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作家陆秋槎：为什么一定要从零开始？明明有这么多传统

被热心读者追着叫“姐姐”的旅日推理/科幻作家陆秋槎，上周刚刚带着他的新推理小说《悲悼》在上海做完新书分享会。

陆秋槎今年三十五岁，已在国内出版过四本长篇推理小说，日文版销量甚至高于国内。这是他的第五本长篇推理小说。陆秋槎以往的小说多为少女侦探和校园本格推理，因此有读者评论说，这两年作者努力将自己的领域拓展到科幻小说，今年又出版了这本冷硬派小说（hard-boiled fiction），都可以看出“变法”的决心。

不过，变中不变的是，这是一本继续以女性为主角的冷硬派侦探小说，讲述的是民国女侦探刘雅弦受命寻找失踪富家千金的故事。

在咖啡馆见到陆秋槎时，他扎着马尾，步履轻缓，眼神清澈，举手投足显得十分温婉柔和。“以前定义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已经不太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比如我和阿加莎一样，另一半都是考古学家，”陆秋槎说，“她需要到现场整理古物，还需要有观察能力，通过强大的逻辑梳理制作痕迹之间的联系，找出它代表的意义。这必须是六边形战士才能完成。”

“我的母亲也是内心强大的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和性别没有关系。” 陆秋槎说，“我喜欢内心强大的女性，我笔下的人物也是呈现这样的姿态。我也不认为男性需要配合变得软弱。两性间互相保持一种平等的姿态，我觉得是最好的。”

借着陆秋槎新作上市，澎湃新闻与他聊了聊女性侦探、冷硬派和科幻创作等话题。

女性侦探题材在国内市场小

澎湃新闻：请问你笔名的由来？

陆秋槎：陆秋槎原本只是我笔下的一个角色。笔名和角色名相同在推理界也是比较普遍的事情。之前这个名字常有人读错，有读成“搓”的，后来拜一个叫做《崩坏：星穹铁道》的游戏所赐，里面有个小型飞船叫星槎（chā），无意间普及了这个槎字，现在能读对我名字的读者终于多了起来（笑）。

澎湃新闻：陆秋槎这个角色是个女性，你的笔下女主角也基本都是女性，作为一个男性作家为何一直选择女性做主角呢？

陆秋槎：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当代的推理小说和科幻小说，尤其是推理小说，男性主角要多得多，我希望我的作品可以填补这一个空白。

二是因为我希望我的作品能跟我保持距离。比如说我是一个北方人，但我的故事基本都发生在南方，然后我本人是男性，但是我写的基本都是女性角色。这样我就能和我的角色保持一定的距离，可以认为是一种自我保护。

澎湃新闻：作家通常会面临表达自我和迎合市场的不同选择。你写书是哪种目的更多些？

陆秋槎：很多时候我的作品都是一种对经典的致敬，对于类型和传统的致敬。比如说某一些作品，某一个谱系的作品在中国毫无影响，但我觉得他们很不错，我就会想把这套东西带到中国来。

比如说这一次的女性私家侦探题材，它在欧美和日本市场都比较好，但是中国市场很小，我就希望能有一点开拓。就像唐僧取经一样，他不是去创造经文，而是把已有的经文带回来。

其实1980年代的美国侦探小说家苏·格拉夫顿（Sue Grafton）和莎拉·派瑞斯基（Sara Paretsky），以及日本推理小说家若竹七海，她们这些有点女性主义的女性私家侦探题材，在国内鲜有人知晓。她们的作品都在中国出版过，但是都卖得不好，没有引起真正的关注，也没有人知晓和传承。我非常推崇的英国推理小说家P.D.詹姆斯（P.D.James），她的小说《一份不适合女人的工作》中的女侦探科迪莉亚·格雷（Cordelia Gray）是《名侦探柯南》里灰原哀的原型。这本书2016年引进到国内，当时国内推理热已经基本结束了，女性讨论热潮还没有兴起，这本书生不逢时，没有引起反响。

如果一个作者，他写女性推理的时候，不去看这些历史上经典的女性推理的作品，那他就是要从零开始，发明一种他心目中的女性推理。很多时候我们都在从零开始，但是为什么一定要从零开始？明明有这么多传统。所以如果大家都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那么我来做，希望能以我的方式来介绍这个传统。如果说我这本书能够至少在小圈子里面让一些人注意到有这么一个传统，我觉得就可以了。

澎湃新闻：具体到你的新书《悲悼》，你是如何塑造刘雅弦这个女性角色的？

陆秋槎：这本书是我致敬冷硬派大师罗斯·麦克唐纳（Ross Macdonald）的长篇小说《入戏》（The Galton Case），刘雅弦这个名字也可以看作是麦克唐纳笔下的侦探Lew Archer的音译。

可能有些年轻读者会不太理解刘雅弦这个角色。国内的推理读者年龄层偏低，有很多学生，可能只有十几岁二十岁，而我作为一个三十几岁的作者，塑造年近三十的刘雅弦这个角色，虽然还算年轻，但她的经历已经很复杂。生逢乱世，她面对的社会环境很险恶，也在社会中经历过很多毒打，为了赢得雇主信任，为了以私家侦探的身份独立生存，她的脸上必须戴着一副冷硬的假面。但她内心其实是有柔软的一面的。我把她塑造成有一点点“不可靠叙述者”的感觉，她嘴上说自己只认钱，但她在行动上接济穷人。她面对有人惨死，也没掩饰住萌生的同情心。但是在平时，她要用无情和冷静来遮掩，否则她没有办法在这样的一个残酷的社会中活下去。

我们在未经历太多的时候往往都是直抒胸臆，表达真我，但在成长中直面了成人社会后，可能会越来越压抑自己，隐藏自己，渐渐戴上一副冷酷的假面。我希望现在不理解刘雅弦这个角色的读者，等他们到了刘雅弦的年纪时能够明白。只是很遗憾，很多人好像到了那个年纪也就不会再读小说了。

技术发展会让“冷硬派”消亡吗

澎湃新闻：难怪《悲悼》的扉页写着致敬罗斯·麦克唐纳。

陆秋槎：我一直就非常喜欢罗斯·麦克唐纳的书。我十几年前在写《元年春之祭》的时候是没有读过罗斯·麦克唐纳的，所以写出来的是一个有点二次元有点跳脱的那种风格。但是后来我在写《当且仅当雪是白的》的时候，我读了罗斯·麦克唐纳的几本书，然后大受震撼，就开始觉得可能我个人的审美或者说我个人的底色，更适合去写那种稍微沉郁一点的东西。然后我的写作风格就从简洁和跳脱渐渐走向沉郁顿挫。我早在2017年就想写一本书致敬罗斯·麦克唐纳的作品，因为罗斯·麦克唐纳在中国跟劳伦斯·布洛克（Lawrence Block）或者跟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比，显得非常没有人气，可能因为他引进得太晚。

澎湃新闻：把《悲悼》的背景设置在民国的考虑是什么？

陆秋槎：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法律不允许私家侦探（这个职业存在），所以不适合把背景放在现在。设定在民国时代的私家侦探更容易让读者信服。

第二点是因为现代科技发展是不适合冷硬派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推理，实地调查这件事情越来越不重要，现场这个东西越来越不重要。现在很多人肉的技术，看一张照片，通过眼睛里面反射出来的街景就推理出这个人是在哪里，但是在冷硬派的时代，他们找一个失踪的人，是一个一个人问的，是要亲自去调查的，是需要很多走访的。传统冷硬派的写法是适合的。

书里故事发生的地点设置在一个近乎架空的“省城”，但它的地理位置也是有迹可循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书里考证这座“省城”的原型，当然除了地理位置，大部分细节都是虚构的。虚构一个城市的传统，我也是受苏·格拉夫顿影响。她笔下最著名的女侦探金西·米尔虹（Kinsey Millhone）活跃的那个地方叫圣特雷莎，是她虚构的一个城市。我这个小说里面描述了一所学校叫圣德兰女校，德兰其实也就是特蕾莎的天主教的译法，其实这个细节就是在致敬苏·格拉夫顿。

澎湃新闻： 顺着冷硬派的话题走下去，你会不会觉得现代科技的发展对推理小说有毁灭性的打击？

陆秋槎：任何文学类型诞生的时候，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科技水平有关。柯南一开始是用大哥大，后来用翻盖手机，现在就用智能手机，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社会这几十年发展太快了。

日本有一个叫原尞的作者，他今年去世了，他笔下的侦探一直不用手机。他的最早作品在上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他的最后一本是2018年，其间时间跨度有30多年。他的最后一篇小说里，故事发生在2011年，但那个侦探还是坚持不用手机，到处找公用电话，读起来会让人觉得有点不合情理。但如果他不这样写的话，很多事情如果打个手机即可解决，又很难推进剧情。一个作者如果一直写同一个系列，这个系列里面的科技就会呈现出这个问题。

我们读阿加莎的小说，从她1920年第一本书，到她1976年去世，有50年的时间跨度，但我们不会觉得她后期的《长夜》和她初期的《斯泰尔斯庄园》里展现的社会环境差异很大。可是如果50年跨度放在1970年代到2020年代，科技变化就会大到简直难以想象。

我们刚才谈到冷硬派是不是要消亡的问题，其实我是觉得每一种文学类型都有它诞生的环境，对于中国现阶段来说，国人对这种类型文学的近代发展相对比较陌生，对在国外大热的罗斯·麦克唐纳等作家并不熟悉，对以女性侦探为主角的作品涉猎也较为有限。我觉得可以先把冷硬派侦探小说的传统方法原封不动的、原汁原味的引进到国内，先让大家去熟悉和了解，再慢慢消化，最后看怎样求新求变。

因为我常年旅居日本，也阅读和出版日文推理小说，我不仅可以接触到中国的推理作品和受欢迎的译作，也能接触到日本圈子里喜欢的和流行的推理作品。我会去观察哪些类型或作品在中国还未引进或尚属小众，把它带到国内来。

国内科幻发展跳过了很多东西

澎湃新闻：你的下一部长篇想写什么？

陆秋槎：我想写一本科幻推理。写一个近未来的故事，我还在搜集材料，还在构思一个近未来的城市应该是什么样的。主角还是会写一位女性，是一个女警，她可能大脑被植入了芯片，那种可以辅助思考、改善脑回路的功能芯片，这种芯片能够帮她进行自动推理。目前还在酝酿阶段。

澎湃新闻：下一部是同时结合了推理和科幻。我们知道你在日本发表过较多短篇科幻小说，你还在日本做过一个主题演讲，好像主题是“中国短篇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及其终结”？

陆秋槎：主要还是向日本科幻读者介绍中国的短篇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终结只是最后简单提了一两句。其实我觉得短篇科幻的黄金年代主要就是2000年前后那一段，大概以“四大天王（刘慈欣、王晋康、何夕、韩松）”的登场，特别是刘慈欣1999年出道之后开始，然后到大概从2005年、2006年开始，大量的科幻作家转去写长篇了，是因为当时钱莉芳的长篇小说《天意》卖得很好。于是在那个时代，突然一下长篇爆发，然后2006年就有了连载《三体》。从那个时候开始，包括刘慈欣这些中坚力量，包括像何夕这样一个很擅长写短篇的科幻作者，他也去写了长篇，写了本《天年》。很多科幻作家都开始转型，那个短篇的黄金时代可能就结束了。那个演讲的内容其实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现在大家更关注长篇，但是我觉得中短篇里面有很多奇思妙想，但是这些短篇国内引进的很少。我很喜欢的一个作者叫小詹姆斯·提普垂（James Tiptree, Jr.），是一个以中短篇见长的作者，在国内毫无人气，但在日本影响非常大。像我很喜欢的康妮·威利斯（Connie Willis），她就是国内出版的都是大长篇科幻，但是我更喜欢的是她的中短篇科幻小说。

澎湃新闻：日本科幻圈喜欢的作品是否和中国科幻圈有差异？

陆秋槎：我其实不是在中国写科幻出道的，我写科幻是在日本出道的，所以我其实在审美上面更多的是受日本科幻圈的影响。从大概1950年代开始到现在，日本的科幻没有断层过。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作者好像都是在国内并没有很有人气的，比如说像斯坦尼斯瓦夫·莱姆（Stanisław Lem）也好，格雷格·伊根（Greg Egan）也好，也都是近年才在国内突然爆红。

中国的科幻小说其实是从1990年代重新起步的。我们错过了60年代到80年代的科幻发展，跳过了新浪潮，跳过了女性主义科幻，跳过了赛博朋克，我们跳过了很多东西，然后1990年代这些科幻小说重新一股脑涌进来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自然选择，我们选择了科幻黄金时代1950年代，回到了阿瑟·克拉克（Arthur Charles Clarke）那些，而没有选择中间被跳过的那些。

澎湃新闻：既写科幻又写推理，你对这两种类型小说有何看法？

陆秋槎：我觉得它们都是一种知性的文体。我们一说到文学，很多人的印象会觉得是一种表达情感的抒情传统，但是科幻也好，推理也好，它都是一种非常知性的一个东西，它是挑战人类智力极限的一种感觉，所以确实很特别。

但是比起数学的纯理性，小说里面一定是夹杂很多情感的，比如说推理和破案的过程可能是很理性的，但是作案的动机又是一个非常感性的、出于人类情感的东西。科幻小说也是，比如说像最近像这几年很火的像刘慈欣的《流浪地球》，如果去读原著的话，它虽然也涉及到很多科学知识，如何把让地球离开轨道，如何利用引力弹弓飞出太阳系等，但是它也有很多人性的刻画。《三体》在这点上就更加明显了。

所以这两种文学都是在人类的理性和非理性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人就是一个在不停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摇摆的生物，而这类文学最能够表现出这种所谓人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