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级教师于永正：退休后的大反思，使我明白教育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我们很多美其名曰‘培养学习习惯’的做法，就是强化学生不能乱说，不能乱动，整齐地听话……这都是最坏的习惯——没有比限制儿童的嘴乱说、手乱动更坏的学习习惯了，这是成人对儿童施加专制的最司空见惯的方式。”

他深刻地指出：

“我国教学危机的根源是专制教学。我们把教学当作一个专制的过程，集体对个人，上一代对下一代，上位者对下位者的专制的过程。而且我们每一个人，不自觉地在做一个专制者和接受专制者，这是我最担心的。”

几十年了，我不就是这么做的吗？运用“动物园教育学”——以奖励作诱因，以惩罚作威胁来“训练”学生，是泯灭人性的教育！

假如我回过头来再从事教育，我会视学生为朋友，我甚至不会称他们为“孩子”——叫他们孩子，那意味着我是长者，“平等”就不存在了。

低年级的学生称“小朋友”，高年级的学生称“同学”，同学同学，我们是一同来学习的，是平等的。他们犯了错误，我可能还会请他们到办公室里谈谈，但是我会为他搬一把椅子，放在我的身边，请他坐下，我甚至还会为他倒一杯水。

我可能很严肃，乃至于严厉，但不会再说“你呀，瞎子害眼——没治了”之类的伤害学生自尊心的话。我会以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告诉学生什么叫尊重、平等、民主。

如果让我再教一届学生，我不会再把分数作为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 ...

四十多年来，教的学生无数，但有几位学生的脸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李健、亓庆红、刘云、孙建军……他们的表情是漠然的，孤独的，有的甚至带有哀伤，他们很少言语，早上背着书包默默走进学校，下午放学又默默地回家……他们都是被我戴过“差生”帽子的人。

因为他们的学习成绩差，要么数学考不及格，要么语文考不及格。每次考试后，我都要宣布分数。念到他们的成绩时，我还故意在分数的后面加一个“大”字：“李健——50大分！”

这种话对学生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呀！如果说体罚伤及的是皮肉，那么语言伤害的则是心灵。皮肉受伤有药医治，而心灵的创伤却无药可医。

我是他们的老师吗？我配做他们的老师吗？不知这些学生现在怎么样，从事什么工作，但我相信，在社会上，他们不会差，他们中肯定有人很有出息。请他们原谅我当年的愚蠢。现在我明白了，人人都是一个大写的“人”，人人都有尊严、有人格，人人都应该得到尊重。

人的智能是多元的，人生下来就千差万别，正因为千差万别，才有灿烂的世界和多彩的生活。不能单用学习成绩来衡量学生，文化成绩不是一个人的全部。可惜，我认识得晚了。

如果我再从事小学教育，我会经常把十个手指头伸出来告诫自己：这就是你的学生！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有了这样的学生观，我会认真研究每一个学生，知其长短，让每个学生扬长避短，甚至让一些人变短为长。

我会让每个学生喜欢我，爱上学，爱读书，爱思考。人人尽力了，学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

东方不亮西方亮，分数实在没有多大意义。

如果让我再教一届学生，我希望成为学生的导师，而不是教师！

退休了，还不断吃润喉片，慢性咽炎要伴我终生了。不能怨天尤人，只怪自己四十年来讲话太多。

课改以前，讲课文里的字词的意思，讲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课改以来，讲课文的人文性，深挖文字背后的蕴含。难怪慢性咽炎久治不愈。语文能力不是讲出来的，学习兴趣不是讲出来的，情感态度更不是讲出来的。讲，真的作用有限。

现在看来，过去犯傻了。如果我再教小学语文，我会引导学生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不但多读，还得多背——在初知大意的基础上，多背点经典诗文。因为我明白了，学语文靠的是“童子功”——12岁以前，是人学习语言的最佳期。这期间，人的记忆力最好而理解力弱，一定多背。幼学如漆，小时候背熟的东西一般不会忘记。

我会引导学生在语文实践中养成读书读报和动笔写作的习惯。因为我明白了，教育说到底，是培养人的习惯，学语文是个慢功，是一辈子的事情。人一生以读、写为伴，才会有成就。

“讲之功有限，习之功无已。”（清颜元语）“导而弗牵”是教学的真谛。教师时代应该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导师时代。

人生是花，语文是根。在我的引导下，每个学生的“根”会长得粗壮、有力。

做导师而不做教师，我恐怕也就不会患慢性咽炎了。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