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丨非遗资源开发要尊重农民主体地位

我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为非遗保护传承创造了新机遇，经过岁月淬炼的乡村非遗正被人们重新认识，成为激活、振兴乡村的一股重要文化力量。8月25日至29日，第七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上，“非遗助力乡村振兴展”将中西部地区成果显著、带动作用强的46家非遗工坊“搬进”会场，受到观众青睐。乡村非遗保存与发展状况如何？如何推进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何使非遗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农民？本期对话邀请吕品田、谢亚平、赵罡三位业内专家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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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余瑶

谢亚平：农村是人与自然最直接对话的场地。基于农村地区生产生活的融合性特性，非遗与农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较为广泛地代表了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基本面貌。如四川省夹江县的竹纸制作技艺、传统的二十四节气等，前者是村民谋生或改善生活的技能，后者对中国农耕活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国务院于2006年起分五批对我国非遗进行了收录与分类，共体现为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十大类，这也基本囊括了农村的非遗类型。

赵罡：乡村是传统文化的天然载体，乡村非遗涵盖了非遗项目中的大部分内容，包含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尤其在传统工艺中，纺染织绣、服饰制作、编织扎制、雕刻塑造、家具建筑、金属加工、剪纸刻绘、陶瓷烧造、文房制作、漆器髹饰、印刷装裱、食品制作、中药炮制、器具制作等工艺门类多集中在乡村地区。

谢亚平：我国农村非遗项目的保存和发展是伴随着国家对非遗工作的整体推进统筹进行的。目前我国已经构建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认定各级代表性项目10万余项、各级代表性传承人9万多人，其中包括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5批1557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5批3062人。

吕品田：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上的振兴，它强调的是综合的发展，发展非遗高度吻合乡村振兴的战略诉求，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从创新层面说，非遗项目可激发乡村创业活力，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附加值，开辟农村产业发展新空间。从协调层面说，非遗项目有助于老少边穷等地区经济发展，也适合发展特色县域经济、特色小城镇，是拓展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方式；非遗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特色鲜明，具有积极的教化作用，还有利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从绿色层面说，非遗项目如手工艺，立足乡土、因地制宜、各具特色，可充分发挥地方自然和人文资源优势，适合开展文化旅游，加上产品具有较高文化附加值，是对资源的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从开放层面说，非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在中国乡村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将发挥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共享层面上，非遗项目倚重个人智慧、经验、才情、技能，不受性别、年龄等方面的局限，也不受集约化组织形式和资金投入的制约，是人人可以自主的生产力，能接纳最广大的闲散劳动力，有助于打破城乡、地区、行业分割和身份、性别歧视，维护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此外，通过业余手工艺制作，人们可以创造性地度过日益增多的闲暇时光，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完整人格养成。

吕品田：当前一大突出问题是非遗各类项发展不均衡。我国非遗十大类别，乡村都有涉及，但民俗、民间文学易被忽视，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衰落比较明显，手工艺因能直接产生物质形态，相对而言比较受重视。此外，目前非遗保护传承的生态环境尚需恢复。非遗十大类项彼此相依、紧密联系，人们的民俗观念淡漠后，整个非遗生态系统就受到了破坏，要知道很多非遗表演、手工艺活动都是在民俗活动中展开的。再者，老百姓开展非遗保护传承的内生动力不足，能动性、积极性不高，多靠政府在推动。

出现这些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前期对非遗的系统性、非遗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不够，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缺乏文化自信。在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高度重视城市建设，认为城市文明就是代表未来的现代化文明，这种长期的认识偏差导致乡村老百姓文化不自信，一切向城里看齐，城里的就是洋气的，乡村的就是陈旧过时的。今天我们强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要走一条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道路，我们要通过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调整。

谢亚平：乡村非遗保护传承面临三方面问题，一是新老交接，交流受阻，积极性难以调动。非遗有着限定性的原生环境、传承对象与传承媒介（语言或材料等），但随着上一辈传承主体老去，新一辈的年轻人成长环境与价值目标不同以往，语言不通、材料不识，对非遗资源缺乏认可，更难产生积极性。二是多方角逐，保护传承成名利。在非遗开发过程中，不同组织机构与权力主体纷纷介入，根据各方利益搭建发展平台，保护传承空有行动而不见效果，甚至在商业化、市场化下提供低劣的产品或服务，使得非遗项目污名化、利益化。三是渠道不通，非遗难变资源。有的非遗开发方法不行、模式不对，产品转化难度较大、渠道不通、销售受阻，严重打击了传承主体的积极性。

谢亚平：目前，我国共有各级代表性传承人9万多人，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非遗保护与传承体系，保障了传承人良好的生活与工作环境。为更好地激发传承人的积极性，在荣誉与社会地位方面，应该继续坚持国家、省、市、县四级传承人认定标准以及动态升降体系，促进传承人参与高校进修与职称评定，鼓励作为外聘导师与学校联合教学。在物质保障方面，既要给予津贴，还应积极引导传承人参与非遗创造，将资源转化为优质的产品或服务，促进品牌建设与知识产权保护。

吕品田：调动传承人的积极性，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尊重他们的主体地位。乡村文化的主体是农民、是老百姓，不是政府、专家学者，也不是城里那些以各种方式去助力乡村发展的人。传承人、农民应该是乡村文化的创造主体、欣赏主体与价值判断主体，一个非遗项目的好坏、要不要创新、应该用什么方式创新，应由农民自己去判断和决定，不能由政府、专家越俎代庖。某些被城里人认为“保守”“落后”的东西，其实在乡村依然有着广阔的市场，受农民喜爱欢迎。我们应该认识到，农村很多非遗项目并不是为远方市场服务的，而是为农民生产生活服务的，不能因为搞市场经济就把一切东西都绑到市场上去，那就改变了非遗原本关怀体贴一方水土一方人的价值属性。

吕品田：乡村资源并不缺乏，非遗在乡村本身有着资源优势，主要还是人才稀缺，但“人才稀缺”也还需要打个引号。乡村人才本来并不稀缺，主要因为城市化发展，很多优秀人才流向了城市。乡村文化的创造主体是农民，如何把在本乡本土成长起来、热爱家乡的那一批年轻人引回乡村，是将来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当然，利用城市的人才、创意、资金也是有必要的，在帮助乡村更好地与城市消费需求对接，拓展手工艺产品发展空间，提升戏剧、音乐等表演形式与城市的适应性等方面都能有所作为。

谢亚平：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乡村地区的市场体量与消费水平得到提升，但创造能力与技术水平依旧受到制约，将城市的人才、创意与资金向乡村引入，在互为资源、互相服务、互为市场的背景下，有利于激活市场并提供更高质量的文化产品与服务。

在创新渠道与方式上，首先要明确乡村非遗资源的开发价值和工作意义，优化基础设施配套，创造地方品牌效应。还需要学术支撑与企业助力，以学术活动激发智库力量，以企业打通资源与产品流动，前者为非遗的保护传承提供专业支撑、收录整理非遗内容，后者为衔接要素的介入做好准备。最后还需要传承主体的积极创造，以优质产品或服务吸引各类要素流入，给予市场信心。

谢亚平：非遗内容与形式的不同决定了开发、利用方式的差异，振兴乡村要注重文化资源的可持续以及文化环境的生态构建，将资源融入多样性的文化产品与空间中，在对非遗的二次创作中，要注重从体验消费到价值升级的转变，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与周边价值。

在非遗资源的现代化转化方面，涉及产业内容的可转化为文化产品、空间以及服务体验方式，提供个性化需求、定制化设计以及配套的服务理念与优化包装等，实现品牌化运营，举办非遗购物节，利用现代媒体、物流扩充渠道与对象，打通“最后一公里”，构建乡村旅游、消费新业态。涉及学术内容的，需要积极联合高校，创建在地工作坊，举办设计竞赛、学术论坛、非遗展览等，推出非遗传承代表，打造非遗文化节，让民众走近非遗、理解非遗、宣传非遗。

赵罡：在广泛探索与实践的基础上，非遗助力乡村振兴形成了几种主要模式。一是“非遗＋文创”，发掘民族传统工艺及地方物产，通过提高传统工艺产品的设计、制作水平和整体品质，借助合作社、企业、互联网等平台，将非遗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促进农民就业和增收。二是“非遗＋演艺”“非遗＋节庆”，依托民俗节庆、表演艺术等非遗展演与体验活动，发展民俗旅游和乡村观光产业，吸引人气和外来资源。三是“非遗＋旅游”，围绕乡村非遗特色，打造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推进业态融合，使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地渗透浸润到旅游景区之中，使景区以及整个旅游业更具文化底蕴。四是“非遗＋研学”，开展非遗体验、研学活动，让更多青少年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五是“非遗＋红色文化”，用非遗作品诠释红色精神，拓宽红色旅游新空间。

吕品田：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是活态的且与传承人紧密关联。非遗多由老百姓自发开展，其产业化开发应当谨慎，有的非遗类型并不适宜产业化发展。如民俗，它本就是一方水土一方人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通过老百姓依俗而为开展的习俗活动去造就当地文化特色，让人们去观赏，而不是参与其中将其变为表演性的挣钱渠道。要警惕商业化介入败坏良好的乡风民俗，有的旅游景区为了满足消费者的猎奇心理，将婚俗等活动变成一种亵渎性的表演，是必须加以禁止的。

有一些产业化探索是值得肯定的。像贵州省丹寨县宁航蜡染公司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运作形式，把当地妇女组织起来，并不预先设计产品样式，而是直接让妇女按照本地传统审美自由创作，这就使她们的产品始终保持鲜明强烈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销路很好。这种产业开发模式里，老百姓既是设计师又是制作者，完全主导自己的产品生产，公司则主要在文旅融合、市场推广等方面提供助力。

谢亚平：非遗的产业化开发利用就是将其作为资源接入当代的生产模式与消费体系中，要做到适度有序，就应该考虑如何建立一种共生关系，发挥各方的作用，包括官方机构、专家、学者严格把握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构建严格的知识产权与品牌营建意识，对规模较大、有影响力的非遗资源进行产业化利用，应该形成“申请—审核—授权—监督”的审批机制。

非遗资源作为一种文化内容，具有高度的开放性以及适用性，因而应该建立产权和品牌意识，规避无效利用，限制低效开发。如传统技艺、传统医药等，一旦出现劣质的内容、产品，将严重影响非遗的整体形象。另一方面，针对表现类的非遗资源，如传统音乐、舞蹈、戏剧以及曲艺等，应注意规避个体行为带来的道德、法律风险，防止形成“头牛效应”，促进产业和谐有序发展。

谢亚平：首先官方组织机构必须做好示范作用，积极协调各方，展现出责任感、公平性以及相互之间的信任。还要发挥物质与精神激励的不同效用，如针对企业给予政策、资金或场地支持，针对学者则协助资料、人员与设备等。此外，还需要明确规划与目标，既让非遗保护传承有规可依，也能够明确各方的最终收益，从而形成稳定协作。

农民的生活生存状态对于非遗的发展有着关键作用，无论是非遗产品开发或文化空间设计、服务体验等，都应该能够直接作用于农民的稳定收益，如产品生产、服务应该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空间设计应该为生态宜居创建基础。另外，农民群体应该参与到地方的非遗组织或开发机构中，拥有自身的话语权。

吕品田：当前很多企业按照大工业生产方式，将农民组织到工厂里，参照统一的设计方案进行制作，这就等于把农民放在工业流水线上，变成了工人。我认为，这种形式不是对非遗的保护传承，甚至将改变非遗的性质，造成严重的同质化。调动农民和企业积极性需要双方共同发力，企业要遵循非遗发展规律，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让农民在现代生产组织形态下继续保持作为创作者的艺术活力。

另外，还应该考虑形成新的合作机制，在工业生产中预留一些空间给传统手工艺去发挥。比如，原文化部曾在新疆哈密设立全国首个传统工艺工作站，鼓励当地妇女用哈密维吾尔族手工刺绣制作绣片装饰耳麦，如此，工业化生产的耳麦就具备了个性化风格，每一副耳麦都是独一无二的。走工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道路，在工业生产中可以有意识地利用乡土自然材料、传统技艺，推动工业产业链向乡村延伸，通过手工艺为工业产品进行“后处理”，使乡村也能获得工业发展的一部分红利，让更多农民受益。

吕品田：我们不能拿大工业生产的效益观、效率观来看待手工艺。手工艺是与劳动者紧密关联的生命化技术，它不可避免的“拖泥带水”，与大工业生产的高效率无法相比。但手工艺拥有高度个性化、高度差异化的错位优势，所以，手工艺千万不要与大工业生产的薄利多销模式竞争，要靠文化附加值、审美价值赢得市场。一件手工艺品与一件工业产品的性质不一样，我们看待工业产品多注重其实用价值，看待手工艺品则注重其地域特色、审美价值及其背后凝结的乡愁。从当前来看，手工艺产品已经属于一种文化产品，并非单纯的物质产品。

谢亚平：非遗产品是历史在当代的呈现，与现代产业模式相比，必然存在着一定差距。以景德镇为例，其作为传统单一手工业城市，在陶瓷的生产与出口规模上已经远不如佛山等沿海城市，但景德镇的艺术瓷以及相关教学、学术活动等依然占领着陶瓷领域的高位。特别是近些年来，市场对于传统手工艺的要求在实用基础上也增加了许多美感与文化要素，在物质相对满足的基础上，精神文化的追求愈显重要。所以，非遗手工艺品在当代市场竞争中，应该着重文化美感的创造，将品牌与文化的增值注入产品中，在艺术、设计力量的介入下，依托相关的展览、论坛等学术活动，将产品的价值点转向其中蕴含的精神性与文化性，走精、尖的高品质路线，发挥手工产品的独特价值意义。

赵罡：非遗融入时代、融入老百姓的生活，就变成了具有稀缺性、不可替代性和巨大潜力的“活的”资源。在科学技术不断创新的今天，市场消费需求分众化、个性化和时尚化日趋突显，非遗应与新时代的价值诉求相契合，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诉求，以品牌塑造和提升为动力，为非遗长久传承注入红利。

主持人：乡村非遗承载着悠久的中华农耕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共同的文化记忆。保护和传承好这些遗产，对于树立文化自信、推进农村全面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在保护传承中让乡村非遗“活起来”，展现独特文化魅力、焕发旺盛生命活力，更好赋能乡村振兴。感谢三位专家分享精彩观点！

监制：梁冰清 编辑：暴佳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