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安娜·恩里克斯（视觉中国/图）
一个看着恐怖小说、听着重金属摇滚和祖母的鬼怪故事长大的阿根廷女人，很难埋没于人群。黑衣红唇，若是去做客参加聚会，旁人端着酒杯热切讨论摆置的艺术品或室内设计的神来之笔，她顶着乱蓬蓬的卷发，半睁着宽而明显的双眼皮，眼神犀利又漫不经心，似乎只留意其间落单孤怨的游魂。
即便没叼着烟，人们也不难从她暗夜女王般的装束中觉察出桀骜不驯，仿佛能毫不费力地随时抽身，去佩德罗·阿莫多瓦的片场出演一个疯狂而残酷的角色。而稍加攀谈你便会发现这股朋克气息是如此表里如一。她曾在电视台的采访中不加遮拦地表示，你觉得我要做一个好妈妈，但其实我是一个荡妇。
她讨厌母性，抵触那些宣称做母亲是女性本能的说辞，并放言童年不一定全是温馨、美好，孩子身上同样也有邪恶、阴暗的一面。在玛丽安娜·恩里克斯的笔下，孩子们既不可爱也不暖心，整洁的洋装和彬彬有礼的素养在他们身上同样极度匮乏。
《脏男孩》里的主角，“又脏又臭，眉头总是紧锁着，说话的时候嗓音干涩嘶哑，经常感冒，有时候会和地铁里的流浪儿童或者宪法区的其他小男孩在一起抽烟”，“每天游荡在地铁里靠售卖圣人埃斯佩蒂多的像章换点钱，先把像章塞给乘客，然后伸出一只沾满油污的小手迅速地和乘客握一下手”；《掘出的天使》描述的对象是祖母幼时夭折的妹妹，拖着残缺的躯干重回人间……
这些短篇小说的发生地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了“满是幽灵的城市”，贫穷、肮脏、毒品、死亡，不过稀松日常。活人行走其间，也无异置身地狱。看故事的人不由分说接过作者的放大镜，仔细检视那些不堪的角落：早孕女孩被可卡因烟斗熏成黄色的手指、服务站布满绿色蝗虫的厕所、污秽的厕所门把上褐色的指纹、马桶里已经干硬的屎……
2022年10月，玛丽安娜·恩里克斯的短篇小说集《床上抽烟危险》中文版出版，译者周妤婕刚开始不太适应直译这些粗鲁的字眼，仍然选用“镶银”“瞳色”等词，希望能存留些许美感，形容一群没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子的欲望时，说的是“想尝一下床笫之欢”。与编辑多次沟通后，她意识到作者的原文风格简洁、节奏短促、用词简单，且主要描写的是中下层生活，应该更粗犷一些，因此最后还是老老实实地翻成“我想跟他搞一搞，上上床”。
在巴塞罗那自治大学读比较文学期间，周妤婕回忆玛丽安娜·恩里克斯这个名字几年前几乎席卷而来，在她周围的文学圈和学术圈掀起热潮。那段时间，“走在西班牙的校园里，你随时可能看到有人手里拿着一本她写的《火中遗物》。”当时她还在念硕士，研究的是拉丁美洲当代女性主义幻想文学，在以“幻想文学”为主题的会议中，很多同学都将恩里克斯作为分析对象；在上“女性谋杀”这门课程时，拉美籍导师也以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故事为案例——故事壮烈而残忍，写的是越来越多的阿根廷女子为了反抗焚烧她们的男性，选择将自己焚烧；课后她去学校资料室找这本书来看，迎面走来一位教授，看到封面后对她说，“写得真的很棒对不对。”
等到博士期间，她以《拉丁美洲当代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为论文课题，主动联系了出版社，试图了解国内为何会关注到这位当时在国际上还未获奖的作家，随后得到了恩里克斯在中国第二本短篇小说集《床上抽烟危险》的试译机会。这本最早于2009年面世的作品是恩里克斯的首部短篇小说集，相比往后的作品，惊悚元素在故事中的运用显得尤为单刀直入，不乏召灵等仪式。这些故事因死亡在生活中的持续存在或未解决的创伤而交叉在一起，其英文版于2021年出版，并于同年获得布克奖。在这本书中，玛丽安娜·恩里克斯用个人化的、激进的现代声音将传统的恐怖故事加以升华，通过12则亦真亦幻的故事探讨萦绕于现代都市日常生活中的恐惧与罪恶。
“阿根廷的军事独裁创造了许多刀下亡魂和怪力乱神”
不该出现的冒出来，本应存在的却消失了——这是恩里克斯小说里反复追问、捶打的主题。无从驱散的阴魂，与消失匿迹的活人，二者都天然带着诡异的成分，但若是仅仅将它们视作单纯追求感官刺激的“鬼故事”，未免又显得过于简单了。
巫术、荒宅固然可怖，但作者从不满足于装神弄鬼，促使她创作的初衷，在于人比破碎的鬼魂更残酷。玛丽安娜·恩里克斯如今正在写的小说依旧关于鬼魂，主题是反映1990-2000年阿根廷经济危机（她的青年时代恰好遇上这段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期）的伤痕文学。她曾对外剖析过自己创作的恐怖文学跟传统的有什么区别，“以前发生在古堡、荒原、废墟，现在则非常的近，更加入侵现实生活，身体和家就变成了恐怖发生的场所，社会的事件、整体的民族的创伤也会变成恐怖的一部分。”
她的成长过程几乎伴随了国家的苦痛。恩里克斯出生不久，阿根廷军政府于1976年实施国家恐怖主义，为了防止左派分子渗入阿根廷，发动了“肮脏战争”，大肆逮捕异见人士，甚至强行卖掉失踪者的子女，造成数万家庭妻离子散。
这场持续近十年的战争刚发生时，恩里克斯才3岁，虽然无法对当时的场景产生清晰的印记，但那种大环境政权更迭的动荡以及从周遭大人们身上感受到的紧张氛围却就此埋在了心中，难以消散。长大后她从课本中了解到了更多关于那段时期的记载，在拉普拉塔国立大学学习新闻和社会传播专业时，由于经常在当地看到很多流浪的孩子蜷缩在广场上，进一步形成了无法磨灭的印象。她几乎不写不快，在一篇名为《归来的孩子》的小说中直观地展现了这一事件，其中的女主人公是一名政府工作人员，负责维护和更新失踪儿童的档案。
翻译恩里克斯的作品时，周妤婕并没有感到害怕，反倒是从古老传说、魔法、召唤亡灵的仪式中看到了独特的力量感，因为她了解这些离奇情节背后都身负非常明确的政治指向，影射的是1970年代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发动政变的军人集团陆军司令）上台后，弥漫全国的白色恐怖，他们偷走异己家庭的婴儿，或直接将他们从飞机上扔下来、活埋、秘密处决，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一时间出现了大量的失踪者，他们的亲人则生活在追寻当中，对追索骸骨的执念、不分昼夜浮现的亡灵都是在指向这一时期政局和历史的遗留问题。
2022年10月，译者周妤婕在布拉格
恐惧是阿根廷难以忘记的精神创伤，很多作家无处宣泄愤懑情绪，便将“失踪者”的故事投射到了文学作品中。恩里克斯曾说，“阿根廷的军事独裁创造了许多刀下亡魂和怪力乱神，而那一阶段正是我的童年时期，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但也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在悬疑类别中，我处理这一时期的题材处理得最好。”
2019年11月，她出版了新的长篇小说《属于我们的夜晚》。这部小说的背景设置为20世纪80年代处于军政府独裁之下的阿根廷，主人公具有超自然能力。奇幻与现实交融仍然是这部小说的特色。
在盛产幻想文学的阿根廷，有人称她为科塔萨尔的接班人，对此译者周妤婕认为，深入读二者的文本，就会发现其实他们差别挺大，“科塔萨尔是在日常找奇情，比如我看热带鱼突然变成热带鱼在看我，突出的是奇思妙想，而恩里克斯的元素则重口很多。她跟博尔赫斯也截然不同，她的幻想故事里哥特意味很重，饱含恐怖小说那种剧烈、野蛮、黑暗的力量。17-18世纪的哥特文学往往发生在荒郊野外的宫殿、古堡、修道院、坟墓和鬼宅，恩里克斯将这些场景搬到了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都市，古老的恐惧如今在现代也能感受到，而且她不是为了纯粹吓人，我很欣赏她作品里的现实主义，书中的很多细节都有现实和历史因素可寻，甚至直接取材于作者真实的见闻和新闻头条。”
在一些采访中，恩里克斯常被问及小说创作与自己的记者经历有无关系，有些时候她会说关系不大，甚至会刻意拉开距离，把自己与笔下人物区分开（比如她故事中的主角常被设定为独居的单身女子，且总想逃离布宜诺斯艾利斯，但她本人并非游历型作家，和外国男友长期居住在她的出生地布宜诺斯艾利斯）；有时她又表示职业生涯对她确实有影响，阅读社会谋杀案件新闻，既是她的职业内容也是她的兴趣所在，与底层、血腥打交道的直观经验多少会在创作中有所体现。
《黑水之下》的故事里，警察把两个贫民窟男孩推入水中的桥段就改编自社会新闻，那片沉寂腐臭、藏污纳垢的黑水正是被污染的里亚丘埃洛河。她用分不清是新闻报道还是虚构想象的笔触写道，“南部的警察不保护居民，他们从来都是这样：杀害青少年，有时是因为粗暴执法，有时是因为有些孩子拒绝为他们办事——帮他们偷窃或者售卖扣押的毒品，或者背叛了他们。”
当现实的恐怖渗入小说，就像《火中遗物》的译者之一陈芷说的那样，恩里克斯笔下的文学世界犹如白日噩梦。年少时她便从斯蒂芬·金和H·P·洛夫克拉夫特等美国惊悚小说作家的经典作品中获得启发，开始自己的惊悚小说写作。几十年过去，她仍在思索，“南美的房子里会游荡着什么样的幽灵？我总是想要写些毛骨悚然的东西，但问题是要怎么写出拉美式的汗毛倒竖。”
19岁时，她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堕落最糟糕》，描写了困扰她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各种主题：青少年的焦虑、酒精、毒品、摇滚乐等等。2004年，她出版了第二部小说《如何彻底消失》，讲述了一个名叫马蒂亚斯的男孩的故事，他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下层社区，必须忍受父亲对他的性虐待，以及1990年代阿根廷经济危机造成的社会解体。
玛丽安娜·恩里克斯以一种暗黑、猎奇、惊悚的方式来呈现当代阿根廷或者说整个当代社会的种种疾病。从儿时的独裁记忆到初中时在舞厅跳舞被警察无故拖走带到监狱关了一夜，再到工作后接触到的各种社会问题，她知道这个社会是不安全的，在阿根廷的生活似乎充满了恐惧，这些恐惧蔓延至笔下，故事里也反复透露出对过往的恐惧、对如今阶级下沉的恐惧、对未来可能陷入贫穷的恐惧。
南京大学西语研究者张伟劼曾这样评价她的作品：“对于不太了解阿根廷的读者来说，读来大概是一种看惊悚片的感觉。对于稍稍了解阿根廷历史的读者来说，这是一本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只要那些雪球般的问题一天没有得到解决，恩里克斯的笔就不会停下。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孙凌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