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转运，则开始于元末的群雄起义。当时他投入郭子兴旗下的红巾军效力，并找准时机向郭子兴靠拢，成为了郭家的养女婿，自此才正式取名“朱元璋”。此后，他利用红巾军中将领们的复杂关系，在义军高层纵横捭阖，为自己积累着早期的资源和人脉。

这个阶段，朱元璋虽自知出身贫贱，但在同样出身微贱的义军之中，却表现出了极端的自信。又因为他自小读过几年私塾，因而对知识分子极为恭敬。相比之下，同样出身贫农或地痞的其他义军领袖，则表现出了粗俗且对文人不耐烦的一面。

于是，知识分子们心中的秤便自然而然地倒向了朱元璋。其中，就有后来的李善长、胡惟庸、刘伯温等人。

然而，当这些文臣武将帮自信的朱家打下江山之后，朱元璋却摇身一变，立马从自信的仁君变成了自卑的暴君。大明王朝建立之后，让世人记住的并非它一统河山的气魄，而是接踵而至的杀臣大案：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牵连多名开国功臣，丞相胡惟庸和开国大臣李善长死于非命；

洪武十五年，空印案事发，朱元璋开始将杀手伸进地方官员，导致朝廷人人自危；

洪武十八年，郭恒案牵连全国大小官员，被处死者多达七、八万，帝国六品及以下的官员几乎被杀尽；

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诛杀开国武将蓝玉全家，傅友德等功臣亦受牵连，被株连杀身者更是多达一万余人……

这些触目惊心的事件背后，其实是朱元璋对于功臣们的不信任感，而这一切则源于他内心的自卑。在朱元璋的心中，“出身贫贱”、“秃僧”、“粗鄙”这些词一直都让他深有顾虑，甚至在后期他都怕别人说自己得位不正、“盗窃天下”。

二、诛杀文臣的缘由

“文字狱”一词，谁都知道是贬义的，是为批评明清时代因有意曲解文字文意而产生的冤案。其实，文字狱自古便有，比如在我们熟知的《水浒传》中，宋江酒楼题诗被诬告造反被抓、而后才有了梁山众好汉劫法场，便是对古代文字狱的一种文学演绎。

▲央视版《水浒传》宋江提反诗一幕

而真正将文字狱发扬光大的，则是从朱元璋开始。有一次，杭州府学的一位教授在贺表中写着“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本意是夸赞朱元璋是天生的龙子，但朱元璋则认为，“光天之下”是骂自己是秃僧，“为世作则”的“则”是通假字通“贼”，于是马上让人把这个教授杀了。其对过往的敏感性，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朱元璋之所以对文字十分敏感，其实是源于他对于文人的忌惮。作为一个历经乱世的枭雄，他从最底层的流民成长到最高层的皇帝，看遍了人间百态，也深知自己能从群雄中脱颖而出的原因是什么。而文人集团这些知识分子是如何帮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他也心知肚明。

因而，当文人们竭尽全力帮朱家出谋划策、打下江山之后，朱元璋对于这些文人就从信任、重用变成了猜忌、排斥，因为文人们可以帮他打下江山，那么也可以帮别人打下江山。朱元璋自己作为一个从底层奋斗到皇帝的枭雄，肯定是自知有能力按压群臣，但当他百年之后，朱家子弟到底还能否统领这些开国旧臣？这个问题就成了朱元璋心里的一个疙瘩。

终于有一天，有人在朱元璋放风，讲了一个文人和张士诚的故事：

原来，张士诚本名是张九四，不过在他称王之后，便想找个文人帮他取个好名字，一改这平民出身的旧名。在宋元时期，平民百姓的名字多是以数字代称家中排行，以标明身份而已，如朱元璋早期的名字“朱重八”，或者张三李四之类。

而那受邀的文人本就不喜欢张九四，于是从《孟子》中的“士，诚小人也”，给他取名张士诚。张士诚本人还觉得这个名字不错，到死都不知道自己被别人骂了一辈子“小人”。

朱元璋听完，还真就自己去查了《孟子》，果真看到了这句话。于是，“文人不可信”、“文人好挖苦”的思想开始出现在了朱元璋的脑子里。

于是，当朱元璋逐渐稳住江山之后，震撼人心的明初四大案也便接踵而来。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朱元璋憎恶文人的笔墨，因而便用文字进行他的“反击”。最终，明朝初年的官员几乎被杀尽，而大明帝国这座巨大的机器，则在他的一意孤行下驶向了深渊。

三、朱元璋的理想社会

在杀臣的同时，朱元璋也不忘构建自己的理想社会。他希望朱家的天下是一个简单而稳定、可以流传千世万世的“大同社会”，于是在除掉功臣、取消宰相为后代铺路的同时，作为太祖的他也开始为大明江山的子民规划着生活的规则。

先是，朱元璋废丞相使得朱家得以大权独揽，而失去宰相辅佐的朱元璋虽是大权在握，但却不得不以一己之力面对着来自整个国家的奏本。然而，他依旧因此感到心安，甚至立下祖训：“他日朝廷之上若有人敢再提设立宰相者，必杀之。”

不过，精力十足的朱元璋却并没有考虑到后代子孙的素质和精力的问题。以朱棣为例，他夺权之后深感奏事繁多，但又不敢违背祖训，因而只得设立了内阁来当作自己的“秘书”组。而内阁却没有实权，大权依旧在皇帝一人手中，所有条令的颁布都需要经过皇帝的同意，这又意味着皇帝的素质会决定着国家的现状和未来。

▲嘉靖皇帝影视形象

同时，由于朱元璋前半生的经历，他清楚最底层的农民们是怎么通过起义推翻朝政的，所以为了杜绝“来自最底层的威胁”，朱元璋首先限制了帝国内民众们的流动性。在他的理解中，没有流动就意味着没有交流，也便斩除了一切不稳定的根源。

在此基础上，朱元璋将平民百姓们划分户籍，分为“军籍”、“匠籍”、“民籍”等，并规定必须世袭，世代不可改变户籍属性。与此同时，人口的流动必须报备，一般只能在一里的范围内活动，而离开住处百里以外需要有官方颁发的证书，否则便会治罪……

在另一方面，商人推动的商品经济发展会引起人们的贪欲，贪欲则会打破原有的规则，带来阶级的流动。而且，商人们是促进社会信息流动和压榨劳动力的“毒瘤”，所以最必须消灭的就是商人阶级。于是，在这番处心积虑地规划之下，大明帝国有如一个巨大的牢笼，生生锁住了帝国的国民。

当然，朱元璋并没有因此关闭民众追求人生价值的所有通道。在朝廷的科举中，依旧为想要通过仕试改变命运的人们提供了一条渠道。只不过，这条通道却是朱元璋通过思想控制民心的直接“武器”。

在大明的科举中，朝廷只考察四书五经，体裁均为八股格式，并规定应试者只能称赞皇家的好，不能有半点自己的想法。毕竟，大臣被诛杀的太多了，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运作，还是需要招揽一些思想简单但却较有志向的人来弥补空位。

于是，整个大明王朝在朱元璋的“美好”规划下开始驶向了“万劫不复”：为了独揽大权，朱家杀尽贤臣，也放弃了群臣们的良谏；为了追求社会安定，明初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一度抹杀了自宋元以来发达的海外贸易；为了控制国家，明朝的户籍和文字狱将百姓们囚禁在了“大明”牢笼中，失去创造力的大明王朝即便有着宋元至明初的实力基础，但却最终免不了开始和西方文明形成了发展逆差。

▲17世纪欧洲火炮

明朝建立于14世纪60年代末期，而这个世纪却正好是欧洲文艺复兴的起点。在那之后，明清两朝断断续续的闭关锁国禁锢了帝王将相们对于世界的理解，中国这头“雄狮”开始逐渐进入长达数百年的长眠；而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却一路向前，最终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的坚船利炮打醒了睡梦中的中国。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