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庚子年真的多灾多难吗？

　　来源 | 人民论坛新媒体（rmltwz）

　　关于“庚子年”，你是否也听过这样的“传说”

　　60年一遇的庚子年，是灾难之年

　　每逢庚子，必有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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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子鼠年，真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变局之下，你是否会相信预言？

　　人民论坛主播带你拨开现实迷雾

　　3分钟读懂关于庚子年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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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是农历庚子年，在过去的大半年里，人们经历着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除了新冠肺炎疫情，我们还见证了非洲蝗灾、澳洲大火、奥运会延期、美股四次熔断，世界经济在疫情阴霾下遭遇严重衰退。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大众心理，加剧了社会的焦虑情绪，同时也唤起了人们对于历史上与庚子年相关的记忆。

　　例如清道光庚子年（1840）的鸦片战争、清光绪庚子年（1900）的庚子事变及20世纪50、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的农历庚子年，即1960年。于是有关“庚子多灾”之类的言论在网上广为传播。

　　然而，庚子年在历史上真的如此多灾多难吗？

　　如果我们再从1840年往前追溯两个庚子年，也就是1780年（清乾隆四十五年）和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当时正处“康乾盛世”，并没有“大灾”“大疫”发生。

　　再往前追溯，1660年为清顺治十七年，1600年为明万历二十八年，也都没有出现全国性的灾难。

　　那么，“庚子多灾”的预言是怎样形成的？

　　这就需要先了解我国古代的纪年法。在近代引入公元纪年之前，我国古人习惯以干支纪年，并以“六十甲子”为一个周期循环，庚子年在其中位列第37，其中“庚”为十天干之一，“子”为十二地支之一。

　　此外，干支还曾与五行等概念相结合，被用来预测吉凶、占知未来等， 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干支在不同场合、不同月份所对应的吉凶情况各有不同，但其本身并无吉凶的意涵，有类于流传至今的“黄历”，每日宜忌各不相同，是古代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用干支来纪年的方式则大约始于西汉时期。到东汉以后，干支纪年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基于这些理论，此后一批预测干支年运势的民间图书应运而生。

　　如相传为唐代袁天罡、李淳风所作《推背图》，其中言及庚子年有谶语曰：“汉水茫茫，不统继统；南北不分，和衷和共。”颂曰：“水清终有竭，倒戈逢八月。海内竟无王，半凶还半吉。”展现出“半凶半吉”之象，明清之际的金圣叹在此批注道：“此象虽有元首出现，而一时未易平治，亦一乱也。”指出庚子年可能存在不祥的征兆。

　　而明代万民英所作《三命通会》论及干支生死属性时说“庚金生于巳而死于子”，指出庚金发展到“子”的状态趋于衰落，这就是所谓“金沉水底”。

　　形成于清代的谶书《地母经》，更是从农事的角度直言“庚子”将有大灾，其云“太岁庚子年，人民多暴卒。春夏水淹流，秋冬频饥渴。”描绘了农桑荒废、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凡此种种，都成为“庚子大坎”之类说法的某种历史渊源。

　　除了以上几种“庚子多灾”的预言，我们同时也能看到“庚子无灾”的说法。《吴医汇讲》刊刻于清乾隆年间，被认为是我国期刊出版物的雏形，其中收录有唐立三所作《申明三年中气候相乖化疫之说》一文，文中认为疫病“每发于阳年”（指干支中带有甲丙戊庚壬、子寅辰午申戌的年份），但庚子、庚午、庚寅、庚申、戊辰、戊戌这六年除外。

　　不论是“庚子多灾”还是“庚子无灾”的说法，实际上都体现了我国传统社会民众的认识，所预言的灾荒、兵祸是当时最为恐惧的景象，而预言的广泛传播，反映出百姓渴望掌握可能发生灾祸的信息，以期及时躲避求生的心态。对古代统治者来说也是一种警醒、警示，意在敦促其及时关注民生，安抚百姓。

　　“庚子”蕴藏了哪些集体记忆？

　　1900年是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导致中国陷入空前灾难，陷遭列强瓜分，而9.8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更是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庚子”成为中国人心目中具有标志性的历史符号，并影响至今。

　　相较而言，同为庚子年的1840年也极为重要。这一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由于林则徐“虎门销烟”是这场战争的导火索，因此不论是时人议论还是后世著作的叙述，大多都选择使用“鸦片战争”“鸦片之战”“鸦片肇衅”等表述，强调战争的诱因鸦片，而并未将该年的干支“庚子”与时局作特别的联想。

　　1960年的庚子年就更是如此。新中国实行公元纪年，干支纪年彻底退出了官方话语体系，因此在提及“三年困难时期”里的1960年时，也并未使用“庚子”之类的表述。

　　在近代以来各种形式的历史叙述当中，“庚子”成为1900年前后一系列事件的总称，与“国难”“赔款”等名词连称并举。

　　尤其在我国当代中学乃至大学的历史教育教学当中，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并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重大事件如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签订，都发生1900庚子年前后，这无疑强化了与“庚子”相关的沉痛历史记忆。

　　以上种种，都促使我国民众对“庚子”形成符号化的联想，也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关于“庚子年”的集体记忆。2020庚子年，新冠疫情发生、南方洪涝灾害侵袭，“庚子”与“灾难”再次相遇，自然激发了民众关于庚子年的伤痛记忆。

　　在追溯之下，1840、1900、1960等年的历史记忆又被发掘出来，“庚子多灾”之说重新被提起，这实际上是某种不安和焦虑情绪的集中反映。

　　那我们该如何理性认识“庚子预言”？

　　 “庚子”作为干支纪年之一，随着历史的发展也被赋予了相关的种种民间传说和习俗。

　　当代国人对于“庚子”及“庚子年”有着双重印象，一方面是民间社会根据我国传统干支、五行理论而推断出“庚子大坎”的说法；另一方面则是受到近代历史教育后产生的屈辱历史记忆。加之“子”为十二地支之魁，“子鼠”更是民间熟知的十二生肖之首，象征新一轮更替的开始，故而此年发生的事件似乎更容易引人关注。

　　而“庚子有灾”的讨论，甚至由于2008年（戊子年）出现南方雪灾、汶川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衍生出“鼠年多灾”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人们的精神焦虑、不安和混乱。

　　从客观上来讲，由“庚子”引发的一系列讨论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蕴，我们对此应该持有理性的认识。

　　就传统社会的“庚子预言”来看，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而这种忧患意识又促使人们保持清醒和理性，能够不畏艰难、自强不息、勇往直前。而各种自然灾害的存在、发展、消退也都是某种客观规律的反映。遭遇这些困苦和磨难，我们所能做的唯有勇于面对，积极应对，有效防范，奋力抗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