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我的每一条路都要我自己开
澎湃新闻记者 钱雪儿
成为心理咨询师之前，张春涉足过各种不同的行当。她在厦门的一个村子里开过一家冰激凌店，设计过手机软件，给幼儿园里的孩子们上过课。而在她做过的所有事情里，她最想成为一个小说作家，但她暂时地绕过了这个梦想，忙碌于心理咨询，以及画画、捏泥、遛狗、看电影的日常里。
在《如何抑止女性写作》一书中，作者乔安娜·拉斯列举了历史上女性写作遇到重重的阻力，比如女性文学被贬低为“卧室文学”、女性作者很难找到女性前辈的行动指南等等。张春说，她发现书里面“那些抑止女性写作的方法，也强有力地抑止了我。”这种写作上的经验与更广泛的女性处境联系在一起。如今，作为心理咨询师，张春接待过大量的女性，她发现她们身处一种共同的困境：无论怎样都觉得不对。她把这种困境称为“女性抑郁”，那不是一种疾病症状，而是面对现实的心理感受。通过命名，张春让这些女性首先意识到它存在的合理性，在她看来，这是走出困境的第一步。
“所有我想要的，我都得自己做，”张春说，她喜欢自己捏娃娃，因为在市面上找不到她理想的娃娃，所以她决定自己做。这种个人的创造力也自然地延伸到了公共地带，面对现状，她一直在进行积极的公共表达，而这些表达也影响到了更多的女性。
命名一种女性的处境
澎湃新闻：之前你在一档播客节目里谈到了关于“女性主义的抑郁”，这种情况具体是怎样的？会给出怎样的对策？
张春：我称之为“女性抑郁”，它是这个性别普遍存在的一种抑郁的可能。不同学历、年龄、职业、婚恋状态、性取向的女性可能都会有一种共同感觉：即使我说不出具体的原因和事件，我都会感觉到不高兴。我把这种女性共同的情绪叫作“女性抑郁”。女性所遭受的这种痛苦是双向的：我要有钱，但是不能太有钱，我要事业成功，但好像太成功也不对。它是双重束缚，意味着你用两个逻辑来评价一件事情。对于男性来说，他不成功，就可以追求越成功越好。但是对女性来说，你在追求成功的时候会收到两个声音：第一，你应该成功，因为一个人就应该成功；但另一方面，你作为女人不能太成功、太漂亮，否则你就不是一个好女人，追求这种成功就会遭到惩罚。
我们首先要把这种双重束缚展示出来，给它一个命名，它就是一种现实的处境，这不是精神或者人格的问题。用这个命名给它一个合理性，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第二，这不是我一个人特别的、孤绝的问题，而是大家都有这个问题。这两点的呈现就已经很有帮助。除了在咨询室里一对一地认同和支持以外，我觉得公共表达更有效率，我也在这么做。对于这样的一个现实，一种处境，公共表达是更合适的一种方式，大家会形成互助的、共鸣的一个系统。
澎湃新闻：刚才说到这种女性抑郁首先是一个处境，而不是病，那是否在这种抑郁和所谓的抑郁症的定义之间是需要区分的？
张春：抑郁症作为医学上的一个定义，描述的是症状，是行为和状态。但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女性抑郁，它指的是一种处境下带来的一些反应，一些心理上的感受。我觉得这两个描述的不同方向的东西。在医学上描述症状，就要针对这个症状有相应的一些措施，比如用药、对神经递质传递方式的干预。女性抑郁是一种共通的体验，我们需要把这个体验讲述出来。它们作用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是不冲突的。
澎湃新闻：女性抑郁在心理咨询中是否很难找到范式或者谱系？作为咨询师，你的这种咨询治疗基于哪些参考和思考？
张春：我最初开始意识到我的工作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女性独特处境的困境的时候，我还蛮震惊的。在我之前接受的培训里，这一方面几乎没有可以参考的范式。罗杰斯的《个人形成论》可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里面的这种工作方式有一点相像，但我是先像这样开始工作，再看到这本书。我认为这里面最重要的范式在于，我（咨询师）认为你（当事人）今天这样的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是合理的。
它不同于精神分析理论所描述的标准的“好”的人，然后 从这个标准来说你现在有哪些问题，我们来修改这些问题，把你变成更好的人。我工作的方式是，我认为你是一个好的人，你走到今天，就意味着你已经具备了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一切了。对于你现在的痛苦，我们来寻找它们是怎么形成的，过去在你没有打算修改它之前，它们在你生活里起着怎样的作用？
比如讨好型人格，它在你童年生活里可能帮助你生存下来了，并不是你身上需要消灭的一个东西。在今天的生活里，你想要掌握一些新的人际关系的方式，也就是我们要在你的工具箱里再增加一些工具，而不是要把过去的那个消灭掉，变成一个新的人。
澎湃新闻：所以追溯这种困境，可能往往来自原生家庭的原因？
张春：应该说是来自生存的整个环境，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接收到的所有信息都在塑造我们，这种塑造是无孔不入的，有时候它就会让我们更加抑郁。比如看电影，那些性侵的镜头总是对着女人，一个受到伤害的女人却在被把玩的那种凝视下，你就会觉得自己很脆弱。这些信息都在塑造我们女性对于自己这个性别的感受。在意识到所有的这些驯化之前，我们对自己性别的感受都是不好的。比如小时候长辈和你说“来月经”，都得藏着掖着，我们的生殖器官和生理现象都是要被遮掩的，是一个禁忌，不可以宣之于口，但对于男性就不是这样。
找回自己的语言和利益
澎湃新闻：对于刚刚说的这种女性的羞耻感，现在的“发疯文学”是不是算一种应对的途径？
张春：我觉得发疯文学的出现是因为我们语言中有相当多的东西已经被剥夺了，比如说月经、子宫、阴道这些词，我们不能公开说，那我现在就决定公开地去说这些词语，发疯文学是找回自己语言的一种比较激烈也比较轻松的方式。
澎湃新闻：过去“疯女人”作为文艺作品里的一个意象，是把女性作为客体，然后被消极地评判，现在相当于主动地把它拿过来，作为自己的话语。
张春：是的。我之前在网上写过一个事情，我骑着车看到一个男人跟在一个女人后面，我就追上去问她，你认识他吗？然后这个男人就假装没有跟在后面，我又跟着走了一小段。然后我骑着车追上了那个男人，就像他刚才跟在那个女人后面一样，跟了他几百米。他一路不停回头看我，也就是他知道我在跟他，也就是他刚才确实在跟踪那个女孩子。
澎湃新闻：所以你在外面遇到类似的情况会经常去出手帮助？
张春：我如果碰到了，能反应到，我就会去做。
澎湃新闻：对于女性和女性主义内部的分裂，之前你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它和权力关系也有关，你现在是怎么认为的？
张春：这个分裂是永远的。性别不是一个天然的、牢固的同盟保证，权力的位置才是。可能我们都是弱者，所以我们要抱团，也可能你是强者，我是弱者，所以我要跟随你。如果我们误解性别是天然同盟的话，我就会缺乏一些应对的准备。
权力关系是天然的同盟，但它的组合有各种各样，权力关系本来就是不停流动的，我和谁同盟，是千变万化的。原来的盟友也可能成为来“捅”你的人。只要发生了利益冲突就会有背刺，有争斗。我们女人可能斗争经验是不够的——和世界范围内那么多的战争相比起来，女性内部的撕裂又算什么呢？归根结底，一个人就是一个军队，想要去争取利益，就会有冲突和输赢。冲突是永远会存在的，我们要做好思想、心理、理论和行动上的准备。想要为女性争取利益，首先要让所有女人团结一致，这个步骤就错了。想要争取利益，先顾好自己，有余力的时候去顾一顾你关心的人，有时是身边的一两个人，有时是路上遇到的人，有时候是全体女性。
最想做的是小说家
澎湃新闻：在你的散文集《一生里的某一刻》的序言里，写到最想做的事情其实是写小说，所以是怎样开始心理咨询这个生涯的？
张春：因为我写不出来小说（笑）。我的基本想法是，人最难办的就是自己该干的事，其次是不该干的事，最容易的是别人的事。我做心理咨询，首先这是一个糊口的办法，其次我想逃避写作，我就干一些别的事情，来逃避我真正想做的事。
澎湃新闻：但是你现在仍然在不停地写作？
张春：对，我在写作，但没有在写小说。
澎湃新闻：所以小说和其他写作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
张春：我对小说有一些畏惧。我在很长的时间里认为我的散文，我写自身的体验经历，是不够高级的。我觉得真正的文学只能是小说。《如何抑止女性写作》那本书完全符合我的这种心路历程，里面写到的那些抑止女性写作的方法，也强有力地抑制了我。我总觉得我得写点“高级的”。我猜想我被植入了“只有写小说才高级”这样的想法，同时我又抵抗这种想法，因为这是别人给我的看法？难道我写的东西真的没有价值吗？一方面，我心里有这样的疑问，另一方面，我又觉得我写的东西作为文学是不是不够格。这也是作为女性自己的一种双重束缚。
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在杂志《一个》上，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男人。我想要写女人的处境，但写出来又是以一个男人为主，写完之后我又陷入了这种束缚，这种挣扎和撕裂。我不想写男人，又不知道怎么写一个女人。我把它叫作搁置，同时我也还在做准备。
澎湃新闻：之前看到您经常在深夜标记豆瓣上的电影，你平时的日常是怎样的？
张春：我的工作时间是下午两点到晚上七点左右，回到家就是玩，看电影。我最近会看那些惊悚、悬疑、架空的电影，比如《恐怖游轮》，它是绝对虚构的，但是又很刺激。我需要从那种脑力活动里放松下来。我的工作内容是极其现实的，这种现实很重，有时候工作结束，我要在咨询室地板上躺一个小时再回家。我睡得很晚，早上要11点多起床，然后吃个午饭，遛遛狗，去上班。周末的时候我会画画，出去写生，玩黏土。
澎湃新闻：你平时还在进行艺术创作？
张春：我不会把它叫作艺术创作，我觉得这是我放松的一种方式，它也是一种创造。我的咨询工作很多时候就是把我自己和对面的人“归零”的一个过程，把我们还原到自然状态。那些旧的想法，比如“你必须结婚”“你必须要美丽”，我意识到它们不是我想要的，但当我把这些旧的庇护拆掉的时候，新的自我在哪里？这就有一个从零到一的过程。
我做这些娃娃，只是因为我在市面上找不到我想要的娃娃，我就只能自己做。这是我生活里一个最频繁的体会：所有我想要的，我都得自己做，没有现成的东西。我所有想要的东西都要我自己用手刨，我的每一条路都要我自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