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李翊云：写作，你永远也找不到合适的词

编者按：《我该走了吗》是美国华裔女作家李翊云在国内出版的第一部小说，该书中文版日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作家李翊云出生于北京，1996年前往美国爱荷华大学攻读免疫学博士，1997年李翊云纯粹出于兴趣加入了一个社区写作培训班，结果发现自己很喜欢写作，于是放弃了免疫学专业，转而开始英文写作为业。今年51岁的她，已从事英文创作二十七年，著有五部长篇小说，三部短篇集，一部散文集。曾获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等多个重要奖项。目前，她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刘易斯艺术中心。

长居纽约的女作家钟娜也在尝试用英语写作，今年8月她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办公室专访了作家李翊云。本文为这次采访内容的一部分。

今年八月的一天，我跳上通往新泽西州的火车，去普林斯顿大学采访作家李翊云。目前，她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刘易斯艺术中心。下火车后，步行五分钟左右，可见到李翊云执教的创意写作项目所在的教学楼，按她邮件里的指示来说，那“是一栋很丑的方块混凝土大楼”。大楼对面的草坪上是普林斯顿校园的景观之一，圆明园十二兽首的仿制品。铜雕围成一圈，相对无言，偶有不同族裔的年轻面孔背着书包从其间穿过，如同一个隐喻。

自接触到李翊云的作品以来，我既被它吸引，也对它充满好奇。她对自我的关注从何而来？是什么让她笃信，日常的亲密关系比外部的惊涛骇浪更值得书写？如何理解她写作中自相矛盾的瞬间？对话在系办公室安静温暖的公共空间进行。李翊云在桌子的一角坐下，我按下录音键，采访开始。

李翊云和英语的关系

钟娜：你在2005 年出版首部短篇集 “a thousand years of prayers”（《千年敬祈》），自那以来你已经创作了三部短篇、五部长篇和一部散文集。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因为我学英语的那个时代，英语一直是带有全球性的、共识性的一种语言。但是你在你的散文 “to speak is blonder， but I venture”（暂译成《言出必失，但我仍愿尝试》）里，你提到英语是你的私人语言，你常常会忘记其他人也会说英文。我其实就很好奇，你现在还会有这种感觉吗？然后在用英文创作了将近 20 年的这个旅程里面，你和它的关系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

李翊云：现在有没有这个感觉？还是这样子，因为我大概讲中文要讲得慢一点。我觉得英文对我是两种，一个是在工作的时候，比如跟同事说话，或者教书的时候跟学生说话，那就是公共语言了。我讲的语言他们得听得懂，但是那只是我生活的一小部分，我生活一大部分主要就是坐在家里，我就是主要是坐在家里自己跟自己说话。我自己跟自己说话也是用英语，但是那时候就没有人听得见，就是自己说，所以就是没头没尾。当然不是说出来，就是在脑子里说，因为很多年写东西也其实是自己在跟自己说话，所以就习惯了。我觉得英语，有些英语有一部分的语言就是我自己的，就是我就是私人语言。OK，然后写出来了，大家看了不要紧，但是还是我自己跟自己的对话。

钟娜：你用这种角度来切入英语，然后用英语写作，你觉得在一开始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和困难吗？会不会有一种，你的私人语言的频率和大家的频率不容易那么搭起来的情况？

李翊云：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用什么语言就是取决于我在看什么书。比如我在看简·奥斯汀——17世纪的作品，那我的语言就会非常快地转变。我在散文集里写过，我们在爱尔兰旅行的时候，一个服务生的英语就有爱尔兰口音，他就用英语问我们要不要什么，我就回答了，就是一种用爱尔兰口音回答的。我的小孩子说，你真是很rude，你太没有礼貌了，听上去你像在嘲笑人家。其实我没有那个意思，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的头脑就是别人说什么，我就像回音似的，我就回出来那个声音了。看书是一样的，我要看到什么样的人，我的英语就会转化成那样的英语。所以可能我用的英语就跟比如在公共场合用的英语是不一样的，不过那也不要紧。

反对陈词滥调

钟娜：我觉得有一个小的主题贯穿了很多你的作品，就是对cliché的关注。cliché中文可以翻成陈词滥调，像在《我该走了吗》这本书里这个主人公莉娅，她是一位年长的女性，她在生命的尽头回顾自己的人生。她有三任丈夫，然后同时也有很多的子女，然后其中一个女儿是去世了，这样一位非常刚毅的女性，她同时也是对陈词滥调非常敏感的一个人。比如说，她会说我不喜欢打开新房的钥匙这种表达，因为锁只会把盗贼引上门。

我发现你经常会在小说里对陈词滥调进行挑战和改写，这个其实在你刚才所说的 where reasons end（《理性终结之处》）这本对话式的长篇小说里也是大量出现的。所以我觉得你在反对它的同时对陈词滥调也有很强烈的好奇心，而且它成为你语言创新的一个跳板。

李翊云：我觉得你问得很好，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我英语不是母语，所以这些东西并不在我血液里，对吧？就像咱们说中文就会讲一些成语，也不想这个成语的典故，就直接说了，对吧？因为我英语不是第一语言，我就会想，但是你一想就会觉得有很多东西都说不通，你就会想。

另外，我觉得我是对语言很敏感，一个词语是怎么来的，我总要去查字典。这个确实是成为我自己跟自己说话的原因。你比如说一句很俗套的话， water under bridge 对吧？你想是 What water？ What bridge？哈哈哈，谁发明的这个语言？你就一直挖到后面，发现莎士比亚说的，但是大家就用了也不想了。但是我就喜欢想一想。

钟娜：的确，就像有的时候我们现在突然想起一个成语，然后也会想，比如说买椟还珠，你就会想是以前是哪一个具体的人做了这么一件蠢事。

李翊云：所以我喜欢想这些事情，喜欢把它们再拿出来，再转一下，看看能转出什么新的东西来。

钟娜：对，其实某种程度上很像语言上的一种考古学。

李翊云：对，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你说得挺对的，因为这是我的兴趣，我的这些人物他们也就会获得这个兴趣。

钟娜：对，而且对于cliché，除了在语言方面，我觉得你还会对它讲述的人生的某种道理进行一些探索。像在《理性终结之处》里面，这个母亲的叙述者，她就说万一人生需要陈词滥调的救赎——“What if life must be saved by cliché”。你觉得陈词滥调对我们来说特殊在哪里？

李翊云：一种慰藉。比如一个人去世了，大家都会写一张卡片或者写个email，写封信，都是陈词滥调。因为There‘s no words， you can only say the old words。

我觉得这个慰藉是在于，陈词滥调虽然没有表达新的东西，但是他们提供了一个框架，给大家的想法提供一个最容易但是也是最结实的框架。所以我觉得Cliché has a point。

钟娜：是因为这种框架里有一种善意，一种保护。

李翊云：对，所以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不需要说新的话，在没有别的语言的情况下，你可以说cliché。但是你想的时候一定要想，我能不能不用这些陈词滥调去想。

钟娜：很有意思，最开始的时候你有提到，你经常会在自己脑袋里和自己对话，进行语言上的一些辩论。《我该走了吗》的主人公其实也是从你这里继承了自我争论的一种方式。我就在想，你的背景是免疫学嘛，然后当一个免疫系统出现问题之后，它也会进行自我攻击。我在想是不是就是这种左右互搏式的争论？你觉得你为什么会被它吸引？你从中得到的好处是什么？

李翊云：从中得到的好处就是 You never get bored。哈哈哈，总是很有意思，你总能想到更新的话题——并不是一个游戏，可能更像哲学一些，你永远达不到那个真理。你总是在不断地试。其实我以前做实验也是这样的，你永远达不到终点，你就是不断地试。进了一步，那你就再进下一步，越来越近，但是永远达不到这个东西。写作对我有意思，就是你永远也找不到合适的词。

钟娜：那你最后怎么判断这个地方结束了？

李翊云：我其实并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觉得完美主义者就是说肯定有一个完美的词，一个对的词，但我是差不多就行。我就总是写到觉得这已经是我在现有的能力之下写的最好的一句话，我就可以了，差不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