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张德斌
在玻璃镜于明末清初传入我国以前，铜镜是古人鉴容照面以正衣冠的主要工具。目前考古发掘的最早铜镜是青海省贵南县尕马台齐家文化墓地出土的七角星纹铜镜，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由此可知，铜镜伴随中国人走过了近4000年的历史，并以其极大的存世数量、丰富多彩的纹饰，构成了一个拥有广大爱好者的收藏门类。
前段时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了“镜里千秋——中国古代铜镜文化”展，从馆藏近万面铜镜中精选出200余件实物，向观众展示了中国古代铜镜的清晰发展脉络。
武士搏虎镜彰显尚武精神
虎是古人十分青睐的纹饰形象，在各类器物上多有体现，铜镜也不例外。铜镜上的虎纹饰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与其他器物上的虎纹饰既有相通之处，也有一些是铜镜所独有的，需要放在铜镜的具体用途与使用环境中加以考察。比如，女子对镜贴花黄，一些龙虎纹镜反映了夫妇和谐、子孙繁盛的愿望；男人揽镜自照，则希望看到更多健硕之美、阳刚之气，这在勇士搏虎纹镜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在镜中看见岁月流逝容颜衰老，于是通过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镜，寄托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的愿望，在某些情境下，它们又是人们祈求平安、辟除邪祟的重要载体……
许多铜镜纹饰中的不同老虎形象，对这些愿望都有所阐释，由此构成了铜镜虎文化这样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其中，带有武士搏虎纹饰的铜镜，非常特别。这类铜镜比较知名的有两枚，其中一枚目前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另一枚则由日本永青文库收藏，两者都是战国时期的文物。
国博展出的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武士斗兽纹铜镜
1975年，考古人员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发掘出土了一枚武士斗兽纹铜镜，后归国博收藏，本次“镜里千秋”展览上，这枚铜镜也得以展出。
此镜背部主纹饰为两名执盾、持剑武士分别与一只猛兽搏斗的场景，其中一名武士与猛兽正面相斗，另一名武士则在猛兽身后追击，猛兽作遁逃状。
有人根据猛兽身上的圆圈形斑纹等特征判断它是豹，笔者认为它应该是虎，理由有二：一是古代文献与文学作品中有大量刺虎、射虎、打虎的描写，比如卞庄刺虎、武松打虎、苏轼“亲射虎，看孙郎”等，而关于击杀豹的相关记载相比之下非常少；二是从文化延续性来看，后世铜镜上的猛兽类纹饰中，虎纹饰长期大量存在而且样式繁多，有龙虎纹、四神纹（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以及十二生肖中的虎纹，还有单虎纹、四虎纹、十二虎纹等，而豹纹饰铜镜则可以说几乎没有。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与虎作为“百兽之王”的文化传统有关。在古人心目中，虎比其他所有猛兽都凶猛得多，所以能打败甚至击杀老虎，才是勇气与力量的象征。此外，豹（主要是猎豹）在古人心目中温顺可亲的成分要远超凶猛可怖的色彩。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刘戊墓出土有石猎豹，颈部系有贝带，表明了豹的驯养性质。唐懿德太子墓壁画以及元朝刘贯道所绘《元世祖出猎图》中，都有豹的身影，不过它们的角色均类似于猎犬，与主人关系亲密，是帮助人捕猎而不是被捕猎的对象。很显然，武士与豹这样的动物进行搏斗的场景，多半不会刻画到铜镜上。
日本永青文库收藏的一枚金银错狩猎纹镜，据传出自洛阳金村大墓，也属战国之物。镜背主纹饰有六组，其中包括一组武士搏虎图，图中武士身披铠甲蹲踞马背，正挥剑刺虎，虎后腿直立，前爪挥舞，张开血盆大口，作暴跳欲扑状。画面动感十足，非常形象逼真。沈从文先生认为此图反映的正是“卞庄刺虎”故事，学界对于此图中猛兽为虎基本上没有异议。此镜纹饰中的虎，与云梦睡虎地所出武士斗兽纹铜镜上的猛兽，不论身形还是斑纹都极为相似。两枚铜镜上的有关纹饰，很可能是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叙述而已。
云梦睡虎地所出武士斗兽纹铜镜，明确出土于秦墓，一般认为它表现了商鞅变法后秦人形成的尚武精神。金村大墓出土的金银错狩猎纹镜，与前者所处时代相近，两者在这一精神上应是一脉相承的。这样的铜镜，可能是武士的随身携带之物。把搏虎的场景刻画到铜镜上，可以激励武士敢于战斗、勇于争胜的气魄与豪情。
在镜子上如此直观地展示尚武精神，是战国后期所独有的一种现象，在此之前没有，在其后也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
白虎铜镜寄托长寿愿望
在古代铜镜上，以武士搏虎图来传递尚武精神的毕竟只占少数，更多的虎纹饰，其文化涵义是以虎为神，并向虎祈求保护。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虎为祖先神，祈求虎的保护也就是祈求祖先庇佑；二是以虎（尤其是白虎）为神仙的使者，祈求它能助人成仙；三是认为虎能食鬼，所以用虎纹饰驱除邪祟。
目前考古发掘的最早虎纹饰铜镜出自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1957年出土。其中，1052号墓所出一枚虎纹铜镜（也有学者认为是阳燧，即利用日光取火的凹面铜镜），背面中心纹饰为两只栩栩如生的猛虎，四周有两条虺（huī）龙和四只鸷鸟图案。1612号墓出土的禽兽镜，背部纹饰为两虎、一鸟、一鹿，其中两虎隔镜钮相对，张嘴露齿，图案以单线条勾勒，笔画简单、古朴。这枚铜镜在“镜里千秋”展览上展出。
郭沫若先生曾经说过，商周青铜器上某些图形文字，“乃古代国族之名号，盖所谓‘图腾’之孑遗或转变也”。有学者认为，虢国墓地1052、1612号墓出土铜镜上的虎纹，是远古周族姬姓图腾崇拜的延续，是把虎视为祖先而祈求其护佑的一种表现形式。
白虎可以助人长寿乃至成仙，这种观念在东汉以后颇为流行，龙虎纹镜和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纹镜在东汉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主流，正是这一思潮的具体表现。
“镜里千秋”展览上，展出的多个铜镜刻画着白虎与神仙“同框”的场景，比如白虎天马神人画像镜上，铸有神仙、虎与马的形象，还有两组铭文，分别写着“白虎”“天马”；展出的另一枚东汉神人龙虎纹画像铜镜上，其中一个神人的身边铸有“西王母”三字。
国博展出的汉代“白虎天马”神人画像镜
在古代文献中，甚至连西王母以及其他神仙本身也具有虎的某些特征，如《山海经·大荒西经》称，“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邱，有神人面而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曹魏时学者张揖在《汉书·司马相如传》注中则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首。”
具有神性而且身为仙界使者的白虎，自然就具备了引导凡人升仙的超能力。洛阳西郊7052号东汉早期墓随葬一枚四神博局纹镜，镜缘内饰一周铭文，其中写到，“驾蜚龙兮乘浮云，白虎引兮上泰山，凤凰舞兮见神仙，保长命兮寿万年”，它对白虎所扮演的角色作了非常清晰的表述——保人长寿、导人成仙。“镜里千秋”展出的一枚“上大山”四神铜镜上铸有铭文“上大山，见神人，食玉英，饮醴泉”，表达的意思大致相同。
汉代“上大山”四神纹镜
虎纹铜镜还用以辟邪
虎能辟邪，这是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给虎贴上的另一个文化标签。“镜里千秋”展上有一枚王莽新朝时的“新有善铜”四神博局纹镜，纹饰上除了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之外，还有两组铭文，其中内区铭文是十二地支即十二生肖——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外区铭文则有“左龙右虎辟不羊（祥），朱鸟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等字眼，表达了人们祈求美好生活的心愿。
同时展出的另一枚“桼（qī）言”四神瑞兽博局纹鎏金铜镜，也是王莽新朝之物，1956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东郊十里堡，该镜上也铸有类似铭文：“桼言之纪从镜始，仓（苍）龙居左虎在右，辟去不羊（祥）宜古（贾）市，长保二亲利孙子，寿敝金石西王母。”
有类似纹饰与铭文的东汉至南北朝时期铜镜不胜枚举。概言之，都是将虎（包括“四神”中的白虎、十二生肖中的虎等）与辟不祥、保平安的愿望联系在一起。由于铜镜是古人朝夕相见、随身携带之物，而“四神”代表四方，十二地支则代表一天中的十二时辰、一年中的十二个月，两相结合，则给人以处处安顺、时时平安的心理暗示，对于帮助古人们达到内心宁定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虎可以辟邪的观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东汉至魏晋时期广泛流行。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称，“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
有意思的是，铜镜自古以来也被人们赋予辟邪的功能。东晋葛洪《抱朴子·登涉篇》称：“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镜九寸已上悬于背后，则老魅不敢近人，或有来试人者，则当顾视镜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者，顾镜中故如人形，若是鸟兽邪魅，则其形貌皆见镜中矣。”这也是传统文化中人们熟知的说法：铜镜能让鬼神现形。
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福建泉州湾发掘出土一艘宋代海船，船的龙骨两端接合处均挖有圆形“保寿孔”（又叫“压胜孔”），其中一些小圆孔内放置钱币，大圆孔中则放置着铜镜。铜镜和铜钱按“七星伴月”状排列，寓意引导海船平安航行，通过暗礁密布的“七星洋”而安然无恙。据造船厂老工人说，这是我国古代造船的一种传统习惯。
既然虎能食鬼、镜能识魅，那么把两者结合起来的虎纹铜镜自然具有辟邪、保平安的神奇功能，而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又是我国古代鬼怪思想最浓厚的时期。这大概就是铸刻虎纹与辟邪铭文的铜镜在这一时期大为流行的根本原因。
国博展出的隋唐时期“仙山并照”四神纹铜镜
值得注意的是，铜镜上的虎纹饰代表的祈求成仙这一文化内涵，主要存在于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政治日趋腐败黑暗、社会剧烈动荡，人民生活十分痛苦。隋唐以后，虽然铜镜上仍有四神、十二生肖等形象出现，但是其中虎所表示的意义已悄然转变。比如“镜里千秋”展上展出的一枚隋唐时期“仙山并照”四神纹铜镜，同样铸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但是铭文却与之前的大异其趣，写的是：“仙山并照，智水齐名。花朝艳采，月夜流明。龙盘五瑞，鸾舞双情。传闻仁寿，始验销兵。”这里基本没有了求仙思想，而代之以两情相悦、安定平和等更具有生活情趣的表达，并且基本上回归到了镜子作为鉴容照面工具的本来定位。这与隋唐终于结束了长达400年的分裂和持续战乱状态，实现了国家统一，而且人民生活总体上大为改善的社会背景是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