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孙伯鍨，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学科的奠基者。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多处谈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关系问题。他指出，“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是“问题的本质”。不了解这一点的人，就既不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也不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为此，他不止一次地批评了普列汉诺夫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在理论上的失足其根源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彼此割裂开来。列宁反对把辩证法变为实例的总和，竭力主张“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在列宁看来，在所有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只有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才不再是互相分离、彼此割裂的，它们融合为“同一个东西”。因此，结合《资本论》的科学体系和方法，分析和研究列宁关于逻辑、辩证法、认识论三者同一的思想，会有助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弘扬科学精神，清除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人学唯心主义的影响。

如何理解列宁关于“三同一”的论断

对于《资本论》的逻辑方法，列宁曾把它和黑格尔的《逻辑学》做过比较研究，并且得出结论：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认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向前推进了这些东西。在这些有价值的东西中，列宁特别提出了黑格尔关于逻辑、辩证法、认识论三者同一的思想。他说：“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①

对于列宁的上述论断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是学术界一直有争议的问题。从字面上看，列宁这里所说的“同一”不是指三者之间的统一或一致。而是指它们的完全“同一”。因为他明确指出：不必用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但如果是这样，逻辑（辩证逻辑）作为客观辩证法的主观应用就和事物本身的辩证法不再有任何区别了，它们变成了同一个东西，这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显然是不能成立的、荒谬的。因此，对列宁的这个论断，决不能仅仅从字面上理解，必须要根据他写下这段文字的特定场合和特定条件进行具体分析。上面已经说到，列宁的这个论断是在把黑格尔的《逻辑学》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做对照研究时作出的。因此，这里谈到的问题只涉及这两个特定的领域。列宁看到，在黑格尔《逻辑学》中，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是融为一体的，这一点构成了黑格尔方法的最大特色，也是它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同时，他又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根据唯物主义的原则成功地借鉴和改造了黑格尔的这个方法，把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应用于同一门科学——政治经济学，把三者统一、融合成为“同一个东西”。因此，列宁在这里所讲的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同一”，是指它们在“同一门科学”——《资本论》中的“同一”，如果越出了这个范围，如果推广到一般哲学意义上，认为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无条件地都是“同一个东西”，那就会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加区别地看成一回事。

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就等于逻辑学，等于认识论。因为在他看来，哲学家对辩证法的把握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思想史的概括。因而他所指的辩证法其实是思维运动的辩证法，而思维运动的辩证法无非就是概念的辩证法。关于什么是辩证法，黑格尔提出了两个重要标志或特征：第一，它是思维在概念中的纯粹运动；第二，它是在对象的本质自身中揭露、发现对象自身所具有的矛盾。这说明，黑格尔谈论辩证法只是和纯粹的思维或概念有关，而并不真正涉及思维以外的存在，他只是从概念的辩证法中“猜测到”事物的辩证法，而不是从客观存在的辩证法引出概念的辩证法。在他那里，除了作为逻辑范畴的概念或纯思维的抽象运动及其规律之外，本质上并不存在其他运动和规律，而纯思维的运动和规律又只能是逻辑学和认识论。因此，黑格尔完全有理由把三者看成是同一的、等同的。但是，在这个乍看起来是十足唯心主义的荒谬命题中，却包含着深刻的极有价值的真理，问题是要巧妙地根据唯物主义的立场彻底地加以改造，把原来只是以纯思维运动为基础的概念辩证法改造成为反映事物自身运动的客观辩证法，并且以此为基础把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在同一门科学的研究和叙述中统一起来，变成“同一个东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是这样做的。他批判和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而不是反过来把思维理解为客观存在的现实运动的主观反映。马克思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清醒地把在现实中已经完成的辩证发展，和这种发展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思维和概念的辩证运动，明确地区分开来。他强调指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而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客观的具体是作为既与的主体始终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只要人们的活动还仅仅局限在理论认识的范围内，这个“实在主体”就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②从这个意义上说，支配着这个“实在主体”的现实运动的辩证法和它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主观反映——逻辑和认识论，就决不能是“同一个东西”。因此，列宁所说的“同一”，只能被理解为是在“同一门科学”中所达到的“同一”，亦即在对同一个对象的理论认识和概念把握中所达到的“同一”。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在思维把具体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过程中所达到的“同一”。在这个完全属于思维和认识活动的过程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不应当分离为三个东西，而应当统一、融合为同一个东西。黑格尔是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这样做的，马克思则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也做到了这一点。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同一”就具体表现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和叙述体系。这个方法在《资本论》中，既是研究方法也是叙述方法；既体现为一门特殊科学的逻辑——《资本论》的逻辑，又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所以，这里确实不必要用三个词，它们已经融合为“同一个东西”。

根据上述分析，列宁关于逻辑、辩证法、唯物主义认识论三者“同一”的论断，不应当从一般哲学的意义上去理解，即不应当从思维和存在关系的意义上去理解。在一般哲学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并不主张把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完全看作是一个东西，因为辩证法首先并不是在思维领域和认识领域中存在，而是在客观的外部世界中存在。人类为了学会辩证地思维，为了把存在于外部世界中的物质规律通过头脑的改造和移植转变为思维规律，转变为逻辑，经历了漫长的实践和认识发展过程。同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来看，不仅不能把辩证法简单地等同于逻辑，把辩证法仅仅看成是思维规律，而且逻辑和认识论也不能完全画等号。认识并不仅仅局限于思维活动，即使是像马克思写作《资本论》那样的理论批判和思维活动。理论批判和思维活动，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思维的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个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③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实践—精神的掌握”，显然也包括实践、技术活动的广阔领域。所有这些都应当或多或少地归入认识的范畴，但却不能和逻辑等同起来，也不能像黑格尔那样把它们仅仅当作逻辑的一环，从逻辑中引申出这一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实践、技术等等的发展应当是逻辑发展的基础条件。

这里值得提出的一个问题是，马克思究竟是怎样根据唯物主义原则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简单地用“头足颠倒”的说法并不能真正表现出这个改造过程的本质。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过的，批判和改造黑格尔主义不是要用抽象的唯物主义去代替抽象的唯心主义，而是要用关于人及其现实发展的科学去取代纯粹思维的抽象运动。所以，无论马克思或恩格斯都没有企图像黑格尔那样去建立逻辑、辩证法、认识论熔为一炉的哲学体系，哪怕是唯物主义的体系。因为在他们看来，要建立这样的“世界一体”的哲学体系，就无异于承认：无论是外部世界的无限联系和发展，还是人们对它的认识，都已经在某个时间内终止和完成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问题就必须这样来解决：放弃任何关于建立新的世界哲学体系的要求，而仅仅致力于把旧哲学中一切还有价值的东西改造成为在具体科学研究中可资凭借的有用的方法。在对待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这样做的，他们从中获得的巨大精神遗产也仅仅是经过唯物地改造过的辩证思维方法。这种方法就其完整的科学形态来说，只是随着《资本论》的创作和问世才第一次被锻造出来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辩证思维方法作为一种以事实为依据的指导科学研究和建立科学体系的方法，是行之有效和富有成果的，但是如果用于建立“世界一体”的哲学体系，它就难免要陷入思辨，导致谬误，走向自己的反面，转化为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就像黑格尔人为地给无限发展着的世界过程设置“开端”，规定“终结”，把有限的人类精神夸大为无限的绝对精神，用它来包罗万象、囊括一切，必然要陷入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幻觉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思维和存在的界限被取消了，能思的精神和所思的物质被认为是本质上同一的，于是逻辑、辩证和认识论也就不过是同一实体——主体的不同谓语、不同名称而已。这样的观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自然是绝对荒谬的，不能同意的。马克思主义承认逻辑、辩证法、认识论三者的完全“同一”，只能是在“同一门科学”中，即在科学地叙述同一个认识对象的思维方法和逻辑体系中。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辩证法，是指在一门科学中获得体现的辩证思维方法，而作为思维方法，它同逻辑和认识论是应该“同一”、能够“同一”的。《资本论》作为应用辩证思维方法的典范，已经实现了这种“同一”。因此，列宁说：“这里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

“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的“同一”只能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中实现

在黑格尔的《逻辑学》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同一，集中体现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这个既是研究又是叙述的思维方法中，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熔为一炉，合为一体。它是辩证法，因为它在思维和概念的运动中再现历史的辩证法，坚持使思维规律和现实发展的规律相吻合，在概念的辩证联系和转化中再现事物内部的有机联系及其发展；它是逻辑学，因为它按照概念和范畴的本性和规律来使用概念和范畴，并根据严密的逻辑规则建立秩序井然的范畴体系；它也是认识论，因为沿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道路，会使人们一步一步地深入事物的本质，最终达到事物本质的最具体、最完整的认识。

黑格尔和马克思所以能够把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完全统一起来，是因为他们根据辩证思维的要求既改造了逻辑学，也改造了认识论。和辩证法相“同一”的逻辑不是旧的形式逻辑，而是辩证逻辑，辩证逻辑虽然也是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但它却不是把思维形式（概念、范畴等等）看成和内容相脱离的、僵硬的、不变的，而是看作是内容相统一的、流动的、可变的。因此，辩证逻辑并不专注于概念和范畴的外在形式，而是深入揭示它们的内在本性，研究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内在动因和实现机会。正如列宁指出的：“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④　按照列宁的理解，逻辑不应当把自己封存在现有的形式中，不应当只是外在地研究思维的形式特征和抽象规则，而应当不断地从外部世界的活生生的发展以及人对它的认识成就中吸收并丰富自己的内容。列宁很赞赏黑格尔把逻辑看成思想史的概括。但是，他认为，仅仅从思想中吸取逻辑的内容是不够的，应当广泛地总结各门科学的历史，其中包括技术。只有这样，概括在逻辑中的思维规律才能在各个层面上和外部世界的发展规律相吻合。因此，辩证逻辑不是别的，它只是客观辩证法的主观反映和应用，是转化为思维规律的存在规律，或者说，辩证逻辑就是按照现象自身的辩证规律来进行思维，根据事物自身的辩证联系来正确运用概念和建立概念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逻辑和辩证法是完全统一和一致的。黑格尔认为：真正的辩证法是对于对象的内在考察；只就对象本身来考察对象，没有任何前提、观念、应有性，不依照外在的关系、规律、根据。人们完全进入事物的本质，就对象自身来考察它，依据它所具有的规定来考察它。”⑤根据辩证法的要求，必须这样来对待概念和范畴：不是从在它们之外的任何前提、关系或规律中引出它们的发展，而是从它们自身的本性、内在矛盾和根据中引出它们的发展。体现在思维方法上，就是应当从最简单的概念出发，沿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道路，逐步引申和推演出越来越具体、越来越丰富的概念和范畴。直到能再现事物发展的全部丰富内容的完整体系。《资本论》的逻辑就是这样：开始是最简单的、普遍的、常见的、直接的“存在”——个别商品和它们之间的交换，它被当作最简单的社会关系来分析，这一分析揭示出贯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最基本的矛盾；往后的叙述就沿着这一基本矛盾的发展、解决、再发展、再解决……的各种具体形式来展开；由于矛盾发展的形式越来越具体，越来越丰富，于是最初的简单概念就随着矛盾的逐步展开而推演和扩展着为整个体系。

在《资本论》中，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和范畴的逻辑演进相独立而闸明的，它们就体现在逻辑演进的过程中。这些规律，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历史联系，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生理机制，都以一定的逻辑形式出现在由各种经济概念所构成的科学体系中。例如，推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矛盾，是通过对商品概念的分析而被揭露的。包含在商品内部的矛盾，即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矛盾的胚芽。这个矛盾的发展、两极化及其解决的独特形式，是推动商品向货币转化的内在源泉。因此，通过这一矛盾及其解决方式的分析，就同时实现了从商品概念向货币概念的逻辑演进。如马克思在对价值形态的分析中，就把从商品到货币的历史的发展的辩证法概括在一个严整的逻辑结构中：最初是简单的、个别的价值形态；然后是总和的、扩大的价值形态；最后是一般的价值形态。在这里，历史的辩证发展表现为逻辑的演进和推理：个别通过特殊而与一般相联系。从商品到货币的转化，在历史上确实经过了从以物易物的个别价值形态到商品与货币相交换的一般价值形态的转变和发展，表现在逻辑上，这却是一个从个别到一般的推理过程。从这个例子可以说明，通过一定的逻辑推理而实现的概念和范畴演变，所反映的实质内容是发生在现实中的辩证转化，这种转化证明：对立的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够成为同一的。正如列宁指出的：“从一定观点看来，在一定条件之下，普遍是个别，个别是普遍。不仅是（１）一切概念和判断的联系、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是（２）一个东西向另一个东西的转化，并且不仅是转化，而且是（３）对立面的同一——这就是黑格尔的主要的东西。”⑥

从商品到货币的转化，是商品价值表现两极化的必然结果，是商品内部矛盾的必然发展并获得解决的形式。但是，随着这个旧矛盾的解决，又有新的关系产生出来，在新的关系中又包含着新矛盾，这种矛盾及其运动被马克思表述在商品形态变化的逻辑公式（商品—货币—商品）中。这个公式的前半段是卖，后半段是买。但由于买和卖这两个对立过程在商品流通中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因而它们的任何分离和独立都会使流通受阻，都会孕育着危机的可能性。这个隐伏在商品形态变化中的矛盾最初还是极其抽象和极无内容的，然而，随着它的发展就会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复杂，并且在资本再生产的过程中以突发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这个矛盾的必然发展，马克思给予了恰当的逻辑分析。他说：“我们越是深入地研究这种经济，一方面，这个矛盾的越来越新的规定就必然被阐明，另一方面，这个矛盾的比较抽象的形式会再现并包含在它的比较个体的形式中这一点，也必然被说明。总之，可以说：危机的第一种形式是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即买和卖的分离。危机的第二种形式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这里货币在几个不同的、彼此分开的时刻执行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形式都还是十分抽象的，虽然第二种形式比第一种形式具体些。因此，在考察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它同资本的流通是一致的）时，首先要指出，上述两种形式在这里是简单地再现，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这里第一次获得了内容，获得了它们可以表现出来的基础。”⑦

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最初也是从流通过程中发生的。从历史上来说：“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⑧最初，商品流通的一般形式是商品—货币—商品。它是卖和买两个对立过程的直接统一，商品流通的性质是为买而卖。在这里，货币只起交换媒介的作用，它不在任何交换参加者手中滞留。但是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包含在流通过程中的矛盾也发展起来了，其直接的结果就是卖和买这两个对立过程的分离和独立。这种分离和独立导致商品流通性质的变化，同时旧的流通形态（商品—货币—商品）让位于新的流通形态（货币—商品—货币）。这就是说，为买而卖的流通形态转变为为卖而买的流通形态。在这种新的流通形态中，目的和手段都发生了向对立面的转化。这时货币已不再是商品流通的媒介和手段，它既是出发点，又是目的。而作为这样的货币，就已经是资本了。马克思说：“在运动中通过后一种流通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成为资本，而且按它的使命来说，已经是资本。”⑨在《资本论》中，对于货币到资本的历史辩证法的发展，马克思最初就是通过分析这两个对立的流通形态的不同特点，以及由此及彼的逻辑演化来进行表述的。初看起来，这只是同一些概念的逻辑次序的颠倒和换位，但实际上却概括地反映了非常复杂、非常现实的经济史的内容。如马克思指出的：“首先我们应该说明Ｇ—Ｗ—Ｇ和Ｗ—Ｇ—Ｗ这两种循环的形式上的区别。这样，隐藏在这种形式上的区别后面的内容上的区别同时也就暴露出来了。”⑩

但是，货币作为资本必须在流通中得到一个增值，即剩余价值。因此，资本流通的形式就应该是Ｇ—Ｗ—Ｇ′。然而，这个公式同支配流通过程的等价交换原则是相矛盾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总公式的矛盾”。不分析和解开这个矛盾，就不能揭示从货币向资本的转化是如何可能和如何实现的。而既然资本不能单单从流通过程中产生，它就必然还有另外的起源，这个起源必定既和流通过程又和创造商品价值的生产过程有关。这样，问题就必然发生在作为资本流通过程的媒介的那种商品的特性上，并且不是发生在它的交换价值上，而是发生在它的特殊的使用价值上，只是由于资本利用了这种商品的特殊的使用价值，才使它经过一个循环之后有可能获得一定量的剩余价值。一个推理过程在逻辑上必须这样来表达：“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但这个公式已经不是形式逻辑，而是辩证逻辑。执著于旧形式逻辑的斯密和李嘉图都只停留在流通过程里兜圈子，根据商品交换中的等价原则来解释成本和劳动（力）的交换，结果怎么也不能说明资本所带来的利润（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

从商品到货币，从货币到资本的辩证转化，在逻辑上表现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演绎和推理过程，但是，《资本论》的逻辑并不是分析到资本的产生就完了。其实，实现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还仅仅是完成了资本的前史，往后的发展则是资本作为一种孕育成熟的胚胎向“有机体”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像任何一个有机体一样，一旦当它的具有新质的幼芽在历史上形成之后，它就开始朝总体的方向发展。这个发展过程的实质在于：一方面它使社会的一切要素都从属于自己。使一切旧时遗留下来的社会关系都改造成为资本的关系；另一方面，它又把它本身的发展所必需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所以，《资本论》往后的逻辑就必须这样来展开：一方面顺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发展从逻辑上进行叙述；另一方面则按照把资本主义社会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的要求从结构上加以解剖。在前一个方面，马克思特别分析了资本向地产的转化和地产向雇佣劳动的转化。资本向地产的转化既是历史地又是必然地完成的，因为现代形式的地产是资本对封建地产以及其他形式的地产发生影响的结果。虽然从历史上来说，土地所有权较资本为先出，但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地租无论在历史上逻辑上都是资本转化的产物。而地产向雇佣劳动的转化，则“不仅是辩证的转化，而且也是历史的转化，因为现代地产的最后产物就是雇佣劳动的普遍建立”。⑪而后者则构成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在后一方面，马克思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以及资本自身的内部区别上，按照从一般到特殊和个别的逻辑顺序研究和分析了资本的结构和要素。从资本对劳动的一般关系来说，马克思把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从资本在流通中呈现的特殊形态来说，他把资本区别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而从个别资本的周转来说，他又把资本划分为固定资本和流通资本。在经过这种区别和划分之后，他又进而从社会总体上研究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说明社会总资本如何在自身内部的矛盾中运动和发展。最后，随着商品—资本主义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原来存在于流通过程中的特殊资本形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遂各自转化为独立的经营资本——货币经营资本、产业资本、商品经营资本。与此相适应，资本和利润的关系也区分为资本和利润以及资本和利息的关系。这样，马克思通过对资本范畴的分析和演绎，最终在逻辑上再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完整结构，实现了逻辑形式和辩证内容的完全“同一”。

三同一”是科学认识的普遍要求

马克思应用在《资本论》中的方法，对一切科学都是适用的。任何科学认识如果要按照整体化的要求进行，即如果要按照其对象的固有规律和活动范围建立独立完整的概念体系，就必须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把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完全统一起来。不过，这样做是有条件的，其中有决定性的条件是两个：第一，对象本身的发展已经达到较高的成熟阶段，因而无论就其历史行踪或内部结构来说，都能十分清晰地以完整而纯粹的形式暴露出来；第二，对于对象的认识已经超出了最初收集和加工材料的阶段，作为认识和把握对象内部过程和整体结构的逻辑起点的细胞形态已被发现。

第一个条件是本体论的条件。因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方法，其目的是要用思维的具体反映和再现现实的具体，因而对象自身的全面和具体的发展是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思维的具体性是不能实现的。作为辩证认识之结果的思维的具体性，是逻辑地再现和重建起来的现实对象的具体性，思维中的逻辑要素只能是客观对象中的现实要素的对应物，而决不能是思维凭空创造出来的东西。不过，思维在把对象的现实要素转变为逻辑要素并进而建构关于对象的历史运动和内部结构的概念体系的时候，并不是通过一种停留在经验水平上的消极直观的反映过程来完成的，而是在一系列极为复杂的抽象化过程的基础上，经过逻辑的改造、加工和修正来完成的。在这里，无论是对象的历史发展和内部结构都必须改造为逻辑，都必须在逻辑的必然性上加以把握。而要做到这一点，对象的历史发展和结构发展必须是在事实上已经完成了的。在谈到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方法时，恩格斯提出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法：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但他认为逻辑的方法显然要优于历史的方法。因为即使是理论批判的方法最终也要归结为现实考察的方法，不通过把现有的理论范畴和实际的经验事实进行对比，便不能判定理论本身的优劣和是否有效。而就现实考察的方法来说，则必须按照逻辑而不能单纯地追踪历史。因为“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乱思想进程”。⑫所以，逻辑的研究方法是惟一适用的方法。不过二者又不是截然对立的，因为逻辑研究的方法不外是摆脱了在历史中起纷扰作用的偶然性的历史的方法，所谓逻辑不是别的，它是贯穿在现实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必然性。思维在逻辑进程中的每一个向前的规定和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样的反映无疑经过了纯化和修正，但这种修正却不是任意作出的，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作出的。这种规律之所以能够被把握和抽象出来，是由于现实对象的发展已经达到较高的阶段，因而它的“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⑬

第二个条件是认识论的条件。科学认识虽然以对象的预先存在为先决条件，但是单有对象的存在还不能立即着手建构对象的概念体系，必须经过一个先行的认识过程才能做到这一点。毫无疑问，认识总是从实在的具体开始，因为它是现实的前提，是全部认识活动的起点。但是认识活动的起点却不能直接构成逻辑分析的起点。当对象还仅仅是认识的起点时，它不过是呈现在感官面前的浑浊表象，是感性的具体。只有在经过一系列的抽象和分析之后，才获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纯粹的概念规定性。这时，一个从逻辑上把对象当作具体整体来把握的过程就开始了。这个逻辑地把握对象的过程是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路线进行的，它从作为对象的细胞形态的简单规定性开始，直到把对象当作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统一整体在思维中再现出来为止。因此，逻辑（辩证逻辑）地把握对象的起点（逻辑起点）和认识的起点不同，它不是客观给定的，而是一个先行认识过程的结果。只有完成了这个先行的认识过程，一个从对象的简单规定（细胞形态）开始，沿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而把逻辑、辩证法、认识论融为一体的认识过程才得以开始和进行。

确定科学认识的逻辑起点，第一取决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质，不同性质的事物，其最基本、最简单的“细胞”或“元素”是不相同的，如果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那末化合物质的“细胞”就不是商品而是原子；一切科学的研究对象都有这样的“细胞”，只是对象不同其“细胞”形态也不相同而已；第二取决于科学研究的特殊任务，如经典物理学把分子当作最基本、最简单的规定，现代物理学则把微观粒子当作物理现象的“细胞形态”。同时，随着科学本身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各门科学的“细胞”和“元素”也必定会发生变化，并且这种变化或多或少地要改变体系的结构和性质。

把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在同一门科学中完全融合统一起来，变成“同一个东西”，这是对科学认识提出的最高要求，是科学发展臻于成熟的标志。一切科学只要不满足于单纯的经验描述和现象复制，就要力求借助于理论思维和逻辑推演向体系化、整体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方向上对象中的客观辩证联系转化为思维中的逻辑联系，转化为认识运动中概念和范畴的依次递进。由此而建立起来的概念和范畴体系不仅克服了经验认识的表面性，而且也克服了形式逻辑的片面性，从而把对象当作丰富的整体、有生命的过程在其内在联系上加以把握。辩证逻辑的概念和范畴体系，不是各种思维形式的简单列举和依次排列，而是所有这些概念和范畴都按照一定的逻辑法则从一个到另一个地推导出来。通过这种推导和证明，表明每一个概念和范畴都不是任意产生的，而是合乎规律地必然出现的。这种建立在严密推论和证明基础上的概念关系，恰恰表现为人们对认识对象的理论理解和概念把握的辩证过程。这个认识过程从事物的最简单规定（细胞形式）出发，开始是最抽象、最肤浅的认识，然后沿着既是分析又是综合的道路一步一步地深入事物的本质，从而使关于对象的认识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具体。当思维上升到逻辑演进的最高点，它同时也就达到认识和理论理解的最高点。在这里，逻辑的进程和认识的发展是完全一致的，之所以一致，是由于它们二者都遵循着同一个规律——对象自身的客观辩证法。一切科学研究的对象都存在着这种客观辩证法，因此，一切科学认识要使自己达到完善和成熟的程度，都必须把逻辑和认识论在辩证规律的基础上融合和统一起来，变成“同一个东西”。

本文节选自《孙伯鍨哲学文存·第三卷·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研究》，原载于《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

注释 

①《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75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51—75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52页。

④《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9—90页。

⑤同上书,第279—280页。

⑥《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8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7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页。

⑩同上书,第169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9—300页。

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32页。

⑬同上书,第532—5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