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得到贝聿铭生前认可并亲自作序的《贝聿铭全集》出新版

《贝聿铭全集》内页

据出版社编辑介绍，该版本为全新译本，不仅订正了外版原稿中的错误，还将此前译本中未译的参考文献、贝聿铭作品名录等，悉数译出，提供给读者更全面翔实的资料信息。

新版本从多家机构购得版权，添加了多幅贝聿铭珍贵照片。新添照片包括贝聿铭的早年家族合照、在香山饭店工地与著名建筑家陈从周的合影，以及此前版本中没有提到的贝氏最后一件作品美秀美学院圣堂的相关照片。

《贝聿铭全集》前言（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文：贝聿铭

年轻的时候我在中国，不懂到底什么是建筑，还以为那就是一种工程技术，脑海里完全没有设计的概念。我那时候学的都是物理啊、数学啊，没有学艺术、历史。后来才明白，建筑其实是属于艺术和历史范畴的东西。在麻省理工学院，我学的是工程学。在那里，威廉·爱默生（William Emerson）第一次让我思考了建筑的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学院和哈佛大学有一些联合项目，所以在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加入哈佛之前，我已经接触了哈佛。那时候麻省理工学院还沉迷于学院派风格（Beaux-Arts），所以当格罗皮乌斯和马塞尔·布劳耶（Marcel Breuer）去了哈佛，我立刻产生了兴趣，决定去那里读研究生。

在哈佛读研的最后一年，我在格罗皮乌斯教的班级学习。他允许每个学生自由选择课题。我对他说我想做点关于中国的项目，因为我认为建筑和历史紧密相连。他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只是简单地回应道：“很好，你来证明一下吧。”我决定为上海设计一座博物馆。那时候，中国所有的博物馆都被建成了新古典主义风格。在我看来，柱廊和三角山墙的艺术风格都是错的，因为中国文物往往比较小。我了解中国艺术，因为我的家族一直热衷于收藏中国古董。我认为博物馆的设计风格应该顺应其藏品的风格，格罗皮乌斯完全同意。1946年，我在哈佛设计的这个建筑和苏州博物馆颇有相似的地方，只不过它早了60年。

1948年， 当威廉· 泽肯多夫（William Zeckendorf） 决定为韦伯奈普公司（Webb & Knapp）创立一个建筑部门的时候，我正在哈佛教书。他让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列一个建筑师的名单，名单里有我。于是，我就去纽约工作了。我们到处看地，我也开始了解房地产业。不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除了宏伟的想法，什么也没建成。直到建造基普斯湾大厦才开启了我的建筑生涯，也给了我信心。那段时间我崇拜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我胸怀大志，别看是初出茅庐，但是我想超越密斯。他喜欢把墙体遮蔽起来的方案，通常是在一个框架中间饰以玻璃和金属。我说，想象一下把墙体本身当作立面装饰，完全可以一步到位而不是分成两步。这就是基普斯湾项目和后来泽肯多夫的低成本房子的灵感来源。

我为威廉·泽肯多夫工作了十年，虽然没建几座房子，但是我和我组建的团队所做的工作，是做大规模的城市规划，这给我们提供了当时其他的年轻建筑师所没有的视野。在基普斯湾项目之后，我开始感受到低成本建筑的局限性，想做点不一样的东西。第一个机会来自丹佛。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CAR）的沃尔特·奥尔·罗伯茨博士（Dr. Walter Orr Roberts）邀请我在一块台地上建一个研究中心。我欣然接受邀请。大气研究中心项目给了我机会，第一次让我能够把建筑当作艺术来做。

继罗伯茨博士之后，我的最重要的机缘是和杰茜·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夫人杰奎琳·肯尼迪的昵称——译注）会面。那是1964年，她为肯尼迪图书馆的事面试我。在所有她约见的建筑师里，我可能是最不像能成功得到这个机会的人，但是最终她选择了我。后来有一些项目找到我，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我建了肯尼迪图书馆而获得的声望，比如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再后来，就像埃米尔·比亚西尼（Emile Biasini）说的那样，正是因为我设计建造了华盛顿国家美术馆，我生命中的又一个贵人——弗朗索瓦·密特朗才选中了我来设计大卢浮宫项目。生命中，你往往需要一些特别有远见的人拉你一把。我很幸运，认识不少这种特殊人物。

我对公共建筑最感兴趣，在我看来，最好的公共建筑项目就是博物馆。博物馆是我的心头之好，因为它汇集了一切。卢浮宫是一个建筑，但是远远不止于此，它更是文明的符号。建博物馆的时候，我变得博学。如果我不深入了解那些东西，就没法设计。从我在哈佛师从格罗皮乌斯设计的第一个项目，到我最近的工作，博物馆一直是最好的主题，它提醒我们，艺术、历史和建筑其实是合而为一的。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