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被称作如雨后春笋般生长的“一夜之城”。
繁忙的深港跨境货车线路，昭示着这座城市作为中国南大门与国际贸易的深刻连接。
星罗棋布的科技公司里藏着中国人的线上生活中枢。据说南山科技园区里365天灯火通明，从不停歇。
在全国人民进入梦乡的时候，只有深圳的滴滴数据响彻不停。即使台风肆虐也无法阻止深圳人上班的脚步。
快节奏促成深圳在单位土地面积上经济产出全国最高；快节奏甚至塑造了这座城市的性格。
然而，这几天深圳被按下“暂停键”，集体陷入前所未有的“慢生活”。
即使如此，但有的人，他们无法“暂停”，依然保持深圳人工作和生活的特性，他们是深圳人集体性格的切片，病毒也改变不了深圳。
2月份还在做社区流调员的大栗，这次被派到所在社区的工作站，给村中必须要出门的人开通行证、盖章。
大栗所在辖区，疫情并不像上下沙那么严峻，没有确诊病例，但有密接者。辖区里城中村多，流动人口很多，管控也不能松懈。
平日里，这里的小摊档宵夜生意火爆，食客都得坐到马路边上。
但如今，整条街空荡荡，偶尔会有几个出来定期“放风”的居民，在路上捡几颗木棉花。
封控的几天时间里，她在城中村的工作站见到了形形色色需要通行条出门的人。
以下是她的自述。
文 | 大栗
一路飞驰的骑手
3月14日，我被临时通知，帮所在辖区的城中村居民盖“出入证”，以便他们可以顺利往返工作地和住所。
一个满头大汗、发丝油腻的中年男子急冲冲地闯入社区工作站大堂。
“我要去给企业送酒精和消毒液！村口不让我进，我要盖章！”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印着“XX物流公司”的公章。
安全员伸手挡着他：“没看通知吗！所有业务线上办理，你们不可以进来的！”
“算了，都进来了，盖了就行。让你们其他同事整理好名单，统一微信发我们。”
透过防护的玻璃隔板，我戴着手套接过了他的身份证。同事眼疾手快地在那张身份证上喷了几下酒精。我一瞥，他竟是1969年出生的。
50多岁还在做骑手，也许是生计困难吧，但我还有几百个章要盖，无法抽空和他聊。
十五分钟后，我收到了中通某营业点从微信发来的盖章申请和身份证、住址信息。
9个身份证号码，只有1个90后，剩下的全是70后和80后，好几个都在40岁左右。住址，则全在城中村低矮的二三楼里。
从前，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骑手”故事，往往在强调这个群体的“年轻”。也许，这只是舆论的刻板印象。
他们的“真实年龄”，被隐藏在厚厚的头盔下。
我到门口透了口气。骑手们骑着小电驴在空荡荡的马路上一路飞驰，最后缩成一个个黄色、蓝色的小点，消失在地平线上。终于，他们可以在马路中央大大方方地骑行，不用躲闪。
有个骑手，大大咧咧地外放起了抖音神曲。那一刻，我猜测，他脸上的表情是舒展的。
有的骑手，则在餐饮店门前席地而坐。以前，他们有时会在店里的凳子里坐着等待商家，现在，他们却只能坐在花坛上，甚至坐在地上。
但这个城市应当有属于他们的位置。如果，深圳路上的休憩石凳能多一些，就好了。
打两份工的清洁工
附近物业公司打来的电话，要求给清洁工们统一盖章。如我所料，这批清洁工九成都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即便是疫情，清洁工们也得上班。我们平常看到的清洁工招聘，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月薪三千，月休四天。”
做这行的中老年人，没有“退休”可言。
由于大街上没有汽车，穿着橙色制服的清洁工们显得格外亮眼。簸箕里满满的红色木棉花，和他们的制服颜色很衬。
工作站的清洁工刘阿姨告诉我，疫情前，她一个人打两份工。白天给政府大楼做保洁，晚上到附近居民家做钟点工，一小时25元。因为疫情，她暂停了这份兼职，每个月也少了500元的收入。
从湖北来的陈阿姨在村口一条马路之隔的企业做保洁，一个人负责三层楼的廊道、厕所及电梯，每个月2900元，通常允诺的四天休息时间她都用来加班，多挣400元。
大栗每天为村民办理的通行证模板
3月14日，54岁的陈阿姨开到了通行证。第二天，当她出门到公司匆忙工作了一上午，却被主管告知，同事里有人是密接者，主管让她先回家，她不得不再次返回村中。她和儿子住在一起，租的房子在村里。
陈阿姨所在保洁公司的许多同事因为封控前一天下午回宿舍拿来了锅碗瓢盆以及被褥，在办公楼地下车库打地铺，用电饭煲煮米饭和面条，网上买菜度过一日三餐。
在深圳，保洁大部分只招女性，她们从全国各地来，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陈阿姨的同事绝大部分是四川人。
公司必须有人保证清洁，陈阿姨观察到，那天她去上班的时候，发现19、20两层楼的公司员工也都住在里面，都是年轻人，办公桌旁就是床铺或帐篷。
你不也在上班么？
坐我左边的同事，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女孩带着哭腔：“我想把电脑从公司拿回家。老板说每天早上8点50分就要在微信里打卡，我还要做图……我可以和物业说我去买菜吗？”
“你们小区不属于防范区，没那么严，只要按照物业要求做，可以出门的。不过，你要做好防护，顺便买几棵菜。”
我眼前浮现了一个画面：一个女孩，拎着厚厚的主机和几棵陪衬的西兰花，急冲冲地回家。
接线的同事皱着眉，扭头转向我：“你说，深圳人怎么非得上班？”
我笑了，“你不也在上班么。”
在附近卖麻辣小龙虾的老板娘主动来加了我的微信，让我给她店里的7个工人盖章。
我眼尖，一眼就瞅到了里面一张身份证，是个14岁的少年。
“你这……不会是童工吧？”
她连忙解释。原来，那张身份证，是她儿子。“天天在家里借上网课的名义，不是连麦打游戏就是刷视频，看到他都头大！让他去店里帮忙打包饭菜还好点，起码还能体验下生活！”
原来是个开店还得操持子女教育的母亲，是我误会了。
她告诉我，她原本的麻辣小龙虾，线上的外卖都暂停了。开厨房的原因，只是因为她要给被管控的工地做快餐盒饭。
我顿时对她肃然起敬。
“就当是给疫情作点贡献。本来，我也想休店几天。”
看来，热爱“搞钱”的深圳老板们，也有不那么想“搞钱”的时候。
但我还是没给她的儿子盖出入证，“过段时间再让他去体验打工吧，不差疫情这几天。”
做核酸也会“社死”？
从国土局派下来暂驻的“扫码员”，也让我帮忙盖出入证。
她是国土局某个部门的科员。因为疫情防控人手不足的关系，他们部门都调派去支援一线了。
在疫情防控这么多“工种”里，我做过电话流调、做过数据排查，做过上门核酸、秩序维持……唯独没有体验过的，就是在帐篷里的“扫码”。
“做这个感觉如何？”
“别提了。穿白色防护服实在是太热了，刚穿进去就开始冒汗，从头顶冒到脚趾头，比去健身房跑动感单车还见效。有时还容易中暑。扫码就也是个流水线式的工作，就是不断重复喊人名字、配对姓名、扫码这几个动作，喉咙都哑了，很枯燥。站几个小时也快累死了，全身酸。”
“有遇到麻烦的人吗？”
“有的人真的难搞。上次遇到一个大叔和他十多岁的儿子一起来排队。正好他排在十人组的最后一个，他儿子是下一组的第一个。大叔突然就炸毛，指着我们骂安排不合理，应该把他和他儿子安排在一组，浪费时间巴拉巴……”
“但有时也挺容易社死，居民的名字总是念错，生僻字不认识。还有的居民名字就起得很戏剧，有个叫黄尚的名字，念出他名字的时候，整条队伍都在爆笑。”
“不过，如果以后可以用机器人扫码核验就好了。干这个，总觉得自己像个工具人。”
坐我左边的同事，又收到一条求助短信。
“我是住XXX巷X号的XXX，是居家隔离的密接。我有很多慢性疾病，心情很压抑，血压也低。我想请你们帮我带一个开塞露，还有一点水果，可以吗？”
同事连忙到桌上拿了几个梨。
“我一会得去药店买开塞露，赶紧给她送过去，应该是便秘的老人家。”
“你还真的是大总管。”我调侃她。
借着买开塞露的契机，我顺便和她一块到村里遛。村委的工作人员有的坐在村头卡口，给来往的出入人员核对绿码，查看出入证。
守着村尾的工作人员，则显得有些落寞。他们要负责看守，防止有人从墙内爬出去。
大部分人都“安分守己”，工作人员只能坐在花坛上刷手机，或者是给路过的流浪狗喂口面包。
“坐在这边守着，我每天得带两个充电宝。再守下去，整条村的狗都要认识我了。”他跟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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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边码故事
编辑 | 吴展桥
校对 | 洪江