜂起，民不聊生”。名臣黄爵滋更哀叹“灾黎可悯也，荒岁可惧也”。
看过这个就明白，为什么接下来的鸦片战争里，大清会被打到这样惨。惨败的背后，就是固步自封的苦果。一句“重农抑商”，背后多少辉煌，却又多少教训。
参考资料：冯尔康《生活在清朝的人们》、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杨勇等《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思想成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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