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冷记忆：1980-1985》

丛书名：棱镜精装人文译丛

作者：让·鲍德里亚

译者：张新木 李万文

作者简介：让·鲍德里亚，法国哲学家、现代社会思想家、后现代理论家，“知识的恐怖主义者”，著有《消费社会》《生产之镜》《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等。

1983年10月    

初期大洪水的长长的闪电。

为生活的复杂性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考察一下使用电话和心灵感应的努力的总和，看看使用技术和人际关系的努力的总和，以便在这个被称作为社会生活的奇特天地里能调节一点点人们的行为，人们真要梦想原始人生理努力的清晰性。这对于那些无益的精神复杂化来说尤其是真实的想法。应该永远偏爱纯净的生理努力，并且通过偏爱为单纯的五官快乐保留一份精神的能量。

鲍德里亚

人工智能的悲哀就在于它并没有人为性，因此也就没有智能。

清晨，在半醒半睡中，在这条静静的街道上，财富在巴黎市中心赋予了这条街外省的魅力，突然有一个唯一的声音，似乎急急匆匆地来自梦乡深处：一名女子的鞋跟那尖声尖气的窃窃私语声，每天到来的白天光线急匆匆地将她推向工作场所。声音来自街道的那一头，响声越来越大，从我窗下穿过时非常急促，在早晨的清晰中显得残酷无情（在夜间没有人会这样走路）；然后，脚步声渐渐远去，走向了街道的另一头。她用了无穷无尽的时间走完了这条街，而这条街其实并不太长，但鞋跟那金属的回声实在难以驯服，它似乎对她周围绒绒的昏昏的天地作了判决。我敢肯定，这名女子也很清楚这一点，我还肯定，这是她一天中唯一的享受。

孩童般的失望：那位梦中遇到的女子，我疯狂地爱着她，并把我的地址留给了她——我很快发现这个地址是假的，觉得她没有任何机会找到我，无论是在梦里还是在真实生活中，我已经有这样的预感。然而为什么？为什么我会留给她一个假地址呢？即使醒来之后，我也一整天心里都很难受。

睡梦给各式各样的人一种印象，即它完全拥有他们所寻求的东西。对机敏的人来说有机敏，对真诚的人来说有真诚，对粗暴的人来说有粗暴，对狡诈的人来说有狡诈，对残忍的人来说有残忍。总之你应有尽有。这是激情的血浆，能够在任何系统中循环。

很多女性毁坏了自己的形象，她们认为自己的脸庞过于完美，所以不能体现个性。在这个已经被女性悄悄统治着的世界里，非常靓丽只能是一种严重的残疾。

当冰块结冰时，所有的粪便就都会冒出头来。因此，当辩证法被冻结时，人们会看到所有辩证法的神圣粪便都冒出头来。当未来被冷冻时，甚至当现在被冷冻后，人们就会看到过去的所有粪便都冒出头来。

亚美尼亚人动人的情况，他们所有的精力都用来要求人们承认这一点，即他们在1915年被屠杀的事实。他们的身份要通过大屠杀来认可，必须为此提供证明。这有可能导致不惜生命的举动，以恐怖主义行动迫使世界承认他们。

然而，这一切具有某种令人生厌的东西。原因是身份并没有什么用处，从深层次上讲，身份只是一个梦想，为自己要求个“名正言顺”，很奇怪地为自己要求个死，这不荒谬么。亚美尼亚人的这个状况非常悲惨，因为他们压根儿都说不上是为生存权而战斗，而是为曾经被人屠杀的权利而战斗。无论如何，怎么能为七十年来已经被全世界遗忘的大屠杀复仇呢？对抗世界性的无动于衷，能怎么办呢？那只有恐怖主义。超现实主义的复仇，它本身就注定会很快被遗忘。

从前，人们害怕在不体面中死去，或在原罪中死去。如今，人们则害怕在愚蠢中死去。因为没有临终圣油礼能宽恕你的愚蠢。我们在这个尘世上体验到的这种愚蠢，它就像主观的永恒物。

女人中最具诱惑力的女人：那些患萎黄病的乡下女人，坐在白色的奔驰轿车里，披着爱马仕牌围巾。这种女人现在很少见了，偶尔会在海边出现。

对于开普勒来说，宇宙是永恒的——没有宇宙起源大爆炸一说，丝毫没有根源之说，只有一种难以解密的命令（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总有某种想法产生，而不是对宗教意识说一不二，而且问题都是针对亵渎宗教的意识）。在宇宙间的恒星里、行星上，在椭圆轨道中，宇宙是固定的，永恒不变的。实际上，宇宙是一场庆典仪式：它的展开给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思想的微观展开充当了典范。这就是开普勒的观点。

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哥白尼日心说的支持者。他开创了开普勒定律，即行星椭圆轨道运行法则。

如今，我们不再相信这个观点。宇宙不再是永恒的，它起源于大爆炸，而且还在不断地膨胀（或根据它的质量，处在潜在的衰退中）。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并且否定了开普勒的观点。追根溯源，我们理解开普勒，他那时只能依照他周围宗教世界的看法，认为世界是固定的和永恒的。这种必然性本身使得他的观点只能是错误的。

我们的观点又到了哪一步呢？我们的观点是真实的，因为它符合事实，而且这些事实就是我们的宗教。但是我们不能更多地用别的方式来思考我们的世界，我们只能用现有的方式，也就是宇宙膨胀说，如同开普勒那样，只能认为世界是固定的和永恒的。在这种相同的必然性面前，什么东西可以保证我们不是像开普勒那样，以同样的真实性，以同样的真诚去思考我们的世界，而结果却得不到更多的真理呢？

宇宙在膨胀，这让我们很高兴，然而说到底，宇宙膨胀也许仅仅是……从开普勒去世后才开始。

说宇宙处于无限的膨胀之中，或正在向一个无限密度的原始核心收缩，这取决于它的临界质量（随着新粒子的“发明”，关于临界质量的问题众说纷纭）。从类比的角度讲，我们的人类历史是在进化或在退化，也许都是取决于人类的临界质量。人类种群是否达到必要的逃逸速度，以便克服质量的惯性？我们是否也像那些星系一样，处在终结性的运动中，正以飞快的速度让我们相距越来越远？或者说这种无穷的分散注定要结束，根据引力的相反运动人类的分子注定要相互靠近？每日俱增的人类质量，它能否控制这一类的脉冲呢？

东欧各国不仅变成了平民社会的圣地，而且还变成了教皇的栖息地。罗马教廷在洲际巡访和娱乐业界逐渐消散。莱赫·瓦文萨则相反，他拒绝离开波兰去领诺贝尔奖。他才是真正的教皇，是那个不离开自己的梵蒂冈的教皇，并且在当地受到大家的爱戴。

他的妻子代他去领取诺贝尔奖，并且将诺贝尔奖放置在琴斯托霍瓦②的黑圣母教堂下面。这就是瓦文萨一世的行为，他是工会的教皇，格但斯克造船厂的那个汉子，西方无耻吹捧的那个人物：在这个大审讯官庇护下的幸运的小工会分子身上，我们看到了对我们所有错误的纠正，看到了对我们特权的大肆颂扬和宽恕。这也是对不同政见的崇高敬礼。我们感到自己就像最初的基督徒——多么大的安慰！上帝给我们派来了使者，而且我们已经听到了他的声音！（这还不像基督第一次出现的情形）。愿上帝保佑不同政见！我们自己的教皇，这位后现代的伪君子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精神性，他在热带地区廉价出售神灵。他与刺杀他的凶手握手言和。你们看到了吧!罗马教廷这个虚伪的千年杰作，它已经死亡。虚伪整个地传到了东方，与精神性一起传了过去。古老的神学力量，黑圣母和耶稣会教士的力量，在得到共产主义的更新后，重新在瓦文萨和团结工会身上找回了它所有的力量，在不同政见和亲不同政见者那里找到了它所有的力量。正如康德所言，就让西方消化它的危机吧，让这股忧郁之风刮遍它的五脏六腑吧。

一九八三年：两件年度大事——瓦文萨获诺贝尔奖，教皇宽恕了刺杀他的凶手。虚伪的事件。按事件的乘方来提升高度的虚伪。

一位女士在电话亭里度过了圣诞节的整个白天，却没给任何人打电话。如果有人来，她就离开，然后又回到电话亭。也没有任何人给她打电话，但在街道的一扇窗户上，有一个人整天在观察着她，也许是因为无事可做。这就是圣诞节综合征。

整个整个的电影——《隔墙花》，《激烈的周末》③——都变成了广告宣传品。整个一个阶层，即那个由技术或心理学小玩意儿混合起来的文化的阶层——这是欲望形式的文化，就像脑袋形状的一段乐曲那样——干部阶层是根据他们自身的大脑功能进行晋升的。因为有人对他们说，他们的大脑像电脑，他们的晋升也可根据他们对自身欲望的表达；因为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具有一种语言结构的无意识——有的就是这些东西，整个亚文化的广告的光泽，因自身的亲和性而催人泪下，因其生意性而战战兢兢，像铀一样得到浓缩，并得到自主管理的遗迹和交际的刻板模式的美化——出自芬妮·阿尔丹④那漂亮嘴巴的就是这些东西，并显示出特吕弗那自我广告式的现代主义风格。

既往病史、经典诠释、虚构故事、比喻超义——缺乏条理的话语。

智者，如果他想了解其心灵的状态，会注视指甲上的新月形条纹。

生活本身并没有绝望透顶，它只是稍微有些令人伤感。在白日的光线里隐含着某种模糊的东西，像言语那样有一种捉摸不透的东西，它给事物蒙上一层忧郁的外表，它来自比我们的无意识或我们的个人历史还要遥远的地方。

目前的整个文化有一种倾向，它要重新构建一种健康、一种美德、一种知识道德，它要和科学、历史和民主方面的有教益的训练建立关系。1960—1970年间打开的缺口如今又重新弥合，所有的人都在武装自己，以便实现一个有操作性的前景。这个前景在2000年迫近之时，仅仅是一个防御性的精神发泄。危机的长期恫吓已经开始，知识的恫吓也已经开始。重新调整中心，重新调整中心，离心激情的结束。我们在欢乐中曾经解构和毁灭的东西，人们正在忧伤中一一恢复。

布托城⑤：诱导疗法的戏剧。这些蜷曲的身体，一半像猴子，一半像爬行动物，总是贴在地面上，被一股凶猛的力量绷拉着。它们变得柔软灵活，不具人形，呈食肉动物状——从来不像西方人身体的那种自然主义造型，而是一些半遮半掩的、弯弯曲曲的、使劲支撑着的身体，是一些发白的眼睛，是猴子那悲剧般的淫秽，却有着赤裸的身体上那种珍珠般的白色（只有人的身体会赤裸，动物从来都不会赤裸，它们只能给人的身体充当面具或隐语）。这些幼虫般的身体，这些蜷曲的、带电的、静止的身体，正像阿尔托可能会说的那样，总是处于精神电击的状态。在这些身体上，四肢在相互寻找，狡猾的形状在盐柱（colonnes de sel）之间发光——这是一种赤裸的狡猾，是一种紧张的、蜷曲的、畸形的赤裸，它在空中画出条纹，将人们吸引到它那里，引人发笑，也让人战栗，比西方舞蹈中延伸的身体的效果还好。寂静也是一种赤裸，一种吸引听觉的白色和珍珠色的形式，如同那光滑的、珍珠似的、扭曲的身体，将空间引向自身，而不是在空间里优雅地展开。这就是残暴的所有秘密：许多符号缠绕在一起，而不是相互分离，并注视着地面。这不像西方舞蹈那样要占据一个抽象的空间，应该将所有的空间收回到身体里，哪怕是造成荒唐的、痛苦的、永远没有享乐的裸体也在所不惜——因此，这对我们肉欲想象来说是非常残酷的。此外，这个空间还必须渐渐翻白，正因为如此，身体才呈现出翻白眼睛的白色。这些就像蚕茧、蜂巢、蛇结、野猫，它们具有剥去了毛皮的美丽——实际上，人类的裸体重新变成了一个胎儿世界和动物世界的表达方式，或像一只永远睁开着的眼睛，但没有目光。双手不停地伸向自己的脸，好像要把它扯下来一样，空间从来就不是自由的，身体是一条脉石，死亡先于出生，血液不再循环，天上下着盐巴，白色显得很神奇。与此同时，贝嘉⑥沿着城墙，一路跳着贞洁少女的法兰多拉舞——寓意、幻觉、击脚跳。这里是身体的纯粹的幻想，是轻盈的人的异想天开，是产钳的防护罩，是出生的幽灵。

埃及的布托城

水，本身是肃静的，却只期盼着发出声音。水本身是静止的，却只期待着流动起来。水本身是既冰冷又酸涩，但它却拥有盐的温热和纺织品的矿物性柔软。

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神圣恐惧。而反对政治迫害就是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反对政治迫害的神甫比政治迫害下的刽子手更有价值。羔羊代替了《启示录》中的狗。

柏林。

突然，我不知不觉来到了前面。一长串涂鸦从墙壁的这一头奔向那一头，就像纽约地铁里的那些涂鸦，也像西方的移印图案。因此，我失去了对这堵墙的想象，对这个城市的想象，这座城市像人的大脑一样，曾经被人工解剖刀一分为二。边境附近的建筑物上还残留着一段炽热的历史那烧焦的痕迹——而冷酷的历史，它则自我吸收着冷酷的符号，这些符号使想象日趋失望（即使是那些涂鸦也都是冷酷的，唯一滑稽的符号，就是那些在 no man's land的铁丝网地带奔跑的野兔）。

无法重新找到恐惧的颤抖。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在这里，在被其自身的暴力所摧毁的历史的顶峰，一切都十分平静，幽灵绰绰，就像十一月份一块模糊的空地。城区中无论哪个被废弃的区域都呈现出相同的情景。令人震惊的事，就是我们的历史像废弃空地一样被博物馆化。曾经相互争斗的人们回想起这段历史，就像是一个噩梦，也就是说，还像是在实现他们的某个欲望。但从今以后，符号才是真正的战场，这些符号是致命能量的导体，是电击的要素。今天，在燃烧的是电路，是大脑的网络，是我们这些感觉和爱情机器的网络；这不再是燃烧着的大楼，或崩塌中的城市，而是我们记忆的电波继电器在发出轻微的噼啪声。

我诧异地看着这堵墙，却无法再回忆起任何东西，甚至不会比两千年后凝视这面墙的人们更多地体会这面墙所呈现的历史意义。在精神上闭上眼睛，我看到克里斯托之墙⑦，一块巨大的织物纱布沿着加利福尼亚的丘陵跑动……从哪里来的这种展示带子和墙壁的激情？这里是混凝土的带子，别的地方是磁带或是梦想的展开带子，在科学家那里，是染色体带子还是脱氧核糖核酸（DNA）的螺旋体事物就盘踞在它们自己的中心，就在它们内部的盘旋中，不应该试着去理清这种混乱。这里，一个城市的迷宫，同时也像历史的难解之结，一下子就被致命的切开术手术毁坏了。没有任何结痂的东西——但是切开术的疼痛却已经被人忘记。

对电影《浩劫后》来说也是同样情况，这部电影被认为能启发拯救性的恐惧。用核威慑对付核威慑。炸弹产生威慑，应该对炸弹进行威慑。然而，我却无法看到任何东西，无法想象任何东西。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中逼真的巨幅幻灯片深深地触动了我，在那里，人们感觉在上演着冰川时期的颤抖。而在这里，我既感觉不到核武器的颤抖，也感觉不到它的魅力；既感觉不到悬念，也感觉不到最终的目眩。

《浩劫后》（The Day After），美国广播公司1983年推出的一部电视剧，展示了北约和华约之间发生核战争以后的景象，主要反映核战争的恐惧。

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不可思议么？在我们的想象中，核打击难道不是一个总体的和没有明天的事件吗？而在这里，它只是导致人类种群的生态倒退而已。不过这种倒退，我们已经经历过了，我们刚刚勉强从中摆脱出来。我们所梦想的，那就是在人类范围内不再发生的事情：当我们不再生存在地球上的时候，地球会像什么样子呢？我们梦想着看

到世界处于纯粹的非人类的状态中（这丝毫不是自然的状态），处于形式残酷的状态中。一句话，我们梦想着自我的消失。

核武器引起的晕厥属于同一范畴。这种晕厥必须形成一种人类的防护圈，并且结束我们对待世界的情感狂热。它应该将我们带回到元素和事件的纯粹地质学中。

这一切能够被隐喻到图像里吗？对这种事情进行暗示的可能性并不确定，而且不会比对生物分子学的暗示更加清晰，生物分子学则是核武器威胁的另一个维度。这个与我们没有关系，或者说与我们不再有什么关系，这只证明我们已经受到辐射了。就我们精神而言，这一切已经发生过上千次，而灾难也仅仅是一种连环画。在电影中粗俗地放映它，也不过是对日常生活核弹化的一种消遣——或确切地说：电影本身就是我们的灾难。它并不表现灾难，也不让灾难产生想象，相反它说：灾难就在面前，灾难已经到来，因为其想象物是不可能的。

柏林墙体现了冷战的过世特征。布满墙壁的涂鸦在美化墙壁的同时，也只能给它增加一点赞誉而已，就像一位奴隶，他用鲜花编织了一根抽打自己的鞭子。如果说莫莱迪⑧能够建议在拉德芳斯新区周边，在克勒茨堡⑨居民的参与下，按原样大小来复制柏林墙，这绝非偶然。墙上的涂鸦用的是持不同政见的颜色，这个好享乐的精神剧本所描绘的冷战，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冷战。某一天，人们应该揭穿这种关于不同政见的骗局。西方知识分子利用不同政见，来到这堵代表耻辱的脑袋墙上进行自慰，花费少量的费用给自己重新构建一门人权美学，构建一门关于政治迫害的情感美学。这面墙用它自己的方式解释了明确划分善与恶的终结，它也因此变成了怀旧的符号。就像很多古建筑和很多事件一样，它们只是表达着对历史的怀念；就像许多怒火那样，它只是表达对怒火的怀念。如果说事情已经起了变化，那也只好作罢——人们总不能永远为一个厌食的历史而哭泣，在一堆厌食的废墟上哭泣不已。

所有的十字军东征都是卑鄙的。

“面罩在舱压下降时会自动落下。请熄灭你的香烟。”

是否真的需要准备好带着面罩去死，直到至另一个世界时连自己都认不出来吗？

我想，成千上万的亡灵还继续出没在空中航线上，因为他们还没有在那里被人接受，原因就是面罩。他们继续在险恶的环境下游荡着，而我们与他们擦肩而过却并不知晓。

我不能与上帝一道乘飞机旅行，也不会和一个自以为是上帝（威尔第格利奥纳⑩）的人在一起旅行。这太危险了，这危险倒不在于与飞机一起坠毁，而是永远都下不了飞机。

进入睡眠的不可能性的等同物，就是不通过意识的苦恼就不能从睡眠中醒来的可能性。因此就有了某种洗澡的去污必要性，以便驱除清晨的冷汗——这汗水也许不是体内的分泌物，而是身体表面一种突然的凝结物，就像在冰冷的玻璃杯上的水蒸气，或是周遭的焦虑，不确定的现实和早晨的第一缕光线。

沮丧的情绪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导致事故。但是突然间它变了，因为事故证明，我们能够将世界带进我们的踪迹，而且在不幸中我们还保留了某种权力。一系列的事故创造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喜悦，这正是从中看到了这种奇特的权力。

圣安东尼奥市：在几小时间隔内，在一个平常人身上，在表面上看来很平静的生活中，发生了两件很不平常的事件——如果这两件事情之间没有联系，那么它们岂不更是非同一般了？

幸运事物的巧合是幸运的。但是，有害事物的巧合也是幸运的。任何巧合都是幸运的，因为巧合给精神提供了一种精神的快乐。况且，最让人满意的幸福莫过于由巧合构成的快乐。否则，幸运是否真是一种快乐呢？

在湖底，进行着物理法则的微型游戏，就在树叶的腐烂过程中，就在结冰车辙的蛛网形式里。于是，森林里池塘的表面反射了水中树枝的图画。这是因为树枝将冬季阳光的那点温暖几乎折射到了冰下，因此以水印的形式勾勒出它们在水下的存在。谁能梦想到如此巧妙的效果？由于水被冰覆盖着所起的作用，声音就传不出去，冰的振动以一种长长的尖叫声，波动着一直传到对岸。这几乎是动物撕破天空的那种效果。破裂的冰块传播着它那痛苦的波动。四周的树木被龙卷风撕裂。树木好像也在吼叫：痛苦通过动物界的痛苦传到了植物界。但是大雪用它的寂静将它们覆盖。所有树木都倒向一个方向，好像是要流向一条河。森林被一股疯狂的气流毁坏，就在黎明之前。没有人在那里听到成千上万的树木折断的声音，看到它们一批压一批地倒下。陨石的灾难，就像落在了一群野兽身上——这恰似森林通过刮风进行的自杀。

所有来自媒体的东西都是无用的，这种无用性由一种不可能性控制着，即不可能让这种场景保持空白状态。音乐、聚光灯、闪光灯、广告、信息、电影、女播音员……没有可选物来填充屏幕——只有不能申诉的空白。我们又回到了拜占庭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上帝不再存在，偶像崇拜就通过大量的图片给自己蒙上面纱。所以，稍微有一点技术故障，女播音员稍微有一点口误，就会重新变得激动人心，因为它揭示了这个空白的深度，而空白则从电视屏幕中斜视一切。

应该把机会留给停止的时间。这对现在的时间也是有效的，不应该想着在焦虑性衰退中妨碍他人。即使而且尤其是在政治方面，治疗的激情是最糟糕的事情。这正是社会主义者在社会性上所奉行的政策，也是生态主义者在自然方面所采取的方法，而我们所有的人在大量已经死亡的意识形态方面所做的是：治疗的激情。要以拒绝的名义存活下来，拒绝看着技术在死亡面前低头认输。要预备一切，储备一切，以拒绝看着某个事件逃出我们的控制。我们在培育着过时了的昏迷，我们酷爱人工移植。我们还热衷于假肢种植。到处都是对生命的激情，这种激情对应于生命原始形象的平淡无奇，对应于躯体的非化身现象，对应于一个死亡的世界、一个过时的时代的治疗性再生。

一个社会若允许这种龌龊的事件从自己的粪土堆上产生出来，并且任其在粪土表面生长蔓延，那么这个社会就像这样一个人，他任一只苍蝇在他脸上飞来飞去而没有反应，他任由口水从口中流出而不擦拭。他是一个癫痫病人，或是一个死人。

通过人们总是期待被认可的愿望，可以感觉到他们生活在自我的体现中。在这些人中间要改变现状会很奇怪。即使他们一文不值，你最终还是会承认他们。即使你一文不值，他们最终也会认可你。这样会创造一种偶像式的亲密关系，即知识分子阶层的特殊气氛。你可以通过表现一种提前认可的神情，使自己在这里一举成名；通过表现一种虚有名气的神情，将你提升到高于大多数凡人的地位，而且只能持续一个瞬间。如果没有这个一眨眼工夫的荣耀，知识分子也许就没有了他们固有的存在。如果没有这个引申的存在，他们就有可能沦落到只能相互掐脖子的境地。

致命的大瘟疫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只有一种，那就是：人类生灵的急剧增加。人口过剩构成了一种慢性的、不可抵抗的瘟疫，这与鼠疫、霍乱正好相反。人们只能希望人口过剩在撑饱了活人之后自行停止，就像鼠疫所经历的那样，当它撑饱了死尸以后就自行停止了。这样的调节性条件反射，还能像当年对抗死亡的过度那样，起到对抗生活过度的作用吗？因为生活过度将更加致命。

云层的密集生活是地球的美景之一。云的愚蠢特点之一就是顺风而行。但是也不要太相信这一点。风有时候会与云进行搏斗，就像在这里的沿海地带，但它没能挡住飞云，也没能阻止飞云将其无情的阴影投射到乡村和大海。

对于地球和它那些玄妙的蹼足类动物而言，这些云层与其说是一层气体的包层，倒不如说是一层肉质的包层。云层给我们带来了暴风雨、雨水、阴影和些许内疚。从飞机上看，云层呈现出浮冰的颜色，它们像冰川一样相互拥挤着，它们相互撕扯着，只有一种陨石式的命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穿越它们的那种神奇的电流外，还有这些运动着的团块那神奇的无用性。

河岸相互交叉，河流平行流淌。河流相互交叉，河岸平行延伸。只有一片树叶在飒飒作响，其他树叶则悄无声息。谁会知道这场梦的结局呢？

它是那么稀薄，那么透明，以至于必须两次经过同一个地方才能留下一点点阴影。

体验一种寄人篱下的命运，就像其他人在别国的国旗下航行一样。

清晨，在高架地铁的周围。

众多的身体拖着懒洋洋的步伐，这是受刑的反面：是工作的陶醉。这些疲惫的身子，因一夜糟糕的睡眠而疲惫不堪，这些一无所有的人彻夜难眠，出于节俭而重新坠入相同的梦乡。这是节俭生活的光彩，这种生活顺着风向，在街心广场的周围无力地旋转着。从来没有夜晚，从来没有冬季，从来没有阳光，从来没有夏天——这是工作的永恒季节，给身着罗纱短上衣的小姐们带来一丝不灭的光芒，她们两眼充血——她们看不到我，她们什么也不看，她们就是去上班，因此就显得更为美丽。应该能够将她们从清晨空气的抽象中拉出来，将她们重新按到床上，让她们重新进入梦乡，她们的步态举止就保留着睡梦那温暖的形式。她们是清晨充满色情的劳动女性。

一夜纵酒狂欢，苏丁在一个朋友的背上刺了一幅画。当时他还没有名气。二十年后，这位朋友成了流浪汉，他在经过巴黎左岸的一个画廊时，里面正在展出苏丁鼎盛时期的作品。他走进画廊，并脱下衣服。一个富人将流浪汉买下，让他在蓝色海岸的别墅里光着上身来回展示。那个流浪汉后来老了，死了。或许是被人谋杀了？此后，人们看到展出了苏丁的一张颗粒奇特的绘画，不太像是网格版，但却是货真价实的。

柴姆·苏丁（Chaim Soutine, 1894—1943），俄罗斯裔法国著名画家。出生于立陶宛，后来到法国巴黎学习绘画。他的作品类似表现主义，比野兽派更热烈。作品有《剥皮的牛》、《雨后放学》、《男佣》等。

No rain no rain no rain！

No rain！

No sense no sense no sense！

No sense！

①指亚美尼亚人1894—1896年和1915—1916年两次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斗争。其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有约二百万亚美尼亚人被杀害。1920年的塞佛尔和约（Traite de Sevres）规定成立独立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后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②琴斯托霍瓦（Czeschtokowa），波兰地名。

③《隔墙花》（1981）和《激烈的周日》（1983）是法国著名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1932—1984）导演的两部反映情杀问题的电影。

④芬妮·阿尔丹（Fanny Ardant，1949—），法国著名影视演员。曾在电影《隔墙花》中扮演女主角，后成为导演特吕弗的女伴。

⑤布托城（Buto），埃及古城，位于亚历山大城以东95公里处。该城的保护女神瓦吉特（Wadjet）为一蟒蛇身躯的神灵。这里每年都要举行瓦吉特节，进行各种纪念保护女神的舞蹈表演。

⑥莫里斯·贝嘉（Maurice Bejart，1927—2007），法国裔瑞士舞蹈家，编舞者。原名“Maurice-Jean Berger”，因崇拜喜剧作家莫里哀，便借用莫里哀妻子的父姓“贝嘉”作为自己的笔名。

⑦克里斯托（Christo et Jeanne-Claude，1935—），一对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夫妻艺术家，丈夫来自保加利亚，妻子为法国人，现侨居美国。夫妻俩的艺术作品主要是短时间展出的巨型作品，即利用现有物品或自然风景进行人工点缀后的艺术作品。“克里斯托之墙”（1972）就是用13000米的尼龙布悬挂在科罗拉多的一个大峡谷中，形成所谓的“峡谷屏风”（Valley Curtain）。

⑧莫莱迪（Raymond Moretti，1931—2005），法国画家。曾经在巴黎西郊的拉德芳斯新区建筑物上创作过一些绘画作品。

⑨克勒茨堡（Kreuzberg），柏林的一个城区，曾经被柏林墙一分为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