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韩必霁：读经勿失赤子之心 国学宜反思再践行

【导 言】

如何看待不断兴起的国学机构？少儿该不该读经以及如何读经？进入网络化、数字化、碎片化的人工智能时代，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应该如何进行？诸如此类问题，需要我们在“国学热”背景与语境之下进行“冷思考”。凤凰网国学频道就此专访了台湾高雄师范大学韩必霁教授，她强调：进入21世纪，国学复兴决不能自外于全球视域。国学的传承与传播，要具备全球视野，更应回归“少年中国”的生机盎然，除了体现在读经诵经，更需要“内化”与“践行”，尤其是少儿读经要回归童真童趣，保持天真浪漫的赤子之心，而“形”与“心”更好地结合将促进传统文化的“良性”传承与传播。我们更要思考如何使国学从学习层次到反思层次，最终到践行层次，即是以赤子之心及全球视域传承传播国学，创造世界他国他者对国学的“可欲性”，进而反思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互鉴互通的“可能性”。

台湾高雄师范大学韩必霁教授接受凤凰网国学频道专访

以下为访谈实录：

国学的传承与传播需“内化” 少儿读经勿失赤子之心

凤凰网国学：您如何看待少儿读经的现象？有何好的意见或建议？

韩必霁：近些年，大陆不断兴起国学院、国学营、禅学班、禅修营等国学机构，少儿学习传统文化、读经诵文的势头特别好，可用“载欣载奔”这个词来形容，我将之定义为21世纪传统中华文化的文艺复兴，而此文化的复兴，势必影响全球文化的汇通，甚至以中华文化引领全球文化可以“共时、共存、共享“的综效（synergy）契机。所以，我们要探究“如何传播”“传播什么”“让异文化的他国他者（others）发自内心的心悦诚服并愿意探索和理解中华文化”等问题，我们必须理解他国他者对中华文化的需求何在？倡议促进推动国学以及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跨文化交流与传播之新思维。朝着充满生气 (vividity) 、充满热望 (aspiration) 、充满创造力 (creativity) 与充满幻想(imagination) 的中华文化的文艺复兴方向前进。

少儿读经

目前文化创意产品也发展得如火如荼，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文创产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基底。我非常高兴看到大陆的文创做得这么好，值得注意的是，文创的最终落脚点是“创”，而“创”要懂得借取、承传及跨领域学习。我们不能只读《弟子规》《三字经》等，在台湾有一段时间主推这个。我想强调的是，光靠流利背诵而不践行，这是没用的。国学的传承与传播，不仅体现在读经背经，更重要的是“内化”，即向内吸收、消化与践行，这才是传播的根本以及文化的内核。

少儿读经不能仅停留在《弟子规》和《三字经》这类启蒙读物，而应从古文读起。古文并非简单机械化的三字言或整齐规范，反而更活泼更丰富，使人读完心生欢喜。我还记得小时候读的第一篇古文是沈复所写的《浮生六记》中的《儿时记趣》，读完之后印象特别深刻，甚至整个图像都可以呈现出来，还可以用表演的方式演绎。我觉得像这类文章就特别适合童蒙教育，比如文章提到把蚊子关在蚊帐里，然后喷烟进去，就有“夏蚊成雷，私拟作群鹤舞空”，好像是一群鹤在天空飞一样。丰富的想象力和饱满的童真童趣，让我深切感受到经典的无穷魅力。《儿时记趣》即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保有一颗纯真可爱的心，用美的角度、喜悦的态度来观看我们居住的社会，进而培养尊重生命、热爱生命的情怀。

《浮生六记》，沈复著

资料图

梁启超先生说得好:“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红日初升，其道大光。”（《少年中国说》）我们要从老成中国走到少年中国，什么叫“少年中国”？少年中国是充满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是一颗颗活泼泼的心。再者，还要有情绪的表达。学习传统文化，不能死记硬背或被规范化，我们也需情绪表达，我们的童心不可泯灭。中国人极富情感表达，但现在我们所看到、所惊叹的是特别会背诵的孩子，一方面反映了教育部门或家长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却堪忧孩子们丧失了童心童趣。

《孟子》

孟子讲“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孟子·离娄章句下》），如赤子般心地纯一无伪的人，才是大人。这就告诫我们：我们一定要怀有童心，怀有天真浪漫的赤子之心才是创新的源泉。假设10岁甚至更小的孩子，你教他背唐诗、读宋词，他们全部背诵出来甚至可以倒背如流，可是他背的样子让我们觉得好像很世故，很社会化或很老成，这就有悖传统文化“内化”的初衷。少年老成不是好事，少年就应该有少年的活泼，老年人才需要老成。如果少年就老成了，那我们的文化如何传承？我们要将文化传播到外界，推广给外国人。相反，外国人属于天真型的，像美国的文化才200多年，和我们的文化相比，简直是婴儿与老人。这样的老人和婴儿对话如何展开？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应该摒弃目前的语境或心境，用一颗赤子之心与外国人对话。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不管做什么都用一颗赤子之心，所以整个人非常放松。和中国人在一起我就会很拘束，注意举止整齐严肃。因为我是中国人，我要处理好这两种文化带给我的强烈冲击，以及在这两种文化差异中求同。其实，我在美国这种“天真浪漫”的心境和环境中，也推广了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他们也都听进去了，并且越来越喜欢并叹服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要让对方接纳我们，可欲性是第一位。我希望我们的孩子回归童心，希望他们是可爱的，而不是老成的。10岁就该有10岁的样子，10岁就做10岁的事情。比如会犯错，比如会闹情绪、会跌倒，会这样那样，这些都很正常，应该允许存在而不是过多斥责，更不能用成年人或老年人的方法去教育。

家长应该培养孩子的“自觉自然”，保持孩子本真的状态。对于孩子，我们需要正确引导并教化，这个过程绝不可缺失童心。我不反对孩子读经，也不反对熟识经典，恰恰我反对的是不能光有鲜亮表皮而不深入到文化肌理。在这个过程中，父母要与孩子共同成长，借助经典的力量去教化或“内化”孩子，这才是经典的价值体现。我还想强调“形”与“心”的问题，我们不仅要熟练经典，通过经典传统文化，通过“腹有诗书气自华”来修饰我们的“形”，更主要的是“修心”。正所谓“富润物，德润身”。

我们要让小孩活泼浪漫，充满爱，然后喜欢这个世界，而不是整天训斥或“规定”他们。父母给予孩子更多的是爱、赞许，要让孩子快乐成长、快乐读经，而不是少年老成。同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是有生命力的，要在不断的反思与践行中焕发其生命力，这才是国学推广该有的状态。

从学习到反思再到践行 传承国学要做到“知行合一”

凤凰网国学：台湾在传统文化推广和发展方面呈现什么样的态势？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韩必霁：台湾对传统文化的推广如何或者说过去呈现什么态势？我可以用我的例子来谈，在我的小学阶段，中华文化复兴是一件全民盛事，家庭社会学校都极为重视。比如学校就将传统文化全面落实到课程之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书法教育。8岁以后的孩子开始接受书法教育，具体落实到小楷与大楷（即唐楷）教育，同学们走近楷书，培养了兴趣，再慢慢走近其他书法如行书、篆书、隶书等研究。正因为有了楷书的入门，就很容易接近其他书体。

第二，古文方面，落实到中国文学鉴赏层面，当时我们要求熟悉并背诵60篇唐宋古文，全是经典之作。此外，我们也撷选了其他经典作品作为重要的文化基础教材，如《论语》及《孟子》的主要章节选篇，当然这些选篇都列入高考范围。基本上我们那一代学生到高中毕业以后，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训练水平和学识素养，而且还提升了古典文学及美学的鉴赏能力。

《论语》与《孟子》

第三，音乐教育，这是最重要的。过去我们的音乐教育将中西方优美的古典音乐或是近代的民歌进行整合汇编，比如我们经常传唱的经典歌曲，还有30年代作曲家、作词家创作的经典歌曲。那些歌曲非常优美，不仅有中国的美学思维，还有西方声韵声乐的基底。我发现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积极，三十年代的音乐家常常活跃于国际舞台，将中西方优秀的音乐甚至优秀的文化融汇在一起。当时这些经典也都列入学习教材。我们在推广自己的传统古典音乐时，也兼备西方的优秀文化元素。比如意大利经典民歌《桑塔露琪亚》，比如刘半农在1920年于英国伦敦大学留学期间所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是中国早期广为流传的重要诗篇。这些优美的歌曲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美学素养。

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多元的，我们不能只谈儒学而不谈其他文化元素，或将传统文化狭隘划分，这些都是非常极端的行为。我在台湾学习时，那时的教材编撰者都会刻意将美学相关内容放进去。事实上，将美学教育链接传统文化，会内化影响到我们的人文素养。往大处讲，文化素养源自哪里？文化素养如何传承、如何积累？往细处讲，人与人之间如何互动与交流？这些都是传统文化对个体的人文素养的渗透。换言之，我们在讲国学（或传统文化）时，最重要的是，应该思考如何使国学从广博的学习层次到审辨的反思层次，最终到人文素养的践行层次。

现在，我深深感受到《礼记·中庸》带给我的启发，《中庸》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5个方法非常重要，“博学”已经涵盖我们要广泛阅读的国学经典，事实上已经把中西方的学习法或教学法全部讲透了；“审问”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学我们自己的东西？中西方文化有何不同？我们自己会有一种对比，进而就会去思考、慎思，再到明辨，也就是现在西方人讲的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整个进行之后，最重要的就是笃行。换言之，如何在经典中“内化”省思继而找到所谓的价值和意义？而意义最后所建构出的就是践行的道路，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知行合一”。

《中庸》

什么是经典的“内化”？不光是嘴上读《三字经》或《弟子规》等就可以。我经常看到很多人推广国学的时候，仅仅是让孩子读经典，这是没问题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进入另一个层次，也就是他们在读这些文本的时候，我们要思考如何让他们践行与反思，我们最缺的就是这一环。只有反思才会进入哲学思考，如此传播才会变得有意义、有价值。

早在2000多年前，我们就已经进入到蓬勃的哲学思维时代。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人类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西方哲学家称之为“轴心时代”。东西方几大文明共同进入一个创造性思维意识集体迸发与进取的时代，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等一大批第一流的思想家几乎同时出现在东西方历史舞台上，共同承担了人类的首度思维大分工。

我们要思考几个问题：第一，什么是哲学的提问？就是我们到底是谁？我是谁？我是中国人吗？第二，我们的文化又是什么？我们了解我们的文化吗？这就是不断反思的过程。第三，国学又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定义出来的答案，事实上都不外乎我们5000年文化积累的精华。接着问，我们与现在他国他者的文化又有何不同？

轴心时代

西方文化贵分不贵合，中国人却喜欢同化和合。中国文化的最高层次就是“和合”(调和、协和)，这是钱宾四先生讲的。我们一直强调要“致中和”，那我们如何与他国他者“和”呢？也就是说，站在同一个地球，我们该如何思考人类的未来。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说是人口基数最大的民族，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有着举足轻重的文化大国的地位，但我们必须思考我们与他们有何异同？站在人性的立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爱与被爱，中国人讲互敬互爱，《论语》讲“仁者，爱人”。“仁”就是双人，爱是需要双方的，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基础，“仁爱”思想包涵三个不同的层次含义：“亲亲”“仁民”“爱物”。儒家的“仁爱”思想，对于当今世界及中国社会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人的生存困境问题、人的异化问题、和谐家庭的构建等问题，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仁

最后，我们要思考中国传统文化走到今日，甚至在西方称之后现代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与世界文化融汇，如何与世界文化保持相互依存的关系？我认为我们必须思考是否去创造一个中华文化的新文艺复兴，来一场传统文化的大复兴。

台湾过去虽然做得比较多，但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学生与西方接轨太深而没有反思，就会出现文化稀释的问题。我很感谢父祖辈坚持中华传统文化的家教家传，正是因为他们的坚持，使我虽然在异国生活十余年，仍然珍爱自己的文化。仔细想想，我们那时的课程是对的，现在台湾课纲已经完全变了，这会是一个隐忧。我过去一直亲近并学习中华文化，后来到美国求学虽然吸纳了西方文化，但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也不会忘记自己的文化。这份文化情怀始终如影随形，现在变得越来越喜欢自己的文化，想更亲近自己的文化，一旦深入进去，就会觉得浩瀚无边，更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这就是我对中华文化的态度。

文化需要养护和创新 中西文化交流要“盍各言尔志”

凤凰网国学：能否结合您个人的留美经历及实践，就传统文化在海外的推广和传播，以及中西文化互融互鉴分享您的感受。

韩必霁：国外的经历对我影响较大，从到美国求学到毕业，再到留美任教。这十几年海外经历让我感触颇深。事实上，这对我的生命也影响巨大。

为什么我现在又回归国学领域做研究与探索？

首先，研究中西文化，我们应该思考两个问题：一是可欲性；一是可能性。这是金耀基先生提出来的，这对我来说感触颇深。不是说我们要给人家什么，人家就一定会要。比如你端一杯热茶给对方，对方偏要喝咖啡，如何让他转成喝茶这就是个大问题。你对你端过去的东西要有非常深刻的了解，也就是说，一旦我们要介绍、发展甚至传播中华文化，必须要更深化对自己文化的理解。

金耀基先生

我们要创造可欲性，就像男女朋友交往，一开始我们要有吸引对方的能力，还要充分了解对方所需。我们需要以开放胸襟去了解他国他者，就要具备跨文化的理解，而不能只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传统文化的推广，切忌一直使用自己的语汇或语境来思考问题。再者，我们一定要用对方可接受的方法，进而站在对方的立场和可接受的情境模式下去推广，让对方接纳，创造出所谓的可欲性，从中为传统文化与国学复兴建构出“全球意义与使命”，提供解决21世纪人类丧失存在意义的思维方向。

创造可欲性，超越接受对象本身。让西方人深切感受到我们的文化。我们自己要深入了解，进而让别人来接纳。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共享共存，文化与文化之间要互通互鉴。除了具备共享性与共存性，我们还需要共识性。我们与他们共识地存在于这个地球，我们应该想到对方需要什么，但又不仅仅只局限于符合其所需，还要符合大家的需要。什么是中华文化？如果你问10个人都认为只是中国菜，那就有问题了。中华文化难道只有吃吗？我在美国的时候，经常纠正这些问题，因为我更愿意与他们分享传统文化中的生活美学与哲学，特别是庄子的哲学。

《庄子》

为了让文化能够长存，我们就要养护我们的文化。文化是一个有机体，需要被养护、被呵护。我们需要食物，文化也需要养护，而且我们还要有精进的方向，明确我们要往哪去养护。我们还要有文化的朋友，不能自外于世界而不与其他人交流。这个朋友不是单一的朋友，而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对话，我们要鼓励这样跨文化的对话，这才是精进的方向。跨文化对话没有对与错，所谓的对话，不是强压性说你必须要接受我这杯茶。换言之，他端来一杯咖啡，我端来一杯茶，我们互相喝一喝之后各抒己见。孔子讲“盍各言尔志”，就希望我们讲讲各自的想法。孔子是很开放的，“盍各言尔志”体现的就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别人的东西不要提前加以判断，不了解之前就判断会令人啼笑皆非。所以说，当我们只有理解西方文化之后，我们才能去判断它。同理，西方人因不理解而批判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啼笑皆非。这是中西方没有进行真正的实质性的对话所造成的弊端。

为了让文化能够长存，我们应该思考创新的方向。创新有几种方法：第一种是给予、承传；第二种是借用、移用，我们可以从国外或是从西方借用，然后与我们自己的文化汇合；第三种是跨领域学习，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思考，我们虽然在国学领域，但也应该从国学领域走出去，睁眼看世界，因为一个人一旦被某个领域局限了，或被某一种文化局限了之后，他就没法用开放的胸襟来面对世界，跨领域学习非常重要；第四种要有新的创新与发明。现在的文化创意产品就是一个载体，把文化浓缩在一个小小的产品里，这就体现了文化的推广。再者，我们要加强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以及对话。以上所说诸类，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希望文化能够承传，能够推广，最终能够践行。

我们现在也在推广数字人文（台湾称“数位人文”），通过新媒介载体的力量，让外国人快速了解中华文化，这就需要建构一个跨文化的平台，而不仅仅只有中文的平台，因为并非每个人都是汉学家。外国人无法理解的东西，我们如何用通俗易懂的方法让他们理解。比如他们想学太极拳，想学古琴，我们如何用我们的方式让他们理解，这就是文化传播需要思考的问题。每一个学习中华文化的人都是一颗种子，都可以去传播文化。不仅仅靠自己人传播，还需靠外人传播，需要借力使力。就像我们早期的留学生，走出去学了很多知识，回来后就会将其推广，如自由、民主等诸类就会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反之，他们来到中国，学习了我们的文化之后，回去也会推广。文化交流是互相的、互享的。

古琴

文化传播与推广需借力使力，我们也要训练一批西方的“种子”。我们首先要了解他们，要用开放的胸襟看他们，不要一看到他国他者就先打叉、贴标签。人有优劣之分，文化亦有精华糟粕之别，如何甄别是我们在文化推广过程中需要具备的能力。

文化是文创的基底 文创重在“创”

凤凰网国学：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化需求的增长，文化创意产业成为炙手可热的产业。您如何看待此现象？台湾那边的关注度如何？

韩必霁：前些年，台湾的文创也发展得如火如荼，特别是台北故宫的文创，比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朕知道了”胶带，创意又实用，和当下清宫戏又巧妙贴合，“朕知道了”胶带不仅在台湾民众内揽获超高人气，去台湾观光旅游的大陆游客也异常喜爱纷纷抢购。而这也只是台北故宫 2400多种文化创意产品的其中之一。对于文创产品的发展，台北故宫不仅专设艺术基金，更亲自为文创产品的出炉保驾护航。

但文创这个东西可能是“一刀两刃”，也就是说一方面它可以是一个载体，而这个载体就要看它所承载的文化含量有多少？设计这个文创的目标是什么？假设你只是为了牟利，而没有更高远的目标，那么文创最后它就会萎缩。文创一定是为文化而创，为艺术为美而创，并非为利益而创。文创与文化的关系是一种体用关系。要明确一点，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精神财富，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将抽象的文化资源赋予具体的产品中，给产品带来更多的内涵，在提升产品价值的同时，更有利于传承文化。

再者，文创产品还关乎设计者的文化底蕴，与设计者的国学训练有关，与美学熏陶及思维训练有关。鉴于文创产品不仅是内销，也会外传。所以我们还需要引进西方文化的元素，所以小小的文创产品，背后却是文化之间的融合。

目前台湾的课程与复兴中华文化存有脱钩现象，学生的文化素养下降。这是一个问题，这样一来也就影响到文创，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息息相关的，文创是否做得好取决于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是否有深刻的了解。建立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去设计一个产品，意义完全变味儿。我们的目标是将中华文化推向世界，这个目标很大，因此我们的使命会很大，这就回到了刚才一直在强调的价值观及意义建构的问题，我们不管做任何事，文化推广也好，文创设计也好，都应该建立在此基础上。

*作者韩必霁，普庆玲。本文系凤凰网国学频道独家专访稿，未经授权，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